来源：《澎湃新闻网》 2020-09-10

詹安泰先生（1902-1967）

近来，我常写些有关唐诗的文字，往往想起了教我学习诗词的詹安泰教授。而不想则已，一想起来，却又五味杂陈。

我从小喜欢诵诗词，但孤陋寡闻，只知道词学大家陈洵曾在中山大学任教。等到考进了中大中文系，才知道该学科由詹安泰教授主持。能接手陈老先生教席的，岂是等闲之辈。我赶紧查阅资料，知道了詹老师也是一位词学权威。

早在1949年之前，詹老师就出版过《词学研究》，对词的创作体裁，从声韵、音律、调谱、起源、章句、修辞、意境、寄托等方面，作出理论性的分析。这与当时许多词家只着重注嵬集、注释的做法，大不一样。加上他经常发表高质量的词作，在学术界中，詹老师和夏承焘、唐圭璋、龙沐勋，有“四大词家”之誉，“北夏南詹”，成为词坛许多人的共识。这一来，我早就渴望着能见到詹老师，能听到他的讲授了。

那时，中大中文系的一年级上学期，便安排《中国文学史》的课程，任课老师正是詹安泰教授。上课时，詹老师多是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装，整洁朴素。他面容癯瘦，可是声音洪亮。一口带着潮州口音的普通话，说得抑扬顿挫。他讲解《诗经》时，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让同学们听得入迷。一些艰深难懂的诗句，经过他的讲解，便豁然开朗。更绝的是，他的板书，写得秀逸遒劲。下课时，我们往往不忍抹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幅美妙绝伦的书法作品。

詹老师一开始讲《诗经》，便把我们镇住了。当时的学界，流行着一种观念，认为《三颂》和《大雅》《小雅》多是出自贵族统治阶级的作品，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詹老师认为，“周颂”是祭歌，但它多是以民间的祭歌为蓝本，不能简单地否定。他特别不同意郭沫若对《良耜》的看法。通过严谨的考证，他作了全新的解释，雄辩地说明它确是一首生气勃勃的农歌。当年，郭沫若大名如雷贯耳，原来他对一些问题的判断，也只是一家之言，未必正确。詹老师这开头的一课，告诉了我们，在学术上可以挑战权威，作为大学生，在学术上应该学会独立思考。

在上世纪中叶，广州的冬天还是比较寒冷的，课室外边的草坪，早上还会残留薄薄的冰珠。这阶段，詹老师正好给我们讲授《离骚》，记得他换上黑绒长衫，围着颈巾，在讲台上来回走动，激昂地念诵诗句。当他讲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时，像是陶醉在诗人培育后进的欣喜中；讲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时，他紧皱双眉，仰起前额，用力拍打沾在衣上的粉笔灰，表情悲愤。下课后，同学们纷纷议论，都说詹老师讲授《离骚》的样子，有着屈原的影子。这几节课，詹老师情绪激昂，声情并茂，他讲授的内容和教学的态度，本身就是对我们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当年，我们每门课程都设有“课代表”，要直接向任课老师反馈同学们对教学的意见，或是转达老师对同学们学习的要求，或是主持“课堂讨论”，然后向老师汇报等等。这起着沟通作用的课代表，和任课老师的接触，自然较多。我对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很有兴趣，便被选为这门功课的“课代表”。谁知道，当上了这角色，“近水楼台先得月”，影响了我一生工作和研究的走向。

《詹安泰全集》（六册），詹安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7月版

一天下午，我没有课，便到詹老师家里拜访。在1952年，教授的家里都没有电话，学生往访，无法预约。但是，凡有事没事，迳直往访，老师们对不速之客，也从来不以为忤。

詹老师的家，就在康乐园西大球场的西北角。门前有以篱笆隔着的小院落，树影婆娑，显得特别幽雅。那天，詹家门口开着，我便推开篱笆，走了进去。只见詹老师端坐椅子上，脸容严肃，正在训斥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光头。这时候，我站在门边，走不是，不走也不是。正为难间，詹老师抬头瞥见了我，便招手让我进屋。那小孩也乘机一溜烟跑了。后来知道，他正是詹老师的小儿子叔夏。此后，我常在西大球场见到他。我也爱玩，便和他一起抓草蜢、拉单杠。又过了多少年，我和叔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大家也都还记得初见时的尴尬情景。

詹老师让我坐在他身旁，詹师母便用托盘端着几只小小的茶杯，放在桌上。詹老师把开水注入小茶壶中，均匀地斟到小杯里。杯子里茶色金黄，清香扑鼻。詹老师用两个指头拈起一杯，也示意我也拈一杯。我从未见过用如此细小的杯子喝茶的习惯，也从未喝过这样的茶，便像喝酒时干杯那样，一饮而尽。詹老师看到我的模样，笑了笑，告诉我，我们喝的是潮州的“工夫茶”，不宜牛饮，应该小口吮咂，细品茶的滋味。他又告诉我有关“功夫茶”的知识，例如用小茶壶，把茶均匀地斟在围成一圈的小杯上，这叫“关公巡城”；最后还有壶中余沥，点点滴滴，分别注入小杯里，这叫“韩信点兵”。我觉得十分有趣，觉得詹老师平易近人，进门时局促之情，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说着说着，话题转到学习方面，我告诉老师，同学们初进大学，大都不知道怎样看书。詹老师指着杯子说：“有些书，阅读时可以用像你平时喝茶的习惯，一古脑灌进嘴里，解解渴，就可以了。但有些重要的书，就要像喝‘功夫茶’那样，细细品味，反复领会，切忌囫囵吞枣。”这一番话，让我顿开茅塞。到现在，我还一直沿用詹老师教我的学习方法，把粗读和精读结合起来。这既可以读书较多，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又要集中精力，对有些书，则反复阅读，深入思考；还要围绕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找寻有关的书籍，竭泽而渔，从各方面加以参证，就像苏东坡说的，“八面来风”，聚于一穴，让知识牢牢地渗入自已的脑海里。

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詹老师从饮茶教导我读书的方法，让我一辈子受益。 

詹安泰先生书法

在詹老师客厅的书架上，堆满了一叠叠的线装书，我每次到他家里，总会拿起一两本随便翻翻。一天，他告诉我，他是下定决心，“三年不读线装书”。也就是说，他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大量地认真地研读政治和文艺理论著作。

当时，我不太理解，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怎能搁得下线装书？但仔细一想，明白了，像他那样长期从事文史工作学者来说，许多典籍早已烂熟于胸，暂时放下，不会发生太多的影响。倒是如何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的研究，改变“评点式”的鉴赏方法，这对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詹老师较早就认识到要提高理论水平，强化逻辑思维的能力的必要性，实在难能可贵。后来，他在校报上还公开了自己学习理论的决心和设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此，我对“文学理论”课的学习，也注意用功，努力克服只重视锻炼形象思维的倾向。

正是在重视理论学习的思想指导下，1953年，詹老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研究《诗经》的论文。当年，作为全国性的文学期刊，只有《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两种。《人民文学》从来只刊登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而它竟破天荒发表了詹老师的论文，这立刻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注意，在中大校园里，更是轰动一时。跟着，高教部又委托詹老师领衔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同学们知道了，也掀起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热潮。

其实，詹老师也非常注意对文献和作品的考证校笺。在早年，他已有《花外集笺注》《碧山词注》和《姜词笺解》等著述问世。在给我们上课时，他已开始撰写《离骚笺疏》一稿，汇集从王逸以来历代专家对《离骚》的注解，爬梳剔抉，从中阐释真微之义。与此同时，他撰写《屈原》一书，还发表了长篇论文《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论文以大量史料，论述“左徒”官职的发展，从而考证屈原政治地位的变化，进一步论述这对屈原创作的影响。这篇资料翔实，考证严密，并且具有理论深度的力作，受到了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的推崇。

在我入学之初，系主任便宣布，中文系是培养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不是培养作家的。因此，学习期间，不许创作文艺作品，否则被视为“偏废”，要受到批评。对此，我大惑不解。因为我们许多同学，都是怀着“作家梦”才来报考中文系的。而且，研究和创作并不矛盾，为什么就不准学习小说诗歌的创作了？我生性“反叛”，才不管系里那一套规定，有空就写写马雅可夫斯基体的新诗，有时还自鸣得意，吟诵一番。团支书当然对我提出批评，我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其实，也许当时的系主任不得不按照苏联的教学大纲，宣示一番，而他自己和詹安泰老师，不也在报刊上发表诗词作品吗？怎么学生偏偏就不准写了？因此，同学们“睬佢都傻”（广州话“懒得管他”的意思），在课余时间，往往都写写小说，写写情诗。

有一天下午，我拿着文学史课堂讨论的记录，到詹府交给老师。只见詹老师斜靠在摇椅上，闭着眼睛低声吟诵。我不敢打扰他，也不知道他咿咿呀呀，唱些什么？正听着，詹师母走了出来，对詹老师说：“天骥站着哩！”詹老师张开眼睛，看见了我，笑了起来，告诉我，他吟唱的是刚刚写就的一首词。我说：“您刚才用潮州话念吗？我听不懂，却觉得好听。”詹老师说：“你用广州话来读诗词，也是很好听的。”随即和我说起诗词有关平仄和词牌运用等问题。那学期，语言学家王力教授正好给我们上课，我一边听着詹老师的指点，一边联想听到王老师讲授的汉语知识，不禁豁然开朗。我听得入神，忘了要向他汇报有关课堂讨论的情况。詹老师也说得很兴奋，忽然问我，写过诗词没有？我回答，现在只写写新诗。不过，在念中学时，也学写过诗词。詹老师便让我读些旧作，给他听听。我有点不好意思，只好说：当时没有留稿。只记得在清明节上坟时，写过一首《点绛唇》，开头两句是：“野草离离，彤云尽掩山头翠。”

詹老师一听，把眼镜推到鼻尖瞅着我，好一会才对我说：“以后你多写些词，写了就拿给我看看。”我觉察到老师有认为孺子可教的情态，大喜过望。几十年过去了，但老师愿意栽培我所表现出来的眼神，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过了一段，我便拿着新写的《浪淘沙》一词，到詹府交给老师看。谁知他读了一半：“春篙送春舟，点散春愁，远山如黛试春妆，波逗春心花弄影，伴我春游。”便把眼镜拉下，一脸严肃，把词稿递回给我，对我说，写诗作词，要有真情实感，切忌为文造情。你这词，每句都有“春”字，自以为巧，却弄巧反拙，显得矫揉造作，找出他的一首新作，叫我坐到书桌旁边，一字一句地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写这首词？他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句子用这个字才稳妥？为什么采用这一韵脚等等。他把自己创作和修改的全过程，都告诉了我。又对我说，要多读些古人诗词，揣摩其意。创作时，却要跳出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打扮成古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感和现实的情况，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该歌颂就歌颂，该鞭挞就鞭挞。他又说，由于从旧社会过来，他自己写的词，往往使用寄托的技巧，现在看来，容易晦涩，在新社会，年轻人未必如此。我问詹老师，写诗也是这个道理么？他说，是的。至于近体诗，他认为陈寂老师和黄海章老师写得好。还告诉我，近日陈老师北上，写了一首七绝，其中有“行到洛阳近端己，洛阳春水碧于天”两句，既用典而又流畅，这就是好诗。

这一回，詹老师等于手把手，教我怎样写诗词，而且好些话是在课堂上是听不到的。其实，在大学，老师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往往比课堂听讲更为重要。詹老师把我的“作品”，结合他自己的创作体会，坦诚地告诫我、引导我，真如醍醐灌顶，让我心窍顿开。詹老师还鼓励我，说我才是一年级学生，年纪小，有基础，应不怕失败，再接再厉。临别时，他还把我送到篱笆旁边。

我刚想推开篱笆的小门，詹老师忽然站住，拉住我走到一边，低声说：“我教你一个读书的秘诀。”我赶忙听着。原来，他告诉我，看书或写作时，不必正襟危坐，而只要用一半的屁股，侧身坐着，这就永不会长痔疮。他又说，“男性如果终日坐着工作，最易患痔疮，这很麻烦。”我唯唯，却不禁“咭”的一声，笑了起来。詹老师却正色说，“这是经验！”到现在，我在工作时，一直依照詹老师教我的坐姿，也真的很有效果！

在返回宿舍的路上，我既惭愧，更感动，又觉得有趣。詹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深情爱护，不就和屈原所说“滋兰”“树蕙”的心意一样么？

詹老师很喜欢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很乐意听取不同的意见。一次，他和我们讨论温飞卿的《菩萨蛮》，说到了对“水晶帘里颇黎枕”等句的理解。他认为：水晶帘、颇黎枕、鸳鸯被，是作者描绘留宿的地方；而下句“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可以看出写是他和情人清早分别的情景；最后四句是：“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釵头上风。”这几句，语气很不联贯，较难理解。詹老师首先介绍了一些学者的主张，然后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是诗人写的是那女子头上两边，戴着鲜花美丽可爱的形象。我一听，大胆地提出不同的解读，我说：“不对吧！”詹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认为，这女子头上既戴着“人胜”，又插上玉钗，头的两边还插着香红的花，累赘得很。我看过唐代的一些壁画，女性怕不是这样打扮的。詹老师“嗯”了一声，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双鬓隔香红”，可能指诗人看见她的脸，隔着香红的花，在花丛中，目送情人的离去。詹老师沉吟了一会，点点头说：“有想法！”后来，我看他发表有关温词的鉴赏文章，也参考了我的意见，不禁暗自高兴，知道詹老师从善如流，也明白教学相长的道理。后来，我和研究生一起讨论，也特别喜欢学生们勇于提出和我不同的见解，我甚至有意挑起大家的争论。这一手，正是从詹老师那里学来的。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被安排从事古代戏曲科研教学工作，和詹老师接触的机会少了。到1957年，詹老师忽然被划为“右派分子”。我大惊，因为从未听过詹老师说过什么过激的话，怎么也算右派呢？当然，谁也不敢细问。同时，上头安排谁写批判文章，运动当头，都不敢不写，我也奉命写了，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下，多数人不明真相，被划为右派的詹老师，一下子变为“不可接触”的人。不过，在1959年，系里却发生一桩感人的事。

那时，被打为右派的教师，是不能任课的。但詹老师开讲的文学史课，却无人可代，只好作例外，有些学生，对此还颇有意见。系领导便给大家打招呼，并强调上下课时，不要向詹老师起立致意。不满者才勉强接受系里的安排。

当詹老师走上讲台时，班长自然没有发出“起立”的口令，但有些同学不知就里，按习惯自动站了起来。于是有人坐，有人站，场面十分尴尬。詹老师等大家安静了，才开始讲课。虽然，他戴着“帽子”，但学识精深，见解精辟，备课认真，同学听得入神，不知不觉到了下课的时间。詹老师收起了讲稿，然后说：“同学们，我正接受改造，以后上下课，请大家不要起立了！”说罢，他正想离开，谁想到，就在这时候，同学们倏然全体起立。詹老师一怔，赶紧欠身回礼，随即含泪离开。这一幕，虽然当时我没看到。但也知道，人性是复杂的，它会被扭曲，但并非良知尽泯。

那一段，气氛肃杀。有时在路上碰见詹老师，他总是低着头走。有时，我轻声向他打个招呼，他略一点头，便急急离去。后来情况有所缓和。每周六下午，教工们都要回到教学楼打扫卫生，詹老师自然也要参加。有一次，打扫快要结束，我瞅着没人，抓紧时机，轻声向詹老师表示歉意。刚说了几句，詹老师便急忙阻止：“别说，别说，我明白！当年批胡适，批俞平伯，我不是也要奉命发表批判文章么？”他那坦诚而豁达的态度，反让我说不下去，恧然无语。

“文革”开始后，詹老师深居不出。在路上偶然碰见叔夏，交谈几句，知道老师患了癌症。后来又传来他已经去世的消息。

到1978年冬，叔夏忽然拿着一大叠文稿找我。告诉我，“文革”时，詹老师忍痛烧毁了许多文稿。当时，他抢出一部份，用油纸包裹，藏进地洞里。如今取了出来，发现其中的宋代词史稿，只有北宋部分。叔夏说：“当年爸爸最器重您，您是否能续写南宋的词史，然后联名出版？”我一听，大惊，立即对他说：我完全没有达到能够续写的水平，若写了，真怕有辱先师的令名。我又告诉他，要续写南宋词史，应该找暨南大学的汤擎民先生。汤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他是詹老师的老学生兼好朋友。叔夏觉得我说得很对，便找汤老师去了。这书出版后，叔夏送交我一本，以作纪念。我翻看内容，原来，汤先生也没有续写南宋词的部份，只是把詹老师的原稿，作为单篇论文整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宋词散论》。

詹老师教过中学生，教过大学生和研究生，一生树蕙滋兰，育材无数。他的《詹安泰文集》，包括《宋词研究》《李璟李煜词校注》《离骚笺疏》《无庵词》等著作在内，不知影响了多少从事文史工作的学者。我心中一直明白，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仁，从来重视文献与理论相结合的学风，这学风的领路人，正是詹安泰教授。

到如今，詹老师离世己五十多年了。每当黄昏，我在校园散步，行近詹老师故居的位置时，往往会想起他对我的谆谆教导，想起他在讲坛上，吟诵“余既滋兰之九畹兮”那慷慨飞扬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