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党史》2010年4月

（广东）陈雷刚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两省报告中所提的“试行在中央统一倾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分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这个文件，中央不仅把“先行一步”的任务交给了广东、福建两省，而且赋予了两省经济特区在引进外资和自主发展方面的诸多优惠政策。此后，大量港澳尤其是香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被引进广东经济件区，越来越多的香江巨贾也得以进入。在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过中，与中国共产党有历史渊源的庄世平〔他是方方任书记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华南分局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周恩来总理对庄世平曾这样评价道：“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①作为香港著名的侨界倾袖和红色金融家。庄世平除了为新中国的侨务和外汇作出杰出贡献之外，还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尤其是广东经济杆区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台前幕后工作。他是特区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之一。

        港商进入内地的引路人

　　“文革”期间，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港澳上层人士与内地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的曙光已经初现。于是，许多香港商人，希望能通过一个正式的途径进入内地看一看，以聊慰一下思乡之情和了解一下内地的经济建设现状，希望在合适的时机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力。而在内地，从中央到广东省，包活邓小平、叶剑英、习仲勋、杨尚昆等在内的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在转移工作中心、实行对外开放、试办经济特区等大政方针上的思路，也开始渐渐萌生。因此，他们与海外和港澳的会知名人士的想法不谋而合，希望彼此能够有机会见面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决定，在1978年国庆节前后，邀请一批华侨和港澳间胞代表，到北京来参加当年的国庆观礼。鉴于庄世平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以及其在香港社会的影响力，他顺理成章地被邀请担任了此次港澳国庆旅行团的团长。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庄老领衔，不少心存顾想、犹像不决的人纷纷最终接受邀请，参加旅行团，其中便包括了大名鼎鼎的李嘉诚。不久，一个包括了李家诚，利铭泽，胡汉辉等在内的重量级旅行团，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组成。参观团首先到了北京，不仅参加了国庆观礼，而且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待。其后，参观团又去了广州，习仲勋、焦林义、吴南生等广东方面的负责人，与参观团成员进行了座谈。

    　通过过此次国庆观礼，这些来自港澳的商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同时，中共各级领导人对于改革开放的渴望以及内地落后的现状，促使他们产生了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急迫心情。从广州回来以后，庄世平觉得必须趁热打铁，尽快把参观团成员们的这股爱国热情，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他的极力动员之下，李嘉诚第一个表态：参与潮安县的兴建民房计划。有了庄世平的劝说和李嘉诚的示范。很快，越来越多的香江巨贾加入到投资广东的队伍中来，成为新时期广东经济特区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为特区创办、发展建言和提供外国有关法规、资料

     　庄世平是开辟经济特区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以前，提起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创办，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时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经济特区开路先锋。然而，作为经济特区的幕后功臣，庄世平却少有人提及。对此，就连吴南生也坦白地承认：“办特区，他（庄世平）是我的老师。”

    　1979年2月3日，吴南生带队到汕头地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猜神，同时进行调研及帮助春耕生产。通过调研，吴南生对家乡经济的落后感到十分痛心，他反复思考如何振兴粤东这一中心城市，并产生了一个汕头可仿照20世纪60年代台湾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2月21日晚，他连夜给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并省委起草了一个1300字的电文，并于当晚9时用电话发出电文，其中提出在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请求下放一些权力，放手让下面大干。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只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从根本上改变潮汕地区落后的面貌。吴南生办出口加工区的念头、灵感来自他工作时接触的港澳报刊和海外经济信息。但内地之前从没此先例，别处的资料又不可能拿得到。吴南生于是想起了热心家乡建设而频繁返回内地的庄世平。到了2月22日的凌晨，他终于按捺不住，给远在香港的庄世平打去了电话。吴南生在电话讲道：“我这里只有我国台湾地区的大概资料，其他地区的情况更是无据可查。我们要办加工区，不借鉴人家的经验，谈何容易，请你帮忙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庄世平在深夜里细心听取了他陈述的设想，表示完全同意，并表态说：“你就说让我做些什么事吧，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从此，庄世平与特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9年3月中旬，庄世平就把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有关我国台湾地区办出口加工区的全套资料传到吴南生的手里。同年4月6日，又传去菲律宾、新加坡、墨西哥、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各类资料。他还反复向吴南生介绍香港开办自由港的历史和相关情况。办特区需要参考的法规蓝本，基本都齐备了，广东省委在描绘经济特区发展蓝图时正是依据这些材料。吴南生曾这样称赞庄世平：“他熟悉世界经济，他为我们寻找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找来。没有这些材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更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②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本规划是38平方公里，后从他提供的材料中发现，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工业区很大，广东省领导于是下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连的地方都规划进来。

    　带着这些材料，吴南生在1979年4月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指出，为扭转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的局面，解决广东经济发展困境，是否“要中央下个决心，让广东先走。”吴南生在会上还说：“外面有很多人力、物力可帮我搞的。是间接可利用的力量，他们在外面已经组织起来。”吴南生的这些想法和建议得到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认同。很快，创办出口加工区成为广东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成果，后经中央高层和省委领导的反复酝酿，出口加工区以经济特区的形式得以最终确立。在确定要办出口加工区的消息后，吴南生想到的第一个人还是庄世平。因为，庄世平既是海外侨领，又对内地的情况很了解，唯有他，才可能为内地兴办出口加工区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意见。

    　1980年夏天，庄世平利用赴京公干的机会，专门拜会了中央负责特区工作的主要领导，问道：设立特区有什么标准呢？主要领导回答：一是地缘优势；二是华侨优势。庄世平说：“深圳和珠海的地缘优势是绝对的，但就全国而言，华侨的优势集中在潮汕和厦门。这两地不仅华侨多，而且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传统。如果在这两地增设特区，我看对于调动侨资、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庄世平联同吴南生等特区先驱的不懈努力，1981年深圳和珠海特区成立后，中央又于1982年批准成立了汕头和厦门特区。潮汕和闽南的人民都应该记住：有这么一位为他们在发展上先走一步、在生活上先富起来而特别操心的老人：庄世平。

    　在特区职名的过程，庄世平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广东省委领导还多次就特区的名称问题广泛征询意见。这时庄世平又拿来许多境外材料，证明我们现在办的特区，不仅仅是要办工业、办出口，以后还要办农业、商贸、科研、旅游、房地产等。1979年12月12日，吴南生向中央汇报筹办特区设想、特区条例草案和广东三个特区规划，获国务院领导同意。他同时还提出：“中央批转省委的报告中是说试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的朋友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经济特区’比较好。”这其中“各方面的朋友”，主要指庄世平。③

         冲冠一怒推动特区打破陈规、降低税率

    　1980年4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个条例是根据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资料，再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广东的特点，费时一年多所起草的，其中也凝聚了庄世平的不少心血。

    　1979年底，正是中央决策创办特区工作的关键时刻，广东省委、省政府邀请港澳人士来到广州，召开座谈会。会前，庄世平认真阅读了已经草拟的各种具体做法的文件，失望得很：牵制多，条条框框多。特别是所得税率，高达30%，虽然比内地略低，但几乎是香港的一倍以上（香港税率为16.5%）。

   　 庄世平于是开始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劝说，但无论如何，人们的思想都没有被扭转过来，因为税率比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更低，那岂不是会被质疑“我们更‘资本主义’?”此时，庄世平站出来说话了：“如果不按经济规律、不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的‘特区条例’订它何益！”

　　1980年初，当人们讨论特区条例时，庄世平放言：“如果把这样的条例付诸表决，我和港澳的代表将投弃权票！”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主张“团结一致”、“一致拥护”的年代，这个声音所要担负的政治风险。于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杨尚昆都先后找他了解情况，并答应做相关部门的思想工作。结果，1980年8月26日批准公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吸取了很多庄世平的具体意见。尤为突出的是，特区的所得税率为15%，不仅低于国内的平均税率，而且比香港的税率还要低，这便让它在吸引投资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化解特区发展的资金困局 引发我国土地管理模式的转变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了加快深圳特区发展，他曾找过庄世平，希望从南洋商业银行贷款。但庄世平却把这笔送上门的生意“婉拒”了，并反问他：“你拿什么来还款呢？我这里是商业银行，钱都是客户的，到时候是要还本还息的，你如果借了款又还不了款，不是要我的命么！”吴南生听后膛目结舌，但庄世平马上和颜悦色地笑着说：“你怎么还需要借钱，你脚下踩着的都是钱。只要卖地就有钱了啊！开了这个路，你就盆满钵满了。国内一直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混在一起，导致资源上的浪费和建设资金的缺乏。如果能借鉴香港，做到特区特办，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将使用权拍卖出去。”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买卖土地与“复辟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路货色。当时的宪法第十条第四款就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但庄世平认为，参考国外做法，其实可以在宪法原则与实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的，“如果特区和其他地方的法规一样，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这一次会见和庄世平醍醐酮灌顶的言语开启了吴南生的心扉，使他决心一试。不久，庄世平就把香港拍卖土地的全套法规连同印花税的收据等都送了过来。

　　然而，吴南生提出“卖地”的想法后，很多质疑的声音还是四面扑来。反对者甚至说，“卖地”的做法实质就是把特区变成租界！1982年，随着几家大报刊发表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痛哉！（租地章程》》等对特区含沙射影的文章，极“左”们席地而起，责难漫骂，给特区开拓者以莫大的压力。同年6月16日深圳特区召开的货币问题座谈会上，庄世平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作了回击：“特区是不是殖民地，首先看特区的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哪一种性质的政权？我们特区的一些法律、法令，尽管有些地方和内地不一样，但都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决不是过去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之类的东西……”④在不久后的另一次会议上，庄世平更明白无误地宣告：“办特区，就是要把市场经济引进中国来！”改革先驱们无不为压世平的大勇气捏了一把汗。

   　 经济特区探索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局以及各种质疑之声使深圳市委、市政府面临空前的压力。这种压力直至1984年底才有所缓解。1984年4月12日，全国人大会议讨论修订宪法，提出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切割，增加“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款。

    　在庄世平的推动下，深圳特区政府顶住压力，于1987年12月1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敲响了动地一槌。中国人当时从来不知拍卖为何物，一时间找不到“拍卖槌”。还是香港测量师协会善意地送来了从英国定制的“拍卖槌”，上面还印有“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的字样。下午4时30分，拍卖正式开始。最终，经过长达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525万元的最高价成为这宗中国首场土地使用权拍卖会的“赢家”。

    　525万元的成交价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拍卖方的心理价位。一份画好线格的《土地公开竟价拍卖现场报价记录》在报价上升到490万之后就己经全部填满，工作人员不得不在一张白纸上记下了此后的所有报价。通过拍卖土地这一模式，广东经济特区的建设资金紧缺问题迎刃而解！尝到了甜头后，深圳特区的这一模式先后被其他特区模仿，珠海、汕头特区先后在土地使用上做手脚，偷偷摸摸而又羞答答地以“土地有偿转让”的名义获取资金。1991年5月，《广东省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颁布实施，特区政府名正言顺地从土地使用权中获取大量资金，特区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颁布，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是我国土地管理的重大改革，标志着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财产权进入了市场，是我田土地管理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标志。在这场历史变革中，庄世平功不可没。

        在深圳特区创办内地第一家外资银行

　　特区建立以后，第一家“着陆”的外资银行，就是庄世平创办的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他说，这不是有没有业务的问题，而是对国家有没有信心的问题。

　　庄世平是蜚声香港、东南亚金融贸易界的活动家，还是一位革命老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的领导下，长期从事金融贸易活动，为创建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前夕，方方指示庄世平在国外配合收侨汇，把钱汇给地下银行（即南方人民银行），尔后，用南方卷兑换给群众，为后来新生的华南人民政权打下了坚实的金融基础。经方方的授意，庄世平于1949年12月14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南洋商业银行，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同一天，庄世平在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之上升起了香港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世平领导南洋商业银行达40多年，后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了解内幕的人说，庄世平在深圳特区设立南洋商业银行分行绝不单纯是为了开银行而开设分行，他要修补“文革”中受损的内地与侨界的伤痕，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亲历那次分行建设的人员说，其实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的业务开展很困难，庄老不止一次怀疑“这会不会是自己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南洋商业银行到深圳设立分行之初，有关部门信誓旦旦，几乎什么业务都可以做，等到南商深圳分行挂上牌子，才发现国内的金融系统原来是铁板一块，什么都难做，当时人民币与外币并不流通，需要通过兑换券来进行互换。这些情况吓得原来准备与南商一起来深圳设立分行的香港汇丰等大银行赶快鸣锣收兵。然而，说归说，庄世平的人生哲学中没有“逃兵”两字，既然来了，就一定要闯出一块天地来。也正是他敢于面对淫威不低头，敢于在“擦边球”的模糊界限中周旋和瓦解，南洋商业银行不仅找到了出路，还因为先走一步而在国内得到了大发展。例如，利用外资银行的便利，南商极大地延长营业时间，最大限度地为归来的侨民提供便捷的服务，从而赢得大量的侨汇进入银行。至他退休，该行存款总额己突破470多亿港元。

　　为配合经济特区的建设，南洋商业银行遵循积极、稳妥、灵活、创新的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积极支持客商与内地进行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作经营、合资或独资企业业务；并先后在深圳、蛇口、海口等经济特区设立分行；参加厦门经济特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股份，支持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

        充当侨界和特区发展的桥梁全力支持特区经济文化发展

    　在如火如茶的经济特区建设初期，不少利益、感情上受了伤害的侨民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为此，庄世平多方联络中方机构，帮助侨民落实侨房政策，改变侨民的观望做法。20世纪80年代初，在厦门的一次落实侨产侨房座谈会上，庄世平指出：“经济上的困难应在其他方面争取解决，落实侨产侨房，应算政治帐，不应算经济帐”。⑤从80年代初开始，经他的帮助使产业房屋得到落实归还的，从香港立法局议员、太平绅士、侨领乡彦，到一般商人职员，人数难以算计。也正是正确的政策的指引和他不懈的努力，许多华侨在房产得到落实归还之后，爱国热情高涨，很多回到内地，特别是经济特区进行投资，用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开放。

    　庄世平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一次次“客串”了内地游的导游。“你想回去吗？我也去！”很多著名的侨领都记住了庄世平的这句话。多年来，庄世平带回了李嘉诚、庄静庵、刘世仁等海内外知名的侨领，充当了侨界和特区发展桥梁和纽带。

   　 庄世平常常身体力行，亲自探索实践经济特区发展之路，是特区发展的“拓荒牛”。为了争取广大华侨参与经济特区建设，他事无巨细，竭心尽力。著名实业家李嘉诚第一次回乡时，他亲自选定路线并联系交通工具；泰国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经他多次动员终于答应归来，最后为汕头潮阳捐资200多万元建设一座中学；深圳特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冠印染厂”,80年代初投资额达8000万美元、居全国合资企业之首的深圳蛇口浮化玻璃项目，都是庄世平精心组织和支持的结果。汕头经济特区创办和发展的历程，更是记下了庄世平闪光的足迹。20世纪80年代初，他任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按照其建议，汕头经济特区1983年第一次到香港举办招商洽谈会，既起到宣传推介作用，又签订了若干引进项目，迅速打开了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他还不顾年事己高，为汕头经济特区的发展，频频穿梭于香港、广州、汕头之间。与香港潮州商会会长、著名企业家刘世仁一起率73人的潮属工商代表团来汕头考察、洽谈投资项目；帮助、指导汕头制订《汕头特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试行方案》；促使多家银行在汕头特区设立分行或总行；陪同泰国著名爱国实业家谢易初来汕考察，设立汕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地毯厂，后谢易初又在深圳、汕头设立独资饲料厂。鉴于汕头特区发展的缓慢，2006年，广东省召开广东在港人士座谈会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问庄世平有什么意见、建议，他提出要注意东西两翼的发展问题，汕头特区要成为粤东发展的中心。

　　庄世平长期以来搞金融、搞经济，但对历史文化也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对潮汕历史文化情有独钟。他说：“不是我们要独树一帜标于中华民族文化之外，而是要在中华民族文化之内，放出潮汕文化的光彩。经济发展，文化也应该发扬光大。”⑥他受聘担任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不遗余力地为“研究中心”出谋划策，并帮助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2003年，“研究中心”着手筹建侨批文物馆，但缺少资金。庄世军闻讯，亲自致函给泰国泰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汉士先生，为“研究中心”“争取”到2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同对，庄老还与陈伟南先生一道，作为筹集建设侨批文物馆专项基金的发起人。2007年初（即他去世前几个月），庄世平跟香港意得集团高佩璇女士聚会时，语重心长地谈起如何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庄世平对潮汕文化未来关切的真情，深深感动了高佩璇的心，她当即承诺，捐出100万元人民币，支持这项功在千秋的事业。

        牵头助李嘉诚捐建办汕头大学

    　庄世平联系侨胞支援特区建设和教育发展的最著名事例，莫过于协助李嘉诚创立汕头大学。在粤东地区创立一间综合型大学一直是潮汕人的梦寐以求的夙愿，但屡屡功亏一篑。1978年，邓小平、廖承志接见泰国潮汕籍侨胞，对其提出的在潮汕兴办一所大学的愿望表示支持。1979年，时任广东省高教局局长林川带领一个教育团前往香港考察，遇到庄世平，提出潮汕地区必须建立一所大学的想法。庄世平认为，民族复兴，最根本是发展教育，培养人才。1980年5月24日，经过多方努力，汕头大学筹委会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宣告正式成立，省委书记吴南生任筹委会主任，庄世平任筹委会副主任。

   　 作为汕头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庄世平多次亲力亲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倾注了无限的深情。筹办一所大学需要大量资金注入，筹集办学资金在当时来说谈何容易。庄世平提出，可以在香港成立基金会，动员广大华侨捐资建校，并将办学事宜同李嘉诚商讨。李嘉诚问道：“办一所大学需要 多少钱呢？”“大概三千万吧。”李嘉诚知道庄世平这个回答有保留，建大学约费月是个无底洞。但他看得出庄老的诚意，于是慷慨给出第一笔资金3000万元。由此，创建汕头大学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1980年底，李嘉诚在庄世平陪同下，坐飞机直飞汕头勘址，最后确定在桑浦山下。1987年2月10日，汕头大学成立第一届校董会，李嘉诚为名誉主席，吴南生任主席，庄世平任副主席。庄世平、李嘉诚、吴南生等多次讨论、审议《汕头大学校董会章程》，几易其稿，1987年2月11日获校董会通过，同年11月4日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汕头大学校董事会成立，是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和突破。如今，李嘉诚注入汕大的资金已经超过28亿港元。⑦在短短近30年时可里，汕头大学迅速发展，己成长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成为潮汕乡亲心中永恒的丰碑。这座丰碑应该同时刻上李嘉诚和庄世平的名字，因为汕头大学的诞生离不开庄世平穿针引线的作用。

　　回顾庄世平对广东经济特区创办和发展的贡献，我们不得不钦佩。他为特区发展所作的功绩和体现出来的高贵品质，将永远镌刻在每一个特区人心中。鉴于庄老对深圳、汕头特三作出的重要贡献，深圳、汕头分别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庄老去世时，原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吴南生撰挽联致祭：“萦心国家大计其德最尊信是世人典范，襄建经济特区厥功至伟堪称一代楷模。”

注释：

① 汕头特区晚报，2008年6月15日。

② 廖琪：《大好人庄世平》，《潮南》2009年第11期。

③ http://www.cqtzb.org.cn/tzsh/200904/t2OO90409_3157002.htm

④ 东山涛：《广东改革开放的起步与香江巨贾》，《检察风云》2008年第21期。

⑤ 廖琪，姜冰冰：《爱国者庄扮平》，《国际人才交流》1996年第二期。

⑥中共汕头市委，汕头市人民政府：《爱国风范 山高水长——深切缅怀杰出侨领庄世平先生》，汕头日报，2007年7月16日。

⑦http://www.chinaqw.com/news/200807/17/1238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