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度2023年1月16日
姚亚平
现在，人们评价“鹅湖之辩”，多半是在书籍里读，在纸面上说，却很少到实地去看。其实，从“四贤祠”到“文宗书院”，再到“鹅湖书院”这800多年的历史，鹅湖书院里那几万平方米的建筑群、那8块匾额和14块碑刻等文化遗产，就反映了人们对“鹅湖之辩”的态度和评价。
江西铅山鹅湖书院
这些立在大地上的建筑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更真实、更直接地记录和反映了“鹅湖之辩”的历史影响，积淀着千百年来人们对“鹅湖之辩”“朱陆学说”“朱陆异同”等问题的看法与评论。
“鹅湖书院”是如何评价“鹅湖之辩”的呢？
下面从三个方面做一归纳，以期对鹅湖之辩和朱陆异同的认识和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其一，侧重于鹅湖之会那次事件的历史意义，侧重于她对鹅湖书院这块地方产生的文化影响。
时人和后人对这场“鹅湖之辩”都给予高度评价。时人朱亨道就说：“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历代统治者对“鹅湖之会”以及朱陆等四贤极其重视，十分关注鹅湖书院。有宋理宗、元仁宗、清康熙三位皇帝题写匾额，这三位皇帝的题额中，宋理宗的“文宗书院”、元“会元堂”是从其地位来说的。李淳只是铅山县令，但他在西礼门背面题额“圣域贤关”，在石牌坊题写的正面额匾“斯文宗主”和背额匾“继往开来”，都是确认此处的历史地位。
鹅湖书院石牌坊上的“斯文宗主”额
从古代名人在鹅湖书院的题额、楹联里，也可看出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等社会界的思想认识。鹅湖书院讲堂的“自古乾坤惟此理，至今山水有余光”楹联，出自明代宰相、铅山人费宏的《鹅湖书院》：
一从无极分明后，荒经锄茅见讲堂。
自古乾坤惟此理，至今山水有余光。
庭空蔓草冯谁䕌，涧满香苹欲自将。
冠盖追寻恨迟暮，却愁猿鹤笑人忙。
费宏在鹅湖还有一首《次朱陆韵》：
仰止鹅湖敢弗钦，来游因悟圣贤心。
一源活水通寒谷，几片闲云度远岑。
能向天机求动静，肯于世路较升沉。
诚明两字难偏废，古训留传直至今。
鹅湖书院里的碑刻，还反映了人们注重鹅湖之辩对此地的影响、鹅湖书院在全国、在江西的比较。
1454年，大理寺少卿李奎在鹅湖书院修建完成后的碑文中说：“大江以西，古称文献之邦，书院之建不知有几？惟鹅湖之名与白鹿洞书院并称天下。”不但在历史第一次把这个书院称为“鹅湖书院”，而且把鹅湖书院放在“大江以西”这个“文献之邦”来与白鹿洞书院并提为天下书院。
明·李奎《重建鹅湖书院之碑记》
1548年（明二十七年）国子监五经博士、进士吴世良来鹅湖书院巡视，拜谒“四贤祠”，立碑刻诗五首，高度评价鹅湖书院的历史地位，说“天下四大书院，嵩阳、岳麓、白麓洞、鹅湖书院”。
明吴世良《鹅湖书院谒四贤祠碑》
1652年江西巡抚蔡士英在扩建鹅湖书院，并立碑将鹅湖与白鹿洞、象山、白鹭洲列为“江西四大书院”。
当然也有感叹时间长河中的历史沧桑的。鹅湖书院东西碑亭甘京的两幅楹联：
一时持论多同异
千载斯文几废存
上联是说当年鹅湖之辩时的朱陆异同，下联则是感叹从鹅湖寺到鹅湖书院的屡毁屡建。另一幅对联是：
俎豆古今存圣学
辨香朝暮愧禅门
上联庆幸儒学精神通过人们的纪念与怀念、祭拜至今流传，下联感叹鹅湖寺则已不见踪影。
其二，陈述朱陆双方的不同，但重点更在于折中、调和。
800多年来，人们谈起“鹅湖之辩”，一直把焦点集中在朱陆双方的异同之上，那么，“鹅湖书院”是怎样评价“鹅湖之辩”的呢？
从“四贤祠”到“文宗书院”，再到“鹅湖书院”，人们都将朱陆同堂而祀，旨在调和、折中朱陆。陆氏后学、绍定间任职江东提举后又兼提刑的袁甫，曾作《四贤堂赞》以表追慕之情。
清初安焕说：以前的人总是说朱熹吕祖谦和陆氏兄弟，有所不同，（“顾昔人谓：晦翁倡明道学，上承伊洛，而东莱翼之。陆氏兄弟不自苟同，以求至是，故其微言遗旨，并传于世”）“学者以为震雷惊霆焉”，认为这不得了。其实，正是这种异同之间，古圣相传、灵光不掩（“则夫异同得失之际，古圣相传，唯此灵光不掩耳。”）
清·安焕：《重建鹅湖书院记》
李光地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有人说，五百年来都说朱陆之异同，现在将朱陆“同堂而祀”，这恐怕不太合适吧。“余曰不然。”李光地说，朱熹陆九渊他们两人自己都不会这么说。朱熹教育学生时讲到操守，都要推举陆九渊是一个不可及的榜样，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为之避席称善”。陆九渊对待朱熹，“则有泰山乔岳之叹”。所以，朱熹曾说：“南渡以来，理会切实工夫者”，就是我与陆九渊两人而已。所以，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虽微有异同，而实相成，非若水火冰炭之不可入。”朱陆之间，虽微有异同，实际上相辅相成，绝不是水火冰炭那么对立。
清·李光地《重建鹅湖书院碑记》
鹅湖书院碑亭内还有块《陆公清赋复祀碑记》，“无甚相左，唯是尊德性、道问学两语，若不相下，后人遂以为壁垒，过矣。”说朱熹和陆九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后人只是抓着“尊德性、道问学”两句话，以为是森严壁垒，“过矣”。其实，朱熹“未尝离德性，平居践履学无弊也”，陆九渊也“未尝废学问也”。
铅山县尹殷三卿题有一联：
千秋道脉溯尧舜，徽国文理随邹鲁。别派汇流归渤海，坦途层上到云岑；
斯文俎豆形如在，此地弦歌韵未沉。多士莫矜同异帜，日星终古朗于今。
《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一套四枚
（2009年11月国家发行《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分别为：江苏泰州“安定书院”、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江西铅山“鹅湖书院”和海南儋州的“东坡书院”，面值均为1.2元）
在我们看来，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是理学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分歧。一个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个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在本质上，二者都是把封建伦理纲常视为绝对永恒的存在，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只是一个以为理是主观精神，一个以为理是客观精神，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清代章学诚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章学诚不愧是大思想家、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就是不一样。在“千古”历史长河里，朱陆异同也是极具分量，不可合之同异，也不可无之同异。
其实朱陆辩论双方的目的性质是一致的。清代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得很直接：“二先生（朱熹、陆九渊）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
再说，双方各有道理，相互补充。孔子开创的儒学，就是“学做人”的学问。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中庸》提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尊德性”，加强修养，培养德行；二是“道问学”，学习知识，增进学问。德行是求立身之本，学问是寻处事之方。德行须贯彻到处事之中，处事必以德行为原则，二者本不可或缺。当然孔子教育学生，多就某事指点，对德行来源这样的理论问题，并未深入探究，到孟子“道性善”才有所触及。后来，中国儒家的各个思想家或学派则各有侧重。宋儒还是在如何做人、如何做完人和圣人上用力。在这一点上，朱陆没有分歧，分歧在于抵达的路径与获得的方法不同。朱熹重认知，认为知识是抵达道德的必由之路，更多的是一条“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同一本体的体现”的理路；陆九渊则偏意志，认为操行是持守道德的保证，更多地持守一种“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的简易法门。黄宗羲有言：“（陆九渊）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做人成圣的路径不同，便造成了二人分歧。
对朱、陆二人的异同，后人的看法多有分歧。清人沈以宁有诗道：“岭抱山回绿树风，生贤祠宇仰宗工。登堂默认谈经处，接武神游讲座中。功在注疏千圣合，理归德性一源通。后人枉自分旗帜，朱陆于今岂异同。”千流入海，万物同源，人世上的事情一般是不能太计较泾渭的。
其三，立足现实，强调这场论辩对后世开创的良好学风和影响。
这次鹅湖之辩，是“理学”与“心学”第一次直接交锋，虽然没能弥合朱陆之间的思想分歧，但双方都讲清了各自的核心观点，也认识到双方的分歧所在，还促使双方进一步思考自己的学说，思考并弥补自己的漏洞，明确自己的观点，为今后的深入讨论奠定了基础，也使双方和其他思想家在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面思考中国儒学的基本问题，大大拓展了南宋儒学思考问题的理论空间。
无庸讳言，鹅湖之辩，辩出了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不同。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说：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而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
但是，陆九渊心学也讲道问学，朱熹的理学也讲尊德性。朱熹答平甫书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紧要事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陆九渊闻之曰：“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朱熹曾批评陆九渊及其学生“然于道问学处欠了”。陆九渊反驳：“我不是反对‘道问学’（‘吾以为不可’），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顺序要讲究，‘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他只是“尊德性”放在“道问学”之前，而绝不是反对“道问学”。
清代温朝荣题鹅湖书院讲堂一联：“学海有渊，静对湖山通脉络；贤关不远，隐从鹅岭想阶梯”。
鹅湖之辩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还在于她为以后的学术争鸣与学术会讲开了先河，更为以后的学术论辩和交流开创了相互尊重、各取所长、共享儒家传统的良好学风。清代江西巡抚白潢在鹅湖书院题有一联：
翚飞结宇，腾千丈之祥光；
镂刻填舍，永万年之盛世。
邮票上的鹅湖书院以及朱熹陆九渊
（邮票上方为鹅湖之辩中朱熹与陆九渊的白描像、鹅湖书院的文字介绍；下方为鹅湖书院的青石牌坊）
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当时南宋儒学的三个代表人物，“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他们各有侧重，心学重明心领悟，理学重读书积累。朱熹的观点是先广泛读书，而后集于一端；陆氏兄弟则强调先发明本心，再去泛览。朱熹认为陆九渊教人的办法太过简单，陆九渊则认为朱熹的教学方式就是支离，双方互不相让。吕祖谦表面上是要保持公正，促使双方统一思想。实质上却是希望陆能归于朱，但最终他的目的没有达成。“尤其是陆九渊，在这次聚会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形式和积极主动的攻势，使其心学思想和心学立场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出人意料地受到了重视，无异于对心学做了一次良好宣传，心学得到了初步的验证和确认。这是陆九渊此行的最大收获。”
这场发生在江西铅山鹅湖山下的鹅湖之辩，关涉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的大事件，真是思想大家的巅峰对决、中国历史的文化盛宴。
这座掩映在稻花村庄、山林翠木之间的鹅湖书院，承载着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的深邃与厚重，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优秀传统的精彩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