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lisaGabbert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
瘦骨嶙峋的北极熊、被冲上沙滩的叙利亚难民儿童尸体、饿得肚子高高鼓起的非洲儿童、美国“骨肉分离”移民政策……
我们从未对世界上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有如此深入的了解。
德国女摄影师拍摄的一张北极熊照片走红网络,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思考/Kerstin Langenberger
然而面对如此多令人震惊的报道,我们渐渐对骇人的画面感到淡漠,越来越少因为负面新闻而感到愤慨,对世界感到绝望,感觉自己渐渐失去了共情能力。
我们是否已身陷“同情疲劳”?
此漫画依据真实照片创作。当地时间2015年9月2日,前往希腊移民船沉没 3岁叙利亚男童伏尸海滩/Khalid Albaih
心理学家认为,媒体是导致同情疲劳广泛产生的一大诱因。
新闻里充斥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悲剧和苦难。长期暴露在负面信息里,人很容易产生无能为力感,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渐渐对他人的苦难就会免疫。
那么,媒体带来的“同情疲劳”是否可以避免?
01|冷漠的理想主义者
今年4月,一位自称“冷漠的理想主义者”写信给《纽约时报》建议专栏的一位作家,请求这位作家帮助她克服对政治事务的无力感。
“毫无疑问很多人有与你同样的困扰,我也是,”专栏作家珊娜·盖伊(Roxane Gay)回应道,“在情感投入被消耗殆尽的时代,要扩展我们同理心的极限十分困难。”
这似乎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刷Twitter或Facebook时,你经常能看到有人说:“我太累了”。太多的坏消息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共情能力了。
我也是一名冷漠的理想主义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感到精神疲惫。然而事态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在特朗普当选后的几个月里,我的丈夫约翰打印出我们居住地科罗拉多州政府代表的电话号码,贴在冰箱上。我们开始每周给他们打电话,要求他们为我们的利益而战。
公众的强烈抗议有时会起作用,但更多的时候抗议一点用处都没有。
7年10月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未能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改,但几个月后,这些参议员以“税制改革”的名义从政府医疗保健计划中削减了数十亿美元。
美国示威者闯入国会抗议新医改法案,最终导致百余人被捕。/财新新
社交媒体活动人士喜欢说:“保持愤怒”。愤怒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文不值的。我记得我去年认为,只要看20秒的新闻片段就能保持愤怒。
但事实上,保持愤怒很难,国内或世界各地新闻还是令人惊骇的——我的理智是这样告诉我的,但肉体上那种恐惧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02|同情疲劳与同情
冷漠的理想主义者和我们许多人共有的感受,在临床上被称为「同情疲劳」。
图兰大学创伤学研究所的主任查尔斯•菲格里(Charles Figley)将同情疲劳定义为:
“一种帮助者会经历的极端的紧张状态,对别人所面对的痛苦的持续关注会给帮助者造成继发性创伤压力。”
同情疲劳也称替代性或二次创伤压力,简而言之,是经历过太多次感同身受的同情后出现的淡漠情绪。
同情疲劳最常见于医护人员和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公众在频繁接受这类救助信息后也会产生这种心理。
虽然这个术语相对较新,但同情疲劳的概念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正如历史学家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所说的那样:“同情疲劳与同情一样古老。”随着我们对同情疲劳的了解而带来的焦虑,同样可以追溯到同情概念产生的时候。
关于同情价值的争论自古有之,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同理心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为了直接的人际互动,更是为了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痛苦,我们又怎么会向身处困境的人们伸出援手呢?
如果同理心是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必要动力,那么当我们每天都被地方和全球灾难的细节、被每一个令人震惊的犯罪、政治丑闻和气候灾难轰炸时,会发生什么呢?
当地时间2018年6月1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麦卡伦,一名两岁洪都拉斯小女孩看着妈妈被拘捕后哭泣。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移民政策人为制造“骨肉分离”悲剧,美国《时代》周刊以此为封面并配文“欢迎来到美国”/AFP-JIJI
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儿童、叙利亚的战争、难民危机、融化的海冰……在创伤前线的专业人士被训练去观察同情疲劳的迹象,但最近感觉好像每个人面临同情疲劳的困扰。
在经历了一年的让我失眠和心悸的新闻成瘾后,我开始脱瘾。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吗?当我们能给予的同情远远无法满足世界所需时,会发生什么?
03|旁观他人的痛苦
同情疲劳一词最早出现在作家兼历史学家卡拉•乔伊森(Carla Joinson)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同情疲劳是在急诊室护士中首次观察到的,指的是在接触病人的创伤和痛苦后的特定的筋疲力尽,可能起因于同理心的负担,更可能是对同理心的理解和反应的时间或空间不足。
同情疲劳在用于医护领域不久后,媒体研究开始出现类似的概念——来自新闻报道等恐怖图像的过度曝光,可能会导致观众情感上的“自闭”——观众会选择拒绝信息而不是回应信息。
记者兼学者苏珊·墨勒(Susan Moeller)在1999年出版的《同情疲劳:媒体如何销售疾病,饥荒,战争与死亡》(Compassion Fatigue:How the Media Sell Disease, Famine, War and Death)一书中,详细地探讨了这一观点。
她写道:“从一次创伤到另一次创伤,看上去媒体在令人窒息的贫穷、疾病和死亡之旅中中表现出色。问题被模糊化了,危机的存在成了一个危机。大量的坏消息使公众‘陷入一种同情疲劳的麻木状态’”。
《同情疲劳:媒体如何销售疾病,饥荒,战争与死亡》封面
媒体通过贩卖灾难、饥荒、战争和死亡赚取眼球,带来的是媒介文化的冷血和社会人情的冷漠。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她200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旁观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
“Regarding”一词同时具有“观看”的意思,本书翻译为“旁观”:“曾使我们感到愤慨和震惊的影像氾滥成灾——我们开始失去反应的能力。同情——延伸到极限便是麻木。”
《旁观他人之痛苦》封面
她暗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媒体超载使公众对苦痛的反应变得迟钝。那是谁的错——公众还是媒体?我们该怎么办呢?
按照墨勒的说法,同情疲劳是一个恶性循环。当战争和饥荒不断时,它们变得索然无趣——因为观众之前看过这个。让观众不再感到无聊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每一次的灾难都比上次更耸人听闻。
国际新闻报道必须“更具戏剧性和暴力性”才能与本地报道竞争,正如1995年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对国际媒体报道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
广告支持媒体依靠关注度存活,这导致轰动效应和图像冲击:饥饿水肿的儿童、被战争蹂躏的城市。
但是这些设计过的图像令人心烦,最终我们会转身离开——这是一种自我保护。
一个新闻不再热门时——在90年代意味着报纸销量低;现在则是点击量不高——媒体就会报道其他新闻。
正如美联社的前国际编辑汤姆·肯特(Tom Kent)告诉莫勒:“我们会报道事件,直到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换句话说,危机往往会在得到缓解之前变得乏味。
墨勒说,1991年,美国人更多地关注飓风和地震,而不是延续时间较长的全球危机,如非洲饥荒。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灾害是“一个有具体解决方案的一次性问题。”——有明确的方法来提供帮助,有限的援助就能产生实质性的差异。
而饥荒已持续多年,尽管在80年代,慈善音乐会已经为其筹集了数千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但这是一件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饥荒变成一场棘手的危机。
这大概是世界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因拍摄的《饥饿的苏丹》,照片是非洲大陆最绝望的写照----以最直白的方式颠覆了人们对饥饿的认知,该照片获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Kevin Carter
问题一方面在于对缓慢展开的复杂灾害的报道往往是有限;另一方面在于公众对此类报道不感兴趣。但除了道德败坏,两者可能都有其他更充分的理由。
从表面上看,对真正的暴行麻木或漠不关心似乎是无情的表现。但正如菲格里所言,在医学意义上,同情疲劳是源于先要提供帮助的心愿。
没有同情就没有同情疲劳:处于困境之中的医护人员看到有人受苦,他们想要减轻他人的痛苦,但他们并不总能成功,于是同情疲劳开始阻碍同情。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因为要照顾受创伤的患者而陷入困境,那么体恤别人感受的消息消费者,则是因为消费新闻而面临风险。你只需打开手机上的Twitter,或者坐在酒吧里看电视,就会面临一些你无法解决的巨大问题。
也许你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个人所能作出的贡献——打电话、投票、抗议——实在是微不足道。
04|同情疲劳能避免吗?
每时每刻都能在全球范围内接触到令人震惊的事件的今天,同情疲劳还能避免吗?我因为每日都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而变得麻木,在寻找解决方案时我发现了一篇文章——
“很难承认这一点,但我无法摆脱这个想法——这些人死于他们拒绝听取那些告诉他们枪支会导致枪支暴力的社会科学家的意见。”
△当地时间2017年11月6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萨瑟兰斯普林斯,民众手持鲜花与气球,悼念在枪击案中不幸身亡的亲友。该枪击案造成27人死亡、多人受伤/新华社
一个家庭治疗师认为,受害者的这种责备反应是一种典型的同情疲劳,然后概述了一些解决同情疲劳的方案。
首先,治疗师认为有必要“将悲剧个人化”:“阅读每个死者的故事,并将他们视为人,而不是无名的受害者。……最后,如果你仍然感到精神萎靡,那就寻找你身边的悲剧。”
最后一个建议让我特别沮丧,好像同情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出于麻木和冷漠会让世界变得更糟的担忧,我们难道不应该与同情疲劳作斗争吗?
她暗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媒体超载使公众对苦痛的反应变得迟钝。
那是谁的错——公众还是媒体?我们该怎么办呢?
按照墨勒的说法,同情疲劳是一个恶性循环。当战争和饥荒不断时,它们变得索然无趣——因为观众之前看过这个。让观众不再感到无聊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每一次的灾难都比上次更耸人听闻。
国际新闻报道必须“更具戏剧性和暴力性”才能与本地报道竞争,正如1995年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对国际媒体报道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
但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权保持冷漠,甚至自以为是,那么冷漠将成为道德惰性的借口。
2000年,“纽约客”刊登了一张漫画,两名穿着西装的男人走过一位正在乞讨的流浪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一直都在担心我是一个自私的人,结果我却患上了同情疲劳。”
我一直在思考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应该知道多少有关全球的痛苦,我能做些什么来了解这些信息呢?
社交媒体,24小时新闻,我的手机上的提醒——对我们同情的需求远比穴居人或康德所要应对的要多得多,它是压倒性的。
我们是关心世界的普通人,不是专业的护理者。
所以我会适时歇一歇、和朋友出去玩,尽量减轻压力。但我的休息时间越来越长,感觉像是我在努力回避。
美国示威者参加游行,呼吁种族平等/Blair Ryan
在过渡期间,因为觉得自己还有太多其他工作要做,我错过了几次公开抗议。但我很欣慰我认识的人都参加了。
我喜欢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我觉得自己被抗议群众规模所鼓舞,我清楚地认识到仍有人,为我们所相信的一切花费时间和精力上街游行。
当我们太疲劳而无法战斗时,有其他人还在带头战斗——这是令人欣慰的,但也可能会使人过于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