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文/杨光斌

　　华人世界首富李嘉诚曾经是无数香港年轻人的偶像和人生奋斗的坐标，但似乎一夜之间，李嘉诚由英雄变成了香港人眼中的“恶霸”。现在一些香港年轻人把自己生活的困境、失业和低收入都归罪于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富豪们。这绝对是观察香港社会的指标性事件。

　　香港确实变了，从一个崇拜财富和成功的商业社会变成了仇富社会。李嘉诚等人的财富并非巧取豪夺，靠的是勤劳与拼搏。因此，这种仇富心态的背后是心理结构的大转型。而且当这种仇富情绪一旦有出口可以发泄，便如卸了闸的洪水一路奔腾，仇恨的洪流卷走了自己，也伤及无辜。香港正在洪流中沉沦。

　　香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被人忽视的是，原罪当然在港英当局。这首先是治理理念的问题。英国治下的香港是一种丛林规则式的自由主义经济。结果，香港一方面成为世界上最自由、也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却有几十万人常年蜗居棚屋，贫富差距在发达地区位列前茅。这是典型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遗产，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穷人的生计和福利都不是港英政府所考虑的。一些港民看不到这一点而妄想做“英国人”，只能说英国殖民统治的高明。这种历史结构一旦形成，接任者要在短期内改变历史遗产是很困难的，但却不得不面对历史遗产的负效应。

　　其次，同样是殖民统治的遗产，即弹丸之地的香港只发展起两项可资骄傲的行业：房地产和金融服务。这两大支柱产业恰恰是靠金钱说话的，穷人根本无力涉足，因而是一种病态的经济结构。不仅如此，空间有限的地区如果依靠地产业作为经济支柱，病态的房价就是必然的了，穷人的不满也是必然的了。 

　　问题是，过去为什么香港人能安于现状而今天却开始仇富？其中固然有相对优势的丧失而导致的心理落差，也有全球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冲击而对民生的影响。但这些并不是最根本的，要知道新加坡面临同样的环境，为什么新加坡能后来居上而超越香港？为什么新加坡百姓能安居乐业？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香港内部的不合作。香港人要民主，中央政府同意立法会由竞争性选举产生。但结果是什么呢？以“长毛”为代表的议员们的“使命”就是反对政府，政府的任何民生工程都在反对中流产：旨在连通珠港澳的大桥不得经过香港，旨在打造更大规模自由贸易区的“前海工程”得不到开工，住房项目不能立项。所有这一切，内部的不合作再加上环境的变化，香港已变得不再那么香了。 

　　如果说“长毛们”没有能力和愿望发展经济，却有能力和愿望去蛊惑民心。这次香港“占领中环”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民粹主义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副产品，即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和社会愤懑，结果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而爆发。民粹主义往往是政客政治动员的最好工具。一个口号、一个理念，便可以搅动热血青年。 

　　可见，从妖魔化李嘉诚，到“占中”事件，泛民派已把港人的民生需求转化为政治诉求，其背后是殖民统治留下的结构性负资产。一般民众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香港的“反对政治”乃民生之祸。我们看到，立法会竞争性选举带给香港的是政治僵局导致的经济停滞。美国著名汉学家墨子刻说：“政治有斗争有合作，但中国历史上的派系政治似乎更不愿意合作。”一旦党争民主把派系政治制度化，不合作政治只会加剧。如果真有那天，加上香港病态的经济结构，香港焉有不沉沦之可能？▲(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