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1卷第4期
苏文记1,刘晓莉2
(1、汕头大学法学院;2、汕头大学图书馆。广东 汕头515063)
摘 要:岭东同文学堂是由当时杰出的教育家、诗人和爱国志士丘逢甲,在汕头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民办学校。它所推行的新学虽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从学堂创办的动机、教习的聘用。到对学生的要求乃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学堂的创办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度除,并领导了时代潮流,在转移风气、启发民智、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创了潮学的先声,并培养了一大批时代人才。
关键词: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近代;潮汕教育
中图分类号:G127.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5)04-0079-004
潮汕自古享有“海滨邹鲁”的美称,早在唐朝元和十四年(819年)便有韩愈刺潮,传播中原文化。汕头开埠推动了近代潮汕社会的开放性和前沿性,潮汕教育文化事业得时代风气之先。近代华侨办学、教会办学、知名人士办学又在潮汕地区掀起了一个办学的高潮。此时期知名人士办学,最著名的要数丘逢甲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了。
丘逢甲(1864—1912)又名仓海,字仙根,号仲阏。 生于台湾省苗栗县铜锣湾。祖籍粤东嘉应州镇平(今梅州蕉岭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清末杰出的教育家、诗人和爱国志士,他一生忧国忧民,为台湾及岭东等地作出巨大的贡献。
一 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的时代背景
19世纪初,统治了近两百年的清王朝出现了经济萧条、军事疲惫、官吏昏庸腐败、民风不思进取的局面。外国势力趁机以大炮轰开天朝大国的大门,经过第一二次鸭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文明古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惨痛蹂躏。在此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不忍看到自己的家园从此沉沦的有志之士,纷纷奋起探究振兴民族的道路。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给日本,悲愤己极的台湾人民拒绝接受清廷的命令,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台湾巡抚唐景菘为总统,抵抗日本占领台湾。当时考中进士后无意仕途而在台湾讲学的丘逢甲倾尽家资,在台南一带组织义军,英勇抵抗占台日军。但因清廷严令沿海宫员不得接济台湾义师,故使义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终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丘逢甲也不得不离台内渡避难,居住于祖籍广东镇平县文福乡淡定村。
戊戌维新运动向旧的科举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提出“废科举、兴新学”的主张,一时成为时代潮流,丘逢甲内渡后也坚决抨击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拥护变法维新。他认为,“欲开民智张民权,非主张精神教育不为功”1,并致力兴办教育事业。1897年,他应聘为韩山书院院长,1898年至1899年冬,又主讲于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并于潮州镇平同乡会馆创办新式的学校―同文学堂;当时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之子,教育救国论者、大埔人何寿彭,嘉应翰林温仲和均在学堂任职,因而影晌极大。随着报名入学人数的迅速增多,镇平会馆的场地越来越显得狭窄,为扩大规模和影响,丘逢甲主张将同文堂迁往粤东门户——汕头。何寿朋、温仲和等纷纷表示赞同,并一致同意将学堂改名为岭东同文学堂。
二 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的准备工作
1899年,丘逢甲撰写了《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2,系统地阐述该学堂的办学宗旨和具体办法。该文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开发智力对富国强民的重大意义。“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自从孔教(“有用之学”)不得其传之后,中国人乃“群然为无用之学”,而“西人已以学强其国,于是侵凌远东东方之国,首中国,次日本。日本志士,相与奋发,不三十年亦遂以学强其国”。以事实说明兴学与强国的关系。接着,文章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指出了中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执事,不识天下“大洲”及“经世之条”,“语以贫弱,则曰有天运”。而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理。因此,无怪乎外国人会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也无怪乎外国人敢那样肆无忌惮地侵割中国的领土,残酷地蹂躏我中国同胞了。
文章接着列举了法、英、俄等外国侵略者凶残地侵略我大好河山的大量事实,充分地说明中国已到了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于是,作者发出了“试问一旦不测,祸在国家乎?抑在民间乎?试问此时,八股、试帖、大卷白摺之书,其犹用之乎?训诂词章之士,其犹重乎?”的质问,并指出如今己是“后顾茫茫,危机岌岌”,如果“及今不振刷精神,破釜沉舟,力图自立”,则“待火己著身之时,虽悔而无追矣”,发出了自救的紧急呼声。
在这里,丘逢甲道出了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的原因:“我潮同志等患中国之弱由于民之不学也,因思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爱立庠序,呼同类特创设岭东学堂,举我邦人士与海内有志之徒而陶淑之。”3他提出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纲,西学为目”的指导思想,这与当时维新派的观点相一致。他认为中学即学孔子,西学先“借径东文”,这是该学堂的宗旨。文章结尾还规定了学堂开办的章程。《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通篇文笔犀利,材料丰富,痛陈时弊,唤起民族觉醒,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心情和重振国威的强烈愿望,是他一生作品中的杰作。它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思想家的思想相比毫不逊色,可称得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育文献之一,并为岭东同文学堂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00年春,丘逢甲被粤东当局派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调查侨民情况。丘逢甲抓住这次好机会,向当地华侨筹募资金,共募得十万余元4,为岭东同文学堂的正式成立提供了经费。同时,在海外调查期间,他还继续与当时在香港筹划“武装勤王”的康有为、唐才常等保皇会人士保持联系5,使他更坚定欲强国须兴教育的信念,而兴办同文学堂的决心也愈炽。
三 岭东同文学堂的正式成立
海外调查归国后,丘逢甲惊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唐才常起义失败被杀,兴中会志士在惠州起义失败等消息,遂加紧创校的活动。1901年春,他联合温仲和、何寿朋、温丹铭等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由温仲和、姚梓芳招生开讲,并延何寿朋、温丹铭分掌教务,刘家驹任数理,罗仙俦为教员”6。关于岭东同文学堂的校址问题,丘逢甲早己上书两广总督陶模。请求在汕头拨一公地作为同文学堂校址,惠潮嘉道台根据陶模批示,将原同济医院的旧址作为学堂的新址。1901年冬天,同济医院迁往新址(今金凤坛原址),旧址便全部让给同文学堂(在今外马路第三小学校址)。1902年经清廷获准立案,被命名为“奏办岭东同文学堂”。
学堂获准立案后,惠潮嘉道台丁宝铨,拨出澄海南畔洲的沙地地租年二千二百元作为学堂的常年经费,但远不够学堂的正常支出,故只得向地方人士和海外华侨募捐。开办章程中就规定“有好义之士,慨愿捐资,及送有用田书籍入本学堂者,本学堂均乐接受”7。澄海富商高绳之、陈雨亭等均捐有巨款,海外华侨不论贫富也踊跃捐献。学堂在海内外人士的竭诚帮助下,得以顺利开办。学堂由丘逢甲自任学堂监督,惠潮嘉道道台亲任总办、总办之下,设两个副办,负责教学工作和处理日常事务,由道台在潮属和嘉属科场中名份较高的人里面物色充任。因潮嘉语言不通,讲课听课,都有困难,故两副办潮、嘉属各一人。先后担任副办的有温仲和、陈步銮、廖云涛等人。
学堂的生源,根据《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开办章程》规定,“(与潮)同道之嘉应、惠州与邻境之漳州、汀州各属,不分畛域”,均可入学堂学习,“以广造就”。“即各省、府、厅、州、县有志之士,均可查照章程,入堂肄业。”7但在学的多为潮、嘉两地的学生,而其中以潮人居多。学堂“以广开风气起见,修金格外从廉,计学生一人每年收修金三十元,伙食三十元,共计六十元”7,不过学堂为保证学生质量,规定“来学生徒,以志趣远大为上,如性情浮滑,立心卑贱者,概不收纳。入堂后如不遵守教规,酗酒、嗜烟、告诫不听,即行辞退”8。以此确保学生的质量。“学生先仅十四五人”7,后逐渐增加。
学堂将学生分为两班,“其愿由普通学以至专门高等者以三十为断。其止习东文以为读译本书之用者,则不限年岁”。“而学生之外,另设一班,曰讲习班,凡未为学生而愿与本学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挂号,时到堂中研习一切”7,以期达到广为造就的目的。
学堂对教师的任用,采用聘用制。开办章程规定:“拟聘中国品学兼优之士一人,为中文教习。日本品学兼优之士二人,为东文(即日文)教习,共教习三人。西文教习,俟后再定。”7因此学堂一开始就聘日本人熊泽纯之助等为东文教习,此后这一课程一直为日本人担任,这是潮属各地唯一讲授日文的学校。学堂又先后聘用大埔人温丹铭、澄海人杨鲁,以及刘家驹、罗仙俦等中学西学的知名人士,为中文教习。
学堂的教学内容,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方面,首先,“宜读诸子语类”如“朱子语类己卒业,胸中先有主宰”;其次,学经学。宜取“《汉书.艺文志》,两汉《儒林传》,隋唐《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及《宗元学案》”,使学生“知其源流”。再次,须读史书。“先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参以通鉴、三通等。“舆地…宜看《水经注》、《天下郡国利病书》6等。再其次,须学算学。西学方面,丘逢甲认为“西学有用之书,东人(日本人)皆已译之,能读东文即不啻能读西文也”7。故学堂以东文代替西文。基于上述思想,同文学堂开办了经学、史学、国文、东文,还办了格致(即格物致用)、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新学课程。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岭东同文学堂注意学生体质的锻炼,特开设了“兵式体操”课程,并向惠潮嘉道道台泰炳争取来了枪枝弹药作为学生练习射击之用,这在当时来说是别开生面的。1907年1月8口,同文学堂在汕头海关前举行运动会,内容虽仅有短程赛跑、兵式体操、叠罗汉等几个项目,但这次运动会是潮汕首创的第一个,使潮汕人从此知道有运动这么一回事。此外,同文学堂后来还增设了地理、英文、图画等课程,这些课程大大扩展了学生们的视野。
岭东同文学堂成立后,根据丘逢甲的《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开办章程》及中文教习温仲和所订的同文学堂章程的规定着手进行各项活动,这些举措旨在使就学者获得有用之学,不为科举所累,成为时代新人。
四 岭东同文学堂的影响
岭东同文学堂是潮汕地区第一所民办官助学校。学堂创办之后,虽经历了无数的风波灾祸,如经费不时缺失、政局不定、屡受骚扰等,但学堂的创办人都以深厚的爱国情怀激励学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重任,并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因而,学堂在岭东产生巨大的影响,开创了潮汕近代新学的先声。
首先,它促进了科举和八股的废除,并在转移风气、启发民智、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898年9月,康、梁等人发动的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清廷方复科举旧制,使民精于八股”9。而丘逢甲甘冒风险创办岭东同文学堂,认为“以书院制,新知识灌输有所未尽”。其所撰写的《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一文,痛陈以八股文取士断不能解国忧,明确地强调废除科举制度之必要性。
岭东同文学堂的新学虽存在缺点和局限,但是从学堂创办的动机、教习的聘用,到对学生的要求乃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加之学堂中“洋汉各教习皆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8,而且,入学堂学习的学生出路也较好(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前,同文学生可由学堂送去考举人;废科举后,学堂毕业生由提学使司主持毕业考试,及格的分最优、优等、中等三级,分别奖给拔贡、优贡、岁贡等头衔,有这种头衔的人,可进入京师大学堂或广州优级师范就读,毕业后即相当于科举制度废止之前的进士、翰林这一类的人了,因而,同文的毕业生,同样被认为有功名,也就同样可以收取学田租了。学习成绩优秀的,还可以到日本留学),所以,有志青年纷纷前来报考,几年间,这所学堂便闻名岭东,一时间出现“趋之若鹜”的喜人景象10。
从岭东同文学堂的教学内容来看,《章程》明确告诫学者,“毋为科举所累”,“务期造就同志有用之学”。而且痛陈中国千百年的封建传统教育,徒使青少年美好青春埋头于故纸堆里及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文学堂开设的新学课程有“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尤重算学,认为“算学所用最广,天文、地理、历律、兵法、制器一切测量之法,绘图之法,莫不根于算学”6。毋庸置疑,这些新课程对长期以来只偏重文科的中国社会,颇能使人耳日为之一新,有振聋发聩之效。
学堂还特别注意教学的方法,要求教师要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并做到博学和心明。只有博学才能做到深刻地领会教学的内容,只有心明才能把内容讲清楚。要求学生学习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要善于自学,写读书心得;要多疑善问。“诸生遇有各门疑义,准其问于师长,……有问者自书一纸呈上,听候批答”6,而且还要学思结合。
而聘请外籍和归国留学生为教师,以传授西方文化,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技的启蒙和发展。
尽管岭东同文学堂人士对西学本质的认识还很不足,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但他们希望从中国的古代圣贤的言论里为西学的合理性找出根据,并使之适合中国实际,这在客观上为转移风气、推行新法、启发民智、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岭东同文学堂的师生们不但倡导新思想,且直接参与和领导了革命斗争,在岭东领导了时代的潮流。丘逢甲对同文学堂学生中搞革命活动和发表革命言论,都给予默许,甚至还看作“此乃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11。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岭东同文学堂“要求学以为国备”,特开设“兵式体操课程”,聘请日本东亚同文会退伍军官为教习。丘氏还以自己的身份和特殊关系,向当时的惠潮嘉道台“泰炳”申请领取枪弹,作为学生上课练习射击之用。学生每次操练,他皆在旁加以督课。
在这种新思想的引导下,同文学堂的师生参与了一些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其中较出名的要算1904年惩戒法籍海关人员当街侮辱妇女和1905年的抵美运动。
1905年6月,《岭东日报》报道了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消息,报社还为此发表社论。此事激起了岭东同文学堂师生的极大愤慨,他们带头发起反对美国迫害华工和抵制美货运动。当月18日,全体师生集会,由中文教习温丹铭作了关于抵制华工条约的演说。他提出抵制美货的“不得不行,必然可行,定能有成,无碍于国,于我有利”等五项意见,主张推动各界抵制美货;并提出四项具体行动,广泛演说劝人不办不买美货,切实调查美货销存情况,通函各地一致行动,讲求目前措施及善后之方。全场热烈赞同他所提出的意见。会后同文师生便相约互相督促不买美货,并编印《华工惨状记略》及《美货情况调查表》各数千份,函送各地绅、商、学各界,要求一致行动。
从同文学堂学生在上述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和精神,说明这些在新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萃萃学子,己开始与老师一起,走出教室,面向社会,与国家共患难,同分忧,而不再是整天只会埋头伏案,满脑子“之乎者也”的书呆子了。
再次,岭东同文学堂培养一大批时代人才。不少学生成为后来辛亥革命、讨袁、北伐的中坚力量。12 1907年4月11日,革命党人许雪秋率领700多人在饶平黄岗起义,参加起义的李恩唐、李次温等人都是岭东同文学堂的学生。1905年以第一名考入岭东同文学堂的姚雨平,也是黄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解放后任粤省府参事室主任。岭东同文学堂学生出身的大埔人邹鲁,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至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弃政从教,创办大埔县乐群中学、嘉应师范学校,1932一1935年任中山大学校长,并将中山大学建成国际名牌大学。而且,学堂培养的学生有不少后来成为了科学家,其中较著名的有澄海县澄城镇城北人黄际遇,他14岁考中秀才,后肄业于岭东同文学堂。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中山大学教务长、河南大学校长、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等职,是著名的数学家,还兼长文学、书法。14
到1908年,政府及社会人士,鉴于内地商业之盛,潮梅地区的人出外经营者日益增多,感觉到有将学堂改办为商业学校的必要,而且,旧式商人多墨守陈规,不能与外人竞争。于是学堂遂改名为中等商业学堂。此后,又几经易名搬迁,为岭东培养了一大批商业人才。
综上所述,岭东同文学堂是与著名的维新派人物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开办的万木草堂以及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7年在长沙开办的时务学堂同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她的创办,开创了岭东新学的先声,并为岭东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其影响之深远,足以与以上两大学堂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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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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