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12月23日
客家方言，看向过去，它是中古汉语的活化石；看向未来，它正在快速消逝。
记者/卡生
摄影/张雷
嘉应学院附近的京卿第围龙屋里住着张氏家族的后代，父亲张振华爱好书法，儿子张向龙陪着他住在老屋里
梅州初印象
抵达梅州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从文献里获知的结论是，广东梅县的客家方言极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古音韵，在众多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客家方言里，梅县话为“标准语”。这样的一条线索，让我前往梅州，开始客家话的探寻之旅。
我有很多疑问，梅县和梅州是怎样的关系？出自中原移民的客家人所保留的中古音韵是否有具体指向的朝代？“标准”的制定出自何处？这是否意味着，采用以梅州为基准的客家话朗读古诗词就是其发音的正解？
从北京直飞梅州，每天一趟航班。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地级市位于广东的东北部，三省（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处。过去那个叫梅县的地方，目前归属于梅州的梅江区和梅县区，融入到了现在梅州的城市中，已经无法分辨其边界。别说外地人不懂，这两者重合和归属的关系，当地人也未必能言明。上了出租车，我和司机攀谈起来，讶异于他的普通话不错，当我问及现在大家都还说客家话吗，他答，本地人之间还说，但是出去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都说普通话，老辈人喜欢说的客家谚语他们大多听不懂。
我所到的梅江区，以梅江为界，分江北与江南，中间由一条新建的大桥横跨连接。总体来说，梅江以南发展迅速，是新梅州高档楼盘的汇集之地，梅江以北楼房略显陈旧，故可以看作老城区。桥梁两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态，前者欣欣向荣，高楼涌起，和大多数地级市没有区别，后者保留了部分旧城区的遗风，有梅州人力荐的小吃一条街油罗街和梅州的大学城。唯一能感受到统一性的，是无论江南江北，都有一些规模或大或小的围龙屋，可以辨出当年梅县的地盘。
梅州大埔县的花萼楼是典型的客家土楼，它的防御性比围龙屋强，所以在深山之中客家人多建土楼
在梅州的客家文化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客家研究院的年轻学者罗鑫用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喻告诉我，“客家人的迁徙并非一蹴而就，世世代代，就像是笔墨洒向一张宣纸上晕染出的效果，或‘墨渍成片’，或‘蛙跳成点’，一路都是客家人的南下痕迹，其中闽、赣、粤三省的客家人数量尤其显著”。
最早奠定客家学的学者是清末翰林赖际熙，集大成者是罗香林（1906～1978）。罗香林首创了关于客家人起源的“民系说”，他认为，客家人是属于汉族的一支“民系”，它是一种文化族群概念，并不是民族概念，在地理分布上也不限于某个行政区域。客家人起源于中原，在东晋至南宋之交的1000年之间，由于战乱、灾荒等种种原因，经闽西、赣南，逐步到粤东北一带，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客家移民集团。
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客家人聚集区，最终为什么以梅县话作为了“标准语”地区呢？
嘉应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令存综合几位客家研究学者的观点，从四个维度解释了梅县的特殊性。梅县最早叫程乡，从明代开始就是粤东地区的重要区域，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其次，梅县又被称为侨乡客都，从梅县前往世界各地的移民众多，所以有着很高的祖居地位；梅县虽然不是最早客家人的聚集区，却是“客家意识”最强的群体；如今的梅州市下设五县、两区、一市（县级），每个县市区之间的客家话虽然不同，但是一致性很强，彼此之间交流无碍，所以在民间以梅县客家话作为了“标准”。
有了对客家方言的初步认识，我产生了更大的困惑。历史上，客家人并不是唯一一支背井离乡迁徙至他地的民系或民族，为什么唯独客家人顽强地保留了相对完整的中古音韵呢？
温仁公祠是规模较大的经典客家围龙屋，已建造500多年，现在还住着温家后代
围龙屋，图腾的存在
来梅州之前，我并不了解围龙屋，它的另一个“好兄弟”土楼，因为《大鱼海棠》和《花木兰》的放映，显得出名得多。土楼也为客家人所建，大多在福建，梅州境内大埔县的花萼楼也很具有代表性。土楼的形制是一个闭合的圆，每家每户的三楼都有一小窗口可供瞭望、放哨、射击，防御程度更高，多建于条件恶劣的山区，而围龙屋的宜居度更高，以生活为主，防御为辅。罗鑫告诉我，要想更好地理解方言中为什么保留了那么多的中古音韵，得从客家人特殊的建筑围龙屋入手来理解客家人的文化心态，因为围龙屋是客家人的图腾。
围龙屋又名围拢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我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
想要理解客家人的文化和其捍卫传统的固执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我跟随嘉应学院文学院老师侯小英和黄婷婷，来到学院附近很著名的围龙屋——留馀堂，它的出名并不是因为有多大的规模或多么久远的年代，而是因为是当年嘉应州名门望族的宅邸，由张氏第十六世孙张应谦在道光七年（1827）所建，“中国现代言情小说的开山祖师”张资平就曾经住在这里。堂前有后人修缮的七根楣杆，照当地习俗，说明这个老宅里出过七位举人。
侯小英介绍围龙屋兴于明，盛于清至民国前二三十年。梅州地区多河谷、盆地、山坳，围龙屋一般依山而建，前有半月形池塘，称作龙池，建筑主体由“堂”“横”组成，“正堂”为家族拜祭祖先的祠堂，祠堂左右两个大屋为家族长老的居所，两边围拢的房间按照长幼次序分配给家族的人居住。前堂祭奠祖先，后院祭拜五方龙神。最有客家人特色的是后院隆起的、由鹅卵石建造的半圆空地，叫作“化胎”或“花头”，隆起得越高预示着子孙后代越繁荣昌盛。化胎上起了一排半圆形的建筑称为“围”，既可以住人，也可以作为库房或其他使用。如果家族继续扩大，可以在一围之外继续建房，形成更大规模的二围、三围。在围龙屋后要栽种竹子，以保家族平安。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集传统礼教、伦理观念和风水意识于一体的建筑。如果从半空中俯瞰围龙屋，很像是嵌套式的半圆形，和前面的池塘形成一个圆。
祠堂是客家人围龙屋最重要的公共场所，用于祭奠祖先
围龙屋形制的特殊性和当时环境有关。有客家学者认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来到南岭地带，为了家族生存，形成了以族长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的群居生活，面对复杂的自然环境，修建了这种高密度的民居，既起到了防御外来侵略的功能，同时还能维持稳固的家族关系。客家人人在异乡为异客，其建筑中的聚合形态说明了这个宗族强大的凝聚力，也因此，中原流传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可以如此紧密地、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客家人的南下迁徙，注定他们的基因里有一种强烈的寻根念祖的心理需要。在每一个围龙屋门口你都能看到这个家族的堂号和楹联，里面蕴藏着很多关键信息。堂号作为围龙屋的名号，是某姓的标志，又或是家训，楹联则能说清家族从何处迁徙而来。留馀堂的堂号和楹联与别家略有不同。一般说来，张氏家族的堂号一般为“清河堂”，而留馀堂的堂号来自《易》书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以训诫子孙凡事要留有余地之意。楹联写着“珠联璧合”“凤翥鸾翔”，开始我还感到颇为奇怪，这很像是结婚时的喜庆祝词，原来这背后也有故事。楹联讲述的是张氏和另一大名门望族黄氏的联姻故事。当年南下至梅县的张氏和黄氏，两宗人在迁徙中患难与共，相互扶持，以此为楹联表明不忘两家祖先南下情谊，之后两家多次联姻，其中最出名的一段婚事是黄遵宪之妹嫁进张家。
总之，堂号、楹联对于客家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它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中原文化认同意识。
走进留馀堂，依旧可见悬挂于两侧墙上的牌匾“经魁”和“文魁”，是当年表彰中举的牌匾。虽然已经历经风雨，残破不堪，但仍能看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过去的客家人讲求“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儒家思想对客家人的影响深入骨髓。多年之后，这些牌匾在无人居住的老宅里讲述着过去的荣光。据说留馀堂在人丁兴旺之时，还有自家专门的私塾，以培养后代。后来我问过罗鑫，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客家人对中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认同，除了思乡之情外，还有另一层含义：虽然地处偏僻，客家人似乎一直都在做着一个读书梦，只有通过考学，才能重回中原？
罗鑫说：“客家人对文化的这种传承或者说是痴迷，仔细想想还是有原因的。客家人强调自己来自中原，尽量保留着那种更为高级文明的痕迹，是他们在面对艰苦开荒生活时少有的精神支柱。”如果以客家人文化心理上的这种推测，那么最大限度地保留族群的方言，就是一个可以说得通的推论。
如留馀堂这样曾经荣光过的老宅，现在已经人去楼空，墙壁上写满了张氏家族后人的捐赠名单，给宅子留下了一些维护和清洁的费用，但还是眼见着它荒草丛生，有成为危楼的风险。侯小英在《梅州方言民俗图典》中给过一组数据，梅州各县有两万座围龙屋，但大多数已荒芜，这个处境很像客家话的存在，它在面临着一种岌岌可危即将消失的危险。
罗鑫是客家研究院的年轻学者，他喜欢用有趣活泼的视角解读客家方言
围龙屋记忆
在梅州的几天里，可以在超市、景区、大街小巷听到当地人说着客家话，但总觉得已经变了味儿，我很难说清楚那种寻访方言和传统关系时内心的失落。罗鑫说：“你的直觉是对的，现在的孩子不爱说客家话，但能听懂大人跟他说的客家话，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一些看似简单的客家话方言已经变了味道，比如说，梅县话管太阳叫‘日头’，但现在的孩子会直接把太阳翻成客家话的发音而已，很多远走他乡的客家后代已经全然不会说客家话。”
“那么所谓客家话还能保留中古音韵这个事情在未来也许会消失？”我问。
“有可能。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在断崖式流失，客家话出现严重的代际传承危机，生存空间不断缩小。”
在留馀堂的街对面，零零散散地建立了很多三层小楼，侯小英带我四处逛逛。她说，这些新房子里的人大多是留馀堂的后人，离开了老宅的客家人还有看护老宅的意愿，所以他们会在老宅的附近新起房子，和所有三、四线城市的城中村房子没有区别。侯小英告诉我，围龙屋在建立之初比较强调的是公共区域，晒谷子的场地、回廊院落以及宽敞的祠堂，但是个人生活空间却十分窄小，透光性差，基本上一家几姊妹同挤一张床是常态，所以在90年代出现了大批搬离老屋的客家人。一路走来，我都喜欢问客家人住没住过围龙屋，80%的人都有住过围龙屋的记忆，“90后”除外。
嘉应学院文学院研究民俗的老师李玲对于围龙屋的记忆，来自她去参加奶奶的丧事，客家人有传统，人往生之后，要做一场香花佛事，亦佛亦儒，亦僧亦俗。香花佛事用的客家话念唱，唱的是女人的一生，如何成长、如何嫁为人妻、如何生养孩子。李玲记得，奶奶的那场丧事里，围坐了一群家族里的女人，听着听着掉下眼泪，听着唱词，也像是听到了自己不容易的一辈子。
松口镇附近的元魁塔，明朝李世淳所修建，说是风水塔，实则用于瞭望防御
客家话环绕在围龙屋里的场景，我已经无法再亲眼看到，只能通过那些曾经居住过围龙屋的客家人的讲述，去拼凑出一幅画面。它们已经离现代生活异常遥远。侯小英说，搬离了围龙屋，客家话的存在已经是以“家”为单位，那些发生在身边的童谣、山歌、戏曲，已经和现代生活彻底割裂。
侯小英和黄婷婷带我到了离城区15公里处的南口镇侨乡村。这里是现存数量最多、密度最大、形制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围龙屋古村落。
这个自然村落有500多年的历史，由三个自然村落组成，村庄很安静，三面环山，大老远能看到围龙屋里飘着烟火气。乡政府统一规划了建新房的宅基地，所以老屋保留得完整。除了早期传统形制的围龙屋外，这里有了中西合璧的围龙屋，记录下了不同时代，客家侨胞回到故里的历史。侨乡，顾名思义，这里多是下南洋的客家人，其中重要的老宅有从印尼赚钱归来的潘祥初建立的南华又庐、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没有完工的洋楼和最后我们拜访的琛如庐，现今还住着潘家后人。
琛如庐是现在为数不多住着子孙几代人的老宅，它并不是传统围龙屋，修建于新中国后，颇有新中国老干部庭院的风格，但可从中瞥见客家人“大家族”“小家庭”群居的一些脉络。房子的主人潘光熙当年远走印尼经商，因为太平洋战争，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出生地侨乡村，站在我面前的老者是潘光熙的第五个儿子潘聪元，老人颤颤巍巍，用客家普通话和我讲述着家族的历史。
围龙屋里象征子孙繁荣昌盛的化胎，由鹅卵石铺成
除了侨乡村，我还走访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松口镇。当天我们遇上了客家人的“墟市”。客家方言里把集市称为“墟”，在古代，当地的百越民族在进行贸易时，实行以物换物，只见物不见人，故称“虚”，可见客家方言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和当地文化的交融中也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客家人的“墟市”，各乡镇的墟日有不同的日子，一般是分为“一四七”墟、“二五八”墟、“三六九”墟，两个相邻的墟镇，墟日总是相邻一天而不会重复，这样就能让买卖双方都有较多的交易机会。
松口是古代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的火船码头是客家人去往南洋的第一站，他们坐上能容纳百来号人的船只，沿韩江转汕头，再换大船下南洋谋生。离火船码头不远，是中西合璧的一排骑楼，还有几户人家在营业。一幅手绘下南洋的图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走进这家店铺和老伯攀谈起来。老伯的铺子叫李淼糕饼店，他在此开店已经好几十年，那张手绘图就是出自他手。他说，20多岁的时候喜欢画漫画，根据印象画了当年热闹的火船码头，他的姑姑就是从这里离开，去了印度尼西亚。说毕，他拿出了自己家的家谱，厚厚一本，他已经是二十三世李氏后代。虽然全中国都有记录家谱的习惯，但在客家人这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详细说出自己是自家的第几世，颇具大族遗风。
客家人的迁徙，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从中原来到梅州，又从梅州出发前往世界各地。越往外走，对于传统的坚持就越发根深蒂固，客家话成为远走海外侨胞最在意的“乡音”。在海外的华人区，普通话有时候不一定好使，客家话是可以走遍华人区的。罗鑫告诉我，在过去，客家人对语言的传承还有口口相传的严厉祖训：“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不会说客家话的人不被承认为客家人，哪怕是客家人的直系后代，顶多算客家人后裔。
“语言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当一种文化没有附着的载体之后，式微就是一种必然。”罗鑫给我举例说，有一些词汇随着人们居住环境的变化已经消失。住过围龙屋的人都知道，围龙屋的厕所不分男女，只分大小，大的去“屎窖”解决，小的去“尿缸间”解决，所以客家话的“厕所”又名“屎窖”，现代社会，老年人搬离了老屋，使用马桶时还会说“屎窖”，但年轻一代，已经对这个词感到陌生，觉得土俗。
松口镇上开杂货铺的李淼向我们展示了自家的家谱
客家年轻一代
罗鑫在我离开梅州之后，开始变得忙碌，大力宣传他参与的客家院线电影《围屋喜事》。影片中95%的台词都是用客家话来说，讲述的是随着城市扩张，围龙屋里的客家人住进了商品房，一对老夫妇却坚持住在老屋，后来地产商看上了这个老屋，想要征收改造成为一个集民俗和餐饮于一体的商业空间，老夫妇不为所动，在女儿的帮助下，与开发商斗智斗勇。
罗鑫说，参演这部戏的演员大都是梅州本地人，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客家话都说得很不地道，无论发音、词汇还是表达方式都明显地趋同于普通话了。“语言的变化其实受两个方向的影响，一种是渗透，它的音还在，但词义已经变了。另一种是同化，直接就抛弃了。对于客家话，这两个事情都正在发生。”
“回顾历史，客家方言能成为中古音韵的活化石，和客家人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有着紧密的关系，它帮助客家人维系了一个族群的认同感，如果客家话消失，那么连接人的线索就会断掉，包括这背后一系列的客家文化也将面临危险。”
客家人当年下南洋的第一站便是松口镇。这里没有被商业侵蚀，依旧保留着古色古香的气息
我鲜少看到罗鑫这么严肃。罗鑫开过抖音趣谈客家话，发公众号普及客家方言，顺便逗贫。这招还挺有用，他从客家话里的蚯蚓聊起。客家话称蚯蚓为“～公”（读作hiǎn gūng），怎么会那么复杂呢？这个“～”是个古语词来的，《正韵》载曰：“蚯蚓，吴楚呼为寒～。”恰好是古吴楚语残留的一个证明。那为什么要叫公呢？客语名词中有不少是带有社会性别差异的词语，男性类别的多叫“公”，女性类别的多称“嫲”。例如，猫不论雌雄，统称为“猫公”，因为猫身上有很多男人的特征，如喜欢夜生活、不时偷腥等；瓢本无生命，却统称为“勺嫲”，因为瓢是女人用得最多，几乎成为妇女专利。
除了趣解文字，罗鑫还会透过文字来谈客家人的性格。“客家话里有很多话都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果一个小孩子很可爱，要说‘丑哥瘌’，如果是做生意亏了，要说自己‘赚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话方式呢？罗鑫讲：“这和客家人一直以来生存的环境恶劣有关，让客家人有较强的忧患意识，有时候出于明哲保身，有时候出于自嘲。”
在当地，有许多像罗鑫这样喜欢传播客家方言的年轻人。青菜是罗鑫的朋友，在梅州电视台做主持人，也可以说是一名搞笑的客家话脱口秀演员。青菜是兴宁人，梅州当地有一个共识，兴宁客家话的口音很搞笑。绝大多数的南方方言是不分平翘的，兴宁客家话是例外，语速快，还容易说出一些因为卷舌音而惹出来的笑话，青菜在节目中往往能奉上一段兴宁口音的自嘲，通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客家话。
侯小英的电话响了，女儿给她来电。那边说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尽管自己就是客家方言的研究者，她也无法说服女儿说客家话。她很担心有一天，女儿忘了客家人的文化，可大势所趋，她似乎毫无还手的余地。
百侯古镇里民国时期的建筑已经有了中西合璧之意，大多为华侨所建
客家方言从属于汉藏语系汉白语族的楚语支，这是当年南下至江西的北方人在带来的北方话和当地楚语的一支“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中古音韵则是指，从隋经唐至宋这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语音。据方言学家考证，在客家话中，保留了大量宋代汉语的词汇和音韵，为方言研究者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古方言标本。那么它保留的究竟是什么？
学者罗鑫从客家话的音韵、词汇做了解释。客家话一共有“四声六调”。从音韵的层面来说，客家话保留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特点。金元以来，北方话经历了入声的合并和消失，但在客家话中，鼻音韵尾“m”“n”“”和入声韵尾“p”“t”“k”保留得却很齐全。罗鑫用客家话朗读了一遍《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气势磅礴的景象一下子有了画面感。
如果以上发音依然让人感到有些抽象，那么词汇上对文言的保留就显得直观得多。古文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类虚词，如“哀哉”“兮”“矣”“而”，这在客家话里属于稀松平常的使用，譬如说：“您吃过早饭了吗？”用客家话说是“汝食欸朝无？”；“读完大学就找工作去”，用客家话说便是“大学读毕矣就来去寻细做”。实词对古文言的保留也数不胜数，“睡觉”为“眠”、“衣服”为“衫”、“稻子”为“禾”、“绳子”为“索”……在普通话中，单音节词没有客家话丰富，“漂亮”为“靓”、“健康”为“健”、“陡峭”为“”等等。
罗鑫补充道：“很多人认为客家话有音无字，这是一种误解。”客家人的口语文字化早在160年前已经实现，标志成果是巴色会传教士黎力基（Rudolph Lechler）于1860年在德国柏林出版的《马太福音》，该图片被收录在罗鑫编写的《大学客家话教程》中。客家话是中古音韵的活化石，也可以说它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这是由客家话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普通话中，“”和“”简化为了“历”是因为它是同一个发音，但在客家话里这两个字发音和含义都不同，故无法简化合并，所以，客家人要书写客家方言，势必会动用到一些繁体和异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