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潮州日报》2018年2月27日 潮州文化 06版

文/翁奕波

　　许申，字维之，号化州。海阳人，祖籍福建。宋大中祥符庚戌（1010）举贤良方正，应诏正奏进士第一。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出知鄞县。天禧元年丁巳（1017）初，迁合诏州，后知韶、吉、柳、建四州，修张九龄庙。迁广西提点刑狱。改江西湖南路转运使，景佑二年岁次乙亥（1035），以度支判官工部郎中，历官出为江南东路等转运使。许申在三司，建议以药化铜杂铸钱，铜三铁六，费省利厚，乃用其法，铸于京师，旋徙湖西，复任广东转运使，终刑部郎中，有直臣风。省府县志有传。著有《高阳集》（刘允为之序），已佚。《潮州诗萃》收录其诗《张相公祠》；翁辉东《潮州文概》收录其文《灵山开善禅院碑记》；彭妙艳选编《潮州宋诗三百首》选入其诗《张相公祠》《如归亭》（四首）。

　　《高阳集》已佚，据饶锷、饶宗颐《潮州艺文志》锷按：“其文今可见者，惟有《柳州府待苏楼记》，及《灵山开善禅院碑记》二篇。”短章断简则尚有《舆地纪胜》九十《广南东路韶州》中《曲江祠堂记》六句。兹引录如下：“庾峤之南，舜游之地，栾石奇怪而甲出，曹溪甘爽而泌涌；八泉会而同沿，三流合为曲江。”本文拟就许申《灵山开善禅院碑记》，探其诗魂文脉。

　　《灵山开善禅院碑记》立于灵山寺西廊前壁，至今犹存。碑文由许申之子许因以楷书书写，严谨而又秀丽，是潮汕地区宋代遗存之难得书法佳作。潮阳灵山禅寺由南派禅宗第三代传人大颠禅师创建于唐贞元七年（791），由当地巨富朝请大夫洪圭（名大丁）舍地捐资，助成善举。大颠把此寺比为西天灵鹫岭，故名灵山。唐长庆二年（822），穆宗皇帝赐额“灵山护国禅院”。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敕赐新译藏经一部二百八十卷，住持觉然法师重修禅寺。天圣七年（1029）仁宗诏改护国禅院为开善禅院。许申之《灵山开善禅院碑记》即撰于宋景佑元年（1034），敕赐灵山开善禅院并重修之后。该文真实地记叙了灵山禅寺的规模及其创建、发展的历史轨迹，塑造了创建禅师大颠的禅学修持与大无畏法之形象，展现了宋代灵山禅寺盛况。文笔雄健而典雅，表现出许申较高的文学修养，是潮州古代文学史上一篇弥足珍贵的文学作品。

　　《灵山开善禅院碑记》主题有二。

　　其一，记述灵山开善禅院自唐大颠禅师创建时如白牛岩寺般的“结茆为庐”，至觉然法师重修之后的“缭垣四百丈，周室百余间”，并先后三次荣获皇帝颁赐匾额、寺名、佛经之发展历程，反映唐宋时期潮州佛寺兴建及禅宗蓬勃发展之盛况。文章一开始便以设问与排比句式引入，凸现了灵山“冈阜环沓，如西天之鹫岭、曹溪之宝林，庐陵之清源，福唐之支提”之雄奇胜景，回应了“寰海耸闻，其胜者何”之设问，并点明灵山名字之由来。语言简练，气势雄浑。接着，在描述了灵山禅院创建大颠禅师的事迹之后，又介绍了觉然禅师重修禅院“革其黝晦之像，而镶之于金光”，使灵山禅院“缭垣四百丈，周室百余间。崇郡真之论几，绘法从之天龙。香积办严，温堂洁净”，且“又平其东堑五十丈，远徙惠阳之松数百本，植于山门，达于广路”之恢弘景观，呈现灵山禅院经过两代僧人的修建，规模之壮观与气势之雄伟。展现了灵山禅院“宅一山金仙之像，饭四方菩萨之僧”以及“圣恩赐新译成经二百八十卷”，“诏改旧护国禅院为开善禅院”之后的空前盛况。

　　许申的碑记撰写于灵山禅院重修之后，真实地描绘了灵山禅院的规模、气势，以及四方之僧云集修持的兴旺景象，为后人了解研究唐宋时期潮州禅宗之盛况及其发展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字依据，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篇珍贵文献。

　　其二，塑造大颠禅师的得道高僧形象，表现灵山开善禅院之仙风道气，揭示唐宋时期潮人禅宗信仰的心理崇尚及其审美内蕴。大颠禅师得道高僧形象的塑造，作者借助的是大颠生平事迹中几件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首先是罗浮山结庐参禅的故事。大颠早年师从惠照剃度出家，后又到南岳参拜石头希迁禅师。终于大悟宗旨，得曹溪之绪。闻道之后，大颠“入居罗浮山瀑布岩。寂然晏坐”。这时，有“暴客张远凡者，游于其间，谓师傲人，不将不迎，挥刃将（亻事）之”。大颠禅师神色自若，从容当其刀锋。同时告诫张远凡：“若必是我，是夙负命，如不负公，残尔在尔。”暴客惭愧悔谢，伏拜于前。可见，大颠禅师之修持，已达致“无修无证，无念无可，直趋菩提。解脱诸缚，禅机电决，迷妄俱照，本逎无物，岂奉行于诸善”之大无畏道境界。

　　其次是回潮之初开辟庵舍时“毒虫让穴，蛸怪徙境”的故事。开元十九年（831），大颠禅师“自罗浮来栖是山”。“结茆为庐之初，第闻斤斧之声，旦暮不绝，视山材欐楠之选，咸皆倒而刊之，……毒虫让穴，蛸怪徙境。”开辟庵舍之初，披荆斩棘，斤斧之声日夜不绝，可作栋梁之选的好木材闻风而倒，连毒蛇、山猪与其他怪兽也让出巢穴，悄然而遁。没多久，便“堂宇巍然，坊（食伤）云备”。

　　再次是山神“毛搭飒”的故事。庵舍建好之后，大颠禅师便于此修行，授徒传道。“学于师者，其徒实繁”，“得师之道，龙鬼景从”。一日，大颠禅师外出行道。因过度疲累，晕晕然仆倒于地，然而，当禅师即将倒地之际，突然“有物支足而兴，师问曰：‘汝何为者？’答曰：‘某是山之神，侍师之巾几久矣。’”只见山神，身面俱毛，出入卧内。自我介绍曰：“毛搭飒。” 

　　最后是舌镜塔的故事。大颠圆寂之后葬于钟形墓塔。“唐之末岁，有发其卛堵而葺之，骨猈多化，而舌存如生，复痉于其所。至道中，县大夫与乡落之众，洎邑之秀士郑士明，又发其碱而观之。了无余物，惟圆铿一而已。既又叠石藏之，逮四十年矣。”以上文字讲述了“唐之岁末”与宋“至道中”（995年前后）两次择日启塔时见到的情景。先是“骨猈多化，而舌存如生”，肉身已化，仅剩下舌头鲜活如生。而后则是“了无余物，惟圆铿一而已”，别无他物，惟有古镜一面，大颠影像，映现于宝镜之中。此后便不再开启了。大颠所葬墓塔，便称为舌镜塔。至今犹存，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上传奇故事，凸显“得道”二字，徒增几分仙风道骨。不仅使大颠禅师之高僧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也使其道行得到了神化。“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灵山开善禅院也因大颠而声名远播，突出了本文写作的主旨。

　　另外，《灵山开善禅院碑记》在艺术上也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与倾向。

　　首先是构思的缜密与选材之精当。文章以灵山开善禅院的创建与发展为主线，以大颠禅师形象的塑造为副线，互相交叉，层层描述，结构严谨，构思缜密。而大颠形象的塑造，作者既不表现他创建灵山禅院的首创功绩，也不直接描述韩愈与他的交往和对答，而选取的是大颠生平修持和圆寂之后的传说来进行表现，目的在于突出“得道”以彰显灵山开善禅院的“有仙则名”。足见作者选材之精当，也体现了作者独到的文学修为。

　　其次是以写实为主传奇为辅的创作倾向。本文为碑记，自然不能离开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事实，因而，写实乃其题中应有之义。因而，从灵山开善禅院的创建，到重修，包括期间皇帝御赐匾额、经书、寺名的时间都一概无误。而在大颠禅师形象的塑造上则以传奇故事为题材，正是作者根据潮人文化心理的实际和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而做出的选择。由于地域性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南方人在文化心理上呈现出“崇巫尚卜”的文化特征。潮人地处我国东南一隅，南方“崇巫尚卜”的文化心理深深地根植于潮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佛道相杂，鬼神不分的多元崇拜便是潮人这种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这无疑与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不相吻合的。然因作者身为潮人，当然无法舍弃“崇巫尚卜”的文化心理。即使是成长于刚刚被誉为海滨邹鲁的潮州，且熟读孔孟圣贤之书的儒家正统文人许申，也不得不尊重潮人的深层文化心理，遵循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因而，作者在《灵山开善禅院碑记》的创作中便不得不依据潮人文化习俗的客观现实，如实表现潮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特征，如实表现潮人的审美崇尚。而这，也告诉我们，潮人文化的源头不仅“存在着一种儒佛交辉的态势”，而且，潮州古代文学萌芽伊始也便步入了以现实主义为主，多元创作手法互相交辉的创作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