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日头条》 2023-01-10
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和观点：客家人、闽人和粤人、北方官话，都是汉族的一部分，都由古代汉人融合南方、北方土著少数民族而形成的， 客家话、闽语和粤语、北方官话都是古汉语的分支，都融合了少数民族语言成份，没有谁正宗、不正宗的区别。
转发下文，仅供学术参考。 学术归学术，民俗信仰归民俗信仰，就如同：上帝的归上帝，魔鬼的归魔鬼。 以学术干涉民俗信仰，攻击其它汉族群体，不是傻子，就是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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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9期）
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典型模式――“石壁现象”和“固始现象”透视
谢重光
一、客家先民与福佬先民中的少数民族成分
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是汉族在我国东南地区的重要支系。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1以讲客家方言为最显著特征，集中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主要包括江西的赣州各县，福建龙岩市的大部分和三明市的一部分，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韶关各县和潮州、揭阳、汕尾等地市的部分县份。福佬民系的形成时间略早于客家民系，以讲闽南话和作为闽南方言次方言的潮汕话为最显著特征，集中分布在福建东南沿海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福建泉州、漳州、厦门三市全部，龙岩小部分，广东汕头、潮州、揭阳、汕尾的大部分。
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都是由历史上陆续迁入闽粤赣边或闽粤交界沿海地区的汉族移民，与原先居住其地的闽粤土著及其他少数民族居民，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融合，最后互相同化而形成的。因此，在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中，都有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成分。
客家先民中的少数民族成分，实际上就是畲族先民。现在被称为客家大本营的闽粤赣边区，原来是畲族先民的主要聚居区。在历史文献中，他们有“峒蛮”、“峒獠”、“蛮”、“莫徭”、“蛋”、“苗人”、“瑶人”、“畲客”、“山都”、“木客”等等称谓，2与后来迁入该区域的汉族移民有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唐末黄连峒蛮2万人攻围汀州的事件，南宋绍定年间畲族领袖晏头陀领导的规模浩大、历时多年的畲民起义，是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其余零星的斗争冲突，则绵延不断，不胜枚举。南宋客家民系正式形成时，已有不少蛮獠完成了汉化过程，成为客家的一部分，但到元代畲族姓氏尚有数十个之多。3如今畲族姓氏除常见的盘、蓝、雷、钟四姓外，已寥寥无几。畲姓所以不断消失，原因就在于很多畲民汉化成为客家了。
即使是盘、蓝、雷、钟四姓畲族，也有一部分融入了客家民系。在宁化石壁客家公祠供奉的一百余姓客家祖先中，就有蓝、雷、钟三姓客家人，据有关族谱介绍，他们广泛分布于闽粤赣各地，与现已恢复畲族成份的上杭蓝、雷、钟三姓客家人有相同的来源；现居武平北部、长汀南部的蓝姓客家人，则与上杭蓝姓畲族同宗同族同祖坟。显然，这部分蓝、雷、钟姓客家人，历史上本是畲族，后来被客家同化，但仍保存若干畲族文化特点，只因政策操作上的某些不便，才未能恢复畲族成份。
福佬先民中的少数民族成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俚人和骆越。唐初以土著酋长身份担任循、潮二州总管的杨世略，就是俚人；4唐高宗时在岭表作乱最后被陈元光平定的土著，则属于南蛮、越、骆越。5这些俚、越族土著也可能是畲族先民。南宋时活动在潮州的“山斜”，“ 民”应即唐代粤东俚人、越人的后裔，在方言中，“斜”、“ ”、“畲”同音、同义，都是畲族的早期称谓。
宋末元初，畲、客两族人民联合抗元，在残酷的斗争中声气相通，生死与共，彼此结成深厚的友谊，也加速了互相融合和同化的进程。在这场殊死斗争中表现突出的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李志甫等都是畲族，事后其后裔都完成了汉化过程，有的成为客家，有的成为福佬。7另外，在这次改朝换代的大事变中，也有一些畲族首领站在元朝一边，如潮州的陈懿等陈氏五兄弟，曾领军击败文天祥，又以兵船资助元军，为元朝立了大功。日后他们家族也同化为潮州福佬人了。8而元末“啸聚梅塘，攻掠城邑”的畲族土豪陈满，后裔也加入了福佬人的行列。
总之，无论是客家人，还是福佬人，都有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成份，他们是在这两个民系形
成过程中汉族与土著少数民族长期既斗争又融合而汉化为汉人的。
二、“石壁现象”与“固始现象”
如上所述，客家民系与福佬民系的来源都是多元的，其中包含了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成份。然而，奇怪的是，根据族谱记载，客家人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宁化石壁入闽的中原汉人，福佬人绝大部分都是从光州固始来的中原汉人。这样的看法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作一番稍微详细的讨论。
先谈客家先民的迁徙是否一定要经由宁化石壁的问题。赣闽之间，自北而南纵贯着高峻的武夷山脉。其中比较低平的隘口，是古代赣闽人民往来的路径。客家先民中的汉族移民部分，一般是由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南迁，渡过波阳湖后，溯赣江至赣南，由赣南越过武夷山南段的隘口进入闽西；或者渡过波阳湖后直接向东，由赣东北越过武夷山北段的隘口进入闽北，再南迁至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大都是由闽西迁去的。因此，研究客家先民的迁徙是否一定要经由宁化石壁的问题，关键是看先民们由赣入闽是否一定要走宁化石壁西面的站岭隘路。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武夷山北段的闽赣通道主要有：１、今江西铅山与福建武夷山市之间的分水岭（又称分水关）；２、今江西广昌与福建建宁之间的甘家隘；３、今江西黎川与福建光泽之间的杉关。自汉至唐，赣闽之间人民及军队的来往走的大多是这几条通道。例如，汉武帝发兵消灭闽越国之役，汉兵四路进军，两路取海道，两路由陆地。其中一支陆路由江西波阳县出发，从今武夷山市的分水岭入闽。10另一支陆路由今江西宁都县与南丰县之间的梅岭出发，取东北方向入闽，所逾越的隘口要么是甘家隘，要么是杉关。11分水岭路、甘家隘路和杉关路，显然是汉代由赣入闽的重要通道。
南朝时期，闽赣之间有所谓“建安南道”。当时江西土豪周迪和福建土豪陈宝应之间来来往往，走的都是这条路；后来陈朝命章昭达加以讨伐，诏书命他“率缇骑五千，组甲二万，直渡邵武”。昭达奉诏“由建安南道渡岭”，“既克周迪，逾东兴岭，顿于建安”。12可见所谓“建安南道”，就是南城与邵武之间的东兴岭路，也就是现在的杉关。
部分客籍族谱载其先人先从江西到闽北各县，再从闽北迁入闽西。这部分客家先民大抵是从上述分水岭路、甘家隘路和杉关路诸隘口越武夷山入闽的。
至于武夷山的南段，赣闽之间的隘口也有多处。在宋代，这些隘口主要有如下几条：从长汀西至赣州瑞金县有新路岭，北至赣州瑞金县有黄竹岭，西北至赣州瑞金县有石脑岭；从宁化西至赣州石城县有张坑，西北至建昌军南丰县有车桥岭；从武平西至赣州安远县有大中山，西北至赣州会昌县有南瀑口北岭。13到了明清时期，武夷山南段赣闽之间的主要交通路径自南而北为：武平与会昌之间的火星岽，长汀与瑞金之间的桃源岽，宁化与石城之间的站岭隘。14与宋代比较，最常用的交通路径由分散趋于集中，隘口名称也有所变化，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变的，即：站岭隘并非武夷山南段沟通闽赣的唯一路径，它只是诸多隘口之一。
客家民系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唐宋，当时移民由赣入闽的途径如何？
首先看看汀州州县建置情况透露的信息。汀州旧领八县中，宁化县最先设立。史料显示，宁化建县的基础是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界、福州西界检括到3千多户避役百姓，因而把唐初设置的黄连峒升格为县。15这3千多户避役百姓，应是此前很长时期陆续迁徙来的移民的总和。
按南朝自梁末侯景之乱，各地土豪并举，朝廷的统治力量大减。其中割据东阳郡（治今浙江金华）的留异，割据临川郡（治今江西抚州）的周迪，割据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和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的陈宝应，互相结援，与新起的陈朝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们与官军拉锯作战的主要范围在今江西南城至福建光泽、邵武、建宁及其迤南一带，正是唐开元时所谓“潮州北界、福州西界”。他们都有一套笼络人心的办法，加上他们对百姓的征敛也可能比朝廷的横征暴敛轻一些，所以颇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例如周迪，史载自侯景之乱，“百姓皆弃本业，群聚为盗，唯迪所部，独不侵扰，并分给田畴，督其耕作。民下肆业，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余郡乏绝者，皆仰以取给⋯⋯临川人皆德之。”所以周迪为官军打败后，脱身逃至晋安，“明年秋，复越东兴岭，东兴、南城、永城县民，皆迪故人，复共应之。”16就是在周迪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逃匿于山穴中时，也还有十余人追随着他。陈宝应等也有相似情况。所以当这些“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相继败亡之后，原来依附他们的百姓，必有一部分人不愿当朝廷顺民而逃窜于僻远山谷间。至于在侯景之乱初起时就“皆弃本业，群聚为盗”的百姓，当然也还有相当一部分聚居于山洞之中，逃避新朝的征敛。宁化建县时检括到的3千余户避役百姓，有一部分应是上述两种人的后裔。
陈隋之际和隋唐之际，东南一带的土豪割据和农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其中隋末建安郡爆发了福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军众至3万人，攻入邵武县城，杀了建安郡守。17而在江西方面，有林士弘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以虔州为根据地，攻占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郡，后来又占有循、潮等州之地。18隋朝时宁化境域属于邵武，而邵武隶于抚州（即庐陵郡）；唐初先后属邵武、将乐，隶于福州，19所以恰好处在上述两次大起义的范围内，深受大起义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参加起义的群众逃亡到朝廷统治势力薄弱、日后被划为宁化境域的长山荒谷中，自是情理中事。他们在山谷中耕垦繁殖，其子孙应有一部分成为开元间在黄连峒被检括到的避役百姓。
如果上述推测不错，宁化赖以建县的3千多户避役百姓来自四面八方，仅就江西方面的来源而言，有赣东的临川等郡，也有赣南的南康等郡。他们由赣入闽的路径，来自赣东者应以著名的东兴岭路即杉关为主，同时也应有一部分人选择甘家隘路；只有来自赣南者可能以站岭隘路为主。
长汀县与汀州同时设立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其基础是从长汀光龙峒检责到数千避役百姓。这批避役百姓当然也有很多来自江西。他们自赣入闽的路线是否可能与上述逃至黄连峒者那样，先进入宁化，再折而南进至长汀呢？回答是否定的。古时移民，多半顺河谷而行。如果宁化建县之后又有大批移民进入宁化境内，一般应按九龙溪的走向前行，由此新设的州县也应是在九龙溪沿岸。而事实却是在另一水系的长汀溪沿岸置县设州，其时间又与设立宁化县极为接近，因而光龙峒的避役百姓由宁化转来的可能性极小。按长汀西接江西于都，长汀境内的桃源岽与于都之间有章水相连。如前所述，桃源岽正是长汀通江西的常走路径之一，故由江西逃至光龙峒的百姓大多应是溯章水越桃源进入长汀的。
汀州第三批设县的武平（上杭与武平同年设县，但情况比较复杂，另当别论），其地理位置既不在九龙溪流域，也不在长汀溪流域，而是在近邻赣南，紧埃着火星岽的汀州西南隅立县。据《临汀志》和康熙《宁化县志》，火星岽是武平通江西的主要途径。与长汀建县之移民主要不可能由宁化迁来同理，支持武平立县的移民之主体部分，也应是直接从赣南越火星岽迁来，而不可能是先进入宁化，再辗转迁至武平来的。接下来，再看看唐宋时期汀州发生的与江西有关的一些大事，分析当时赣闽人员往来的途径。
五代时汀州属于王闽政权，王闽政权与南唐政权时有战争。据《舆地纪胜》卷132“汀州•古迹”条载：“古城，五代王延政时于州西五十里筑城以防江南兵，今号古城。”可见南唐进攻王闽，是由长汀县西边的古城隘口进军汀州的。
南宋初年发生赣卒叛乱事件，为防叛卒进犯汀州，先后任郡守的黄公武、吴南老一再增修郡城正西秋成门，20说明江西军队向汀州进军，一般是由长汀正西的通路直接过来的。
南宋嘉定年间，江西有峒寇李元砺起兵造反，威胁到汀州的安全，于是郡守邹非熊修隘以备赣寇，名罗坑隘。据《临汀志•山川》所载，罗坑隘在新路岭上，位于长汀县西六十里，抵瑞金县，乃汀赣分界之所。这“新路岭，在县西六十里。峭险壁立，砂砾崎岖，行者病焉。岭背即隶江西，此乃天所以限闽中也。”而新路岭东偏的古城是汀州用以扼阻赣寇的要塞。21可见新路岭虽然艰险难行，却是汀赣往来必经之路，李元砺领导的江西峒寇攻打汀州走的是这条路，普通行者包括络绎不绝的移民走的也是这条路。罗坑隘、古城关之设，正说明从州城西行越新路岭通江西的路，是自古以来汀赣往来最常用最重要的路径。
南宋绍定三年，闽赣之交的汀州、赣州、吉州和建昌军等州军“蛮獠窃发”，起义军领袖为晏彪，人称晏头陀，以宁化潭飞石祭为“巢穴”，实即根据地。22根据这一条资料，略可推断义军往来赣闽主要走宁化正西邻接赣州石城县界的站岭隘路。23但是义军营寨分布甚广，如在连城就有七十二寨。沙县、顺昌、将乐、邵武等地也有义军的活动，24所以义军往来赣闽还是可以走其它路径，站岭隘路仍然不是义军由赣入闽的唯一通途。
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江西起兵勤王，收兵入汀州；其部将一军取宁都，一军取于都，分别自江西起兵至汀州与文天祥会合。25宁都在石城之西偏北，此军入汀州或许可取站岭隘道，再折而南趋州城；而于都在瑞金之西，这一军入汀自然以取长汀新路岭道为便捷。故尔文天祥所部江西勤王兵之入汀州，也是多途并举的。
总之，自古以来，由江西越过武夷山通福建的隘口有多处，我们从不同角度考察古代赣闽交往的具体史实，可以明确历史上—— — 特别是唐宋时期—— — 赣闽之间的人员往来是多途并进的。那种认为由赣入闽的移民都要或大部分要经由站岭隘先留居宁化再分迁各地的看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不客观的。
再来谈福佬先民是否都由光州固始迁来的问题。按福建人喜欢冒籍光州固始的现象，宋代即已盛行。当时福建各地的大族修谱、志墓，纷纷伪托祖宗自光州固始来。当时莆田籍的著名史学家郑樵、文学家方大琮就发现了这一敝俗，著文揭露了这种攀附伪托的恶习，并分析说：光州固始人王审知在唐末入闽建立了闽国，“以桑梓故，独优固始人，故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26说明这种敝俗的起因，在于羡慕帝王的荣耀，以及贪图取得帝王故里人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可惜的是，这种现象虽经有识者如郑樵、方大琮等的揭露抨击，仍相沿不替，且越演越烈，明末以降，连唐初就在闽南建立了赫赫功业的陈元光及其一部分部将的后裔，也不能免俗，将祖籍改为固始。其实，陈氏家族最迟不得晚于陈元光祖父那一代起已在粤东任官，此后陈家久居岭表，所以唐玄宗时人张文成的《朝野佥载》一书，称陈元光为（武）周岭南首领；他的郡望则是河东，见载于唐宪宗时著名谱牒学家林宝所编权威谱书《元和姓纂》。陈元光的部属，主要是在本地招募的土著丁壮。这些情况，在明嘉靖时编成的《龙溪县志》和《广东通志》都还得到正确的反映，万历之后漳州一带的私家谱牒和据谱牒而书的方志才改窜陈元光及一大部分部属的祖籍为光州固始。但因作伪者学识浅薄，在有关历史人物、职官、地理、避讳等方面漏洞百出，时时露出作伪的马脚，不能取信于人。27至于原系土著蛮獠，后来汉化汇入福佬人中的那些家族，他们世居闽粤赣边，而非南迁固始人后裔，更是不言而喻的。
总而言之，客家人并非都来自宁化石壁，福佬人也并非都出自光州固始。但是，客家人的族谱普遍记载本宗本族曾居住过宁化石壁，后来才播迁各地；福佬人的族谱大都祖述光州固始，甚至因此将福佬解为“河老”，说是祖宗由河南来，却又是无可回避的现象。这种有悖史实的现象，可姑名之为“石壁现象”和“固始现象”。
三、“石壁现象”与“固始现象”的实质
“石壁现象”与“固始现象”不是孤立的现象，有甚深的社会原因，蕴含着很复杂的文化意义。要解释这个问题，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而要用文化学的方法。首先必须看到，一种新民系的酝酿、形成，实质上是一种新文化的酝酿、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错居杂处在一起的多种族群、多种文化，彼此间进行了长期的饱含血泪的斗争。在斗争中，汉族是强势族群，汉族所代表的华夏文化是强势文化。闽越土著也好，南迁的盘瓠蛮也好，都是弱势族群，它们的文化都是弱势文化。斗争的结果，自然是南迁汉族同化了闽越土著与盘瓠蛮后裔，强势的文化同化了弱势的文化。上述客家人对于宁化石壁、福佬人对于光州固始、广府人对于南雄珠玑巷及许多北方人对于洪洞大槐树的追根认同，都是在与各自聚居地的土著民、南迁的盘瓠蛮及旁系汉人进行生存斗争的错综复杂环境中形成的。
这种斗争有力气之争，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化之争。由于中国长期的门第观念和中原正统观念的作用，居住中原而又出身名门大族的人，社会公认他们身份最高贵，地位最崇高，他们可以凭身份地位取得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以客家民系为例，在客家先民中汉人与土著蛮獠、先到汉人与后到汉人、同时来到的这部分汉人与另一部分汉人之间，为了争夺政治和经济利益，为了确立本宗本族的优势地位，都会有意无意运用门第观念和中原正统观念作为斗争的手段。
在客家先民中，确实有一批中原大族移民经由宁化石壁入闽，后来成了客家人。他们首先凭郡望、门第奠定了优势地位，成为令人钦羡和敬畏的大家族。其后，别的汉人家族为了自高身价，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不管先人是否来自中原，也不管先人是否经由站岭隘入闽，纷纷宣称本宗本族是经由宁化石壁入闽的中原大族。他们的办法是通过修谱、联谱来伪造假托，攀附名门。28久而久之，客家人中造成了中原移民入闽必定经由宁化石壁，不经宁化石壁者就不是来自中原的思维定势，并形成一种区域性的社会共识。最后，就连闽粤赣区域汉化较深的畲民，为了免遭社会歧视和压迫，不得不认同这一共识，声称本宗本族也是经由宁化石壁而来的中原移民后裔，并煞有介事地写进族谱中。
福佬民系的情况，则如上一节所述，是因为五代闽国及一大批将士来自光州固始，在社会上确立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势地位，所以自五代以降，先有一部分来自江淮的移民为了沾皇族桑梓的光，将祖籍地改为固始，后来并非来自江淮的汉族移民也冒称固始人，流风所被，最后连闽粤土著后裔也编造或改窜族谱，将祖宗伪托为固始人。归根一句话，客家人大都声称祖先曾经居住宁化石壁，福佬人皆言来自光州固始，与广府人追根南雄珠玑巷、北方汉人托始洪洞大槐树，以及整个中华民族自认炎黄子孙的现象一样，只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建构，也是汉文化从中原向周边传播和扩展的模式。汉民族就是通过这样的模式不断发展壮大的。
这里还有一个文化理念起了催化作用，那就是一元论的民族起源观点。
所谓一元论的民族起源观点，是认为全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推而广之，则认为全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宗教上的上帝创世说，人种学上的以非洲某一猿人为人类共祖说，都是一元论的民族起源观点的具体表现。汉族以女娲为创生创始之祖，或以黄帝、炎帝为始祖，自称炎黄子孙，也是一元论民族起源观点的一种表现。把一元论民族起源观点应用到民系起源问题上，必然会把本民系所有成员的来源集中到某一很具体的地点。至于这一具体地点的筛选，各民系各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因由。在这层意义上，宁化石壁、光州固始、南雄珠玑巷、洪洞大槐树、黄帝、炎帝都只是一个文化符号，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民系的图腾。当构成民族或民系的所有成员都自觉地崇奉某一公认的图腾时，这个民族或民系也就建构完成，或者说走向成熟了。
宁化石壁是客家人的图腾，光州固始是福佬人的图腾，这就是“石壁现象”和“固始现象”的本质。不同来源的族群汇聚到某一地域，错居杂处，由矛盾斗争到融合同化，最后各族群认同由某一汉族核心势力推出的理念，并把这一理念的物化形式作为图腾加以崇奉，这是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共同规律。客家人以宁化石壁为图腾而最后形成，福佬人以光州固始为图腾而走向成熟，这是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典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