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潮州+》 2022-11-01
海滨邹鲁 忠义潮州
谈到对潮州或潮州文化的总体看法，大家都会想起“海滨邹鲁”的称号，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儒雅的古代士子的形象。实际上，潮州文化也有慷慨激昂、血性果敢的内容，那就是忠于家国的忠义文化。要强调的是，忠义文化与“海滨邹鲁”并非对立的两面，忠义文化也是“海滨邹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古城义安路的双忠庙
壹 潮州的忠义文化具象体现
在中国文化史上，“忠义”通常有两种内涵，一种强调“忠”，主要是忠于国家，往往特指那些在王朝（国家）危难之际不畏生死许身与国的英雄。一种强调“义”，突出朋友情谊，如文学话本中的关羽以及水浒人物等。今天我们讲的忠义指的就是那些精忠报国的英雄。
潮州存在忠义文化吗？潮州人尊崇忠义英雄吗？事实上，早在一千多年前，忠义便进入了潮人的精神世界，并成为其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延续至今。下面仅以庙祠、墓园、碑刻等现存文化遗迹为例说明。根据文献记载，潮人最早尊崇的忠义英雄是双忠公——唐安史之乱时睢阳（今河南商丘）守臣张巡、许远。安史之乱平定后，唐肃宗下诏在睢阳立庙祭祀双忠公，是为双忠祖庙。
潮州对双忠的尊祀始于宋代。相传北宋熙宁年间，潮阳军校钟英受命入贡京师，道经睢阳，夜宿祖庙，获神示乃携双忠神像归乡。起初寄祀于佛寺之中，至元皇庆元年（1312）始建专庙，称灵威庙（今潮阳棉城东山），后改称双忠祠。明嘉靖年间，因倭寇围城，拜祭不便，于城内建双忠行祠（今潮阳棉城中山中路）。清代，以双祠为中心，“双忠”文化向整个潮汕传播，潮州、揭阳、惠来、饶平等地相继兴建多间双忠公庙。
潮州西湖文山亭内的文天祥《沁园春·留题张许庙》词碑刻（资料图片）
韩文公祠左侧陆公祠遗址“孤忠大节”题刻及《宋陆丞相祠碑文（资料图片）
潮人尊崇的忠义英雄还有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人中，最先获得潮人奉祀的是陆秀夫。据说二王行朝时期，陆秀夫与陈宜中不合，谪潮数载，母卒无法归葬。厓山海战，秀夫蹈海而亡。元至元十七年（1280），潮州路总管丁聚择地南澳青澳海边，将陆秀夫母及次子九郎合葬于一处，称“陆秀夫墓”。此墓俯瞰大洋，直通南海，岂非寓意英雄魂兮归来家人团圆。明正德年间，时任潮州知府张景阳在潮州东郊韩江水滨，正式建成有石人、石马、石牌坊，具有一定规模的“衣冠墓”（今迁至磷溪英山村，并扩建为“陆秀夫陵园”）。另，今韩山师范学院西区仍保存有民国时所立纪念陆秀夫的汝平亭碑刻，包括两块“孤忠大节”及一块“宋陆丞相祠碑文”碑石。
宋末三杰中，文天祥忠义之名最著，获国家崇祀亦最早，但或许是文天祥在潮期间曾多次平定地方“叛乱”，得罪了一些地方豪族，潮人对文天祥的奉祀稍晚。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潮州路总管王翰派人到潮阳双忠祠致祭，并将文天祥《沁园春·题潮阳双忠庙》易名为“谒张许庙祠”，同时广印石本以为流传，弘扬文天祥忠君爱国情操。明弘治年间，江门厓山大忠祠落成，并列入朝廷祀典。受此激励，潮人于双忠祠左侧续建大忠祠。起初单祀文天祥，后增祀陆、张。明后期，因文天祥曾于潮阳海门登莲花峰望帝舟而不见，于其地建忠贤祠（今莲花峰景区内），祭祀文天祥和同样抗元不仕在莲花峰结庐而居的理学家潮阳人张鲁庵。而在文天祥就擒的海丰五坡岭，明正德年间亦建有方饭亭和表忠祠（今文天祥公园内），主祀文天祥及督府众将。
金山上的马发墓
除此以外，潮人崇祀的宋季忠义英雄尚有主持潮州城保卫战的马发、民间义军首领畲民许夫人（许大娘）、陈吊眼以及送郎出征的陈壁娘等，相关文化遗存则有马发墓（金山古松）、忠节坊、许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吊王寨、“辞郎洲”等，不一一展开。
贰 潮州忠义文化的特色
1、潮州崇尚的忠义英雄主要都是唐宋尤其是宋季人物，而其对忠义的崇祀亦始于宋朝。
当然，这绝不是说，唐宋之后潮州再无忠义英雄。事实上，据近代岭东文化大家温廷敬《明季潮州忠逸传》统计，仅明季潮州忠义英雄即多达百余人。这一局面的出现实与潮人的唐宋崇拜有关。潮郡建置虽早，然偏在岭南一隅，与中原相距遥远，相当长时间被视为“蛮烟瘴地”，未得教化。韩愈入潮，“兴学教士”，至宋代，乃有“海滨邹鲁”之称，故潮人对唐宋特别是宋朝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明代潮州状元林大钦在解释潮州八贤由来时，曾谓：“有潮郡即有名邦，其传亦久矣。然有宋兴国之际，诸贤相接踵，则潮之郡国，遂名为邹鲁者，亦岂无谓哉？”指出宋代潮州文教大昌，诸贤迭出，乃托“八贤”之名昭一代之盛。黄挺教授也说：“对于潮汕人来说，宋代是一个让人追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国家文化对潮汕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影响。”
2、在潮州，忠义英雄们已经从地方士人的尊崇进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性质也从先贤变身保护一方平安的社神。
从全国范围来看，忠义崇祀的主体一般都是地方政府与士人群体，其性质多为先贤，旨在教化民众，宣扬传统政治伦理。潮地尊崇忠义之始亦不例外，但时至今日，这些英雄们许多已经从先贤演变成社神，甚至成为游神赛会的“老爷”，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这一转变大致发生在清中叶。以双忠信仰为例说明。雍正年间，蓝鼎元署理潮阳县时，曾有“穷乡僻壤皆有庙”的记载，若所言无夸大，乡野之地皆有庙，这些庙当为社庙。乾隆《潮州府志》提到“海阳有双忠会，以庆张巡、许远，届三年小会，五年大会”，首次提到了主祀双忠公的游神赛会——双忠会。到了光绪年间，《潮阳县志》不仅提及双忠会，还特别指出：“双忠之观甲于东南诸郡，而二月尤胜。”至此，潮州各地乡村的所谓“地头神”（社神），已经有很大部分主祀双忠公。伴随着这种转变，那些与地方相关，却名声不显的忠义英雄也被挖掘出来，并被整合进民间祭祀体系中。比如流行于潮阳谷饶的宋大元帅祭，主祭的就是宋末与元兵血战殁于小北山麓的文天祥部属将士。这些阵亡将士多无名姓，失祭久矣，至此再获血食。
3、潮人尊祀的忠义英雄背后通常都关联着若干潮汕宗族的开基传说，突出表现了潮人对这些忠义英雄的尊崇。
中国人对先贤表达敬意的方式多种多样，寄之庙祀，化身神明等皆是，但最突出者无外更名改姓，将一地区或宗族的兴衰荣辱与某个先贤直接关联起来。潮州在这方面可谓典型。比如韩愈治潮仅八阅月，最终却“赢得江山都姓韩”。
潮人对忠义英雄的尊崇遵循同样的思路，只不过关联的不是地名而是宗族。《东里志》载明郭子章《陆丞相墓辩》引《陆氏家谱》云：陆秀夫“安置潮州，乃奉曾祖母及祖母赵，又携（子）长七郎、次八郎，叔（次）九郎，弟秀甫，来家于潮之辟望港口。曾祖母、九郎连丧……景炎二年，召丞相还朝，赵氏一子留潮。”提到陆秀夫被召还朝时，有一子滞留潮地。张诩编《厓山志》时，曾写信给时任潮州知府叶元玉求证这一说法的真伪。叶氏派人实地采访调查，证实了《陆氏家谱》记载的真实性，并指出澄海辟望砂冈陆氏皆自称陆秀夫之后。而据《潮汕陆氏源流考》，除澄海砂岗外，其它地方如磷溪仙河等地陆氏亦多自称丞相之后。
除陆秀夫外，与潮人宗族开基传说相关的宋季忠义英雄尚有文天祥、谢枋得、谢翱、马发等。《潮安凤凰下埔文氏族谱》记载：文天祥长子文道生随父转战潮阳时，曾令子伯平潜隐于丰顺县丰政都大胜村，后迁至潮安凤凰下埔村后坑岭下。又据《外砂蓬中谢氏族谱》考证，谢枋得的第五代谢复昌自福建宁化移居饶平樟溪。第八代传至谢宏远，又移居澄海外砂开基创业。而揭阳榕城、玉滘一带谢氏则多自称谢翱之后。又《樟林马氏谱》云，马发夫人为樟林汪氏，潮州城破之时，马氏遣子逃生，二人逃往潮阳友人处，三人逃往樟林母家。今腾讯CEO马化腾即出身潮阳马氏。
叁 潮州尊崇忠义的动机
1、潮州是宋明理学重要的薪传之地，而理学重心性、尚气节，故潮人尊崇忠义是一种文化自觉。
潮州自韩愈以降，崇儒重学，渐成风气。宋代理学传入潮州的时间不可确知，但朱熹门下有潮籍弟子郑南升、郭叔云，而朱氏门人则有廖德明、陈圭、吕大圭等人仕宦于潮。南宋淳祐九年（1249），潮州知州周梅叟以其祖理学“开山始祖”周敦颐（号濂溪）熙宁年间曾来潮公干为由，在郡学西侧创建“元公书院”，成为潮州理学的传播中心。明成化、弘治年间，陈白沙讲学江门，粤东群贤，影从响应。及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之说兴起，薛侃、翁万达、林大钦等人或亲炙阳明，或私淑门下，潮州一时为“粤闽王门”之重镇。今潮安薛侃建“宗山书院”牌坊及石刻和牌坊街唐伯元“理学儒宗”牌坊正是这一盛况的见证。
中国人素来崇尚气节，理学尤甚，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一文化氛围下，饱受理学熏陶的潮人精英纷纷将尊祀忠义视为推行国家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重要内容。蓝鼎元《文光双忠祠祀田记》说道：“余惟潮俗多淫祠，自昌黎公建邦启土而外，独双忠、大忠为正。大忠祀宋丞相文文山先生，双忠祀唐睢阳张、许二公，皆可使百世下闻风起懦，维千秋纲常于不坠者也。”“棉人敬祀二公，当学二公之忠义。食禄不分忧，乘马不济难，吾知免夫。思忠义之为美，凡一毫非忠非义之事皆不敢为，则孝弟由此而生，而风淳俗美，为太平教化之助。”特别指出忠义为纲常之本、王教之端，而潮俗多淫祠，尤需大倡以为太平教化之助。
2、宋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潮州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相，既是“海滨邹鲁”，也是山贼和海盗的巢穴。地方士人一方面需要借助历史上的忠义英雄重塑地方形象，另一方面也要以他们为榜样，团结民众，竭力实现地方自保。
潮州地处山海之间，早期曾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唐宋时，随着大量中原移民的到来，少数民族迁入大山之中，是为“畲”。南宋时，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日益强化，政府开始向少数民族征收赋税，畲民群起反抗，啸聚山林。刘克庄《漳州谕畲》最早提到漳潮一带的畲祸。文天祥也说“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畲）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明清二朝，因禁海之故，盗匪横行，嘉靖时工部左侍郎海阳人陈一松《为恳乞天恩赐留保障宪臣以急救生民疏》：“潮州地方逖悬岭外，山海盗贼匪茹，洊遭荼毒之惨者，垂十余年。群丑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今潮州各地广泛分布的带有明显军事防御功能的大型围屋和城寨等明清民居建筑，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动乱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要指出的是，像宋代的山贼一样，明清潮州这些所谓的盗匪也主要出自本地。
在这一背景下，地方社会既需要向外界澄清自己并非“盗窟”，而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特别是忠义文化传统的“海滨邹鲁”。比如明末饶平乡绅陈天资在《东里志》中谈到：东里虽匪盗横行，实经倭乱破坏后，一二恶少不忍冻馁所为，而“旧家彦士，守法如故”。他特别指出，“旧谓东里家诗书而户礼乐，务本力穑，其俗朴，其民淳，有三代遗风焉。迩年以来，习尚颇异，然流风又有存者。”则其编纂《东里志》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东里洗刷“污名”。而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只有忠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涵与社会动乱息息相关。基于这一考虑，陈天资从福建《龙湖族谱》中挖掘出张达、陈璧娘“辞郎洲”故事，将之改造为本地忠义传奇。
另一方面，面临着山贼海盗的袭扰，地方社会也需要以忠义英雄作为榜样，激励民众团结互保。在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潮人对忠义英雄的崇祀与明中期以迄清中期的社会动乱有明显的正相关系，大量忠义庙祠的修建及神化基本集中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忠义英灵的祈求，也从“公私祷求，其应如响”转变为“抚我群黎，百年保障”，再次回归忠义之神的本职。林大春《重建灵威庙记》：“天顺间，夏岭为乱，乘虚且袭潮阳，将至，望见城中车旗火炬甚盛，遂不敢进，因讨平之。嘉靖庚申，漳寇夜入城，为翁别驾所破。当时闻贼众自言既入城，即手持尺铁不动，竟尔授首。父老相传，皆谓二公有阴兵云。”表面是讲神迹，实际也是借双忠公所谓“阴功”劝效民众团结互保。既然有神灵保佑，个人又何惧全心投入。而在其它地区，双忠公的神职却是阴司之神、瘟疫之神、司水之神和农业之神，并无保境安民之责。
最后要说明的是，潮州的忠义叙事中有一些内容出自后人的“创造”，不完全真实，但它们表达了潮人积极向上的美好期盼和现实追求，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实效，不可以简单地以真假论之。此外，由于忠义本身的时代局限，忠义文化有时也会蜕变为圈子文化和帮派文化，这是值得警醒，也是要严厉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