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2月19日  

 文/李一戈

　　江南农村给很多大城市人的意象之一，是灿烂的油菜花。

　　没错，小时候每到初春，我们村周边的田里，油菜花连畴接陇，虽然说不上是一望无际，但足够今日的文青们惊叹忘返。记得我孩子一两岁的时候，春节回去还能看到零星的油菜花，最近几年回家却一棵也没有了。

　　现在城里人想看金灿灿的油菜花，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江西婺源。不同的是，想必婺源的油菜花大都是用来观赏的，而我们当年种油菜花的功用是，油菜花梗叶可以作肥料，油菜花籽可以榨取菜油——但现在村人吃的油都是调和油。

　　不仅油菜花，很多经济作物也没人种了。我们村前有一块肥沃的河套冲积地，大约几十亩，夏季西瓜，秋季花生、甘蔗，曾经都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所在，如今你猜怎么着？居然全栽上了松树。倒是一劳永逸了。

　　“现在种田比以前轻松多了。”留在村里种地的村人告诉我。小时候在水田插秧，最害怕的是蚂蟥，现在，几乎一只蚂蟥也没有了，都被农药杀绝了。“除草剂一撒，草也不长了。”还有了小型收割机，哗哗哗，水稻几天就收割完了。

　　我们老家那边的情况是，70后以后的青年，基本都去打工了，“他们不愿意也不会种田”，那一套农活全都不会。打工最差哪怕一年只能净挣几千块钱，也比呆在家里种地强。国家针对农业的税收是60年来最低的，可是，刨去农药化肥和人工，还是没有什么收成。去年老家由于雨水太多，种地都是亏本。

　　“只有没本事的，才留在农村。”我的一位远房亲戚不无粗鲁地说。他们两口子在外面打工超过20年了，早在1998年就在老家建了三层楼房，但外立面没有装修，因为难得回来一次，勉强回来也只住几天而已。我想，他口气这么大，恐怕是因为，他在外面混得还不错，光房子就买了好几套。是的，房子好几套，听到这句话，我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说起买房，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批省份和城市，发文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我想说的是，即使没有政府鼓励，在外面打工的农民能买得起的也会买；现在你鼓励了，他们买不起的照样买不起。譬如深圳房价去年涨成那个样子，有几个打工的能买得起？

　　买不买房，主要看收入。有个表妹，为了孩子上学，去年差点在苏州买房。但那边房价涨得实在太快，被吓住了。可是，即使买了房，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务工人员也没把自己视为城里人。他们自己开个小店的，一般是做服务类工作，譬如制作销售食品糕点，卖服装鞋帽、化妆品。到工厂打工的，也有做到领班、部门经理的。但是，哪怕收入比大学生高，也“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城里人”。他们的子女，即使跟随在当地读书，也仍然是“外地仔”。

　　有些城市出台了入户政策，有固定居所或稳定工作即可申请入户，但我的亲友里，哪怕买了几套房的，也压根没动过加入当地户籍的心思。可你要是说他们是农民，他们心里也未必承认。他们与留在村里的60后及以上的长辈，有太大的不同。不止一位年轻的打工亲友对我说，回到村里有一种“陌生感”。

　　出去打工的，如果70后、80后算一代，90后算另一代，那么，从文化的层面看，他们是被撕裂的两代，游走在城市与乡村的夹心层。今年，00后也将加入打工队伍。“考不上高中，就去打工。”我一位表弟对他的儿子说，“反正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

　　过年更像是一次民俗意义上的探亲。正月初七，与其他上班的白领一样，他们的大多数也同步踏上打工的归程。我有时会想，看起来我有份正式的工作，但也是个打工的，与老家这些兄弟姐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农民的定义，仍然仅仅源于他们的身份证？

　　70后、80后这两代人已经不会种地了。当留守在村里的60后以上这批乡亲，终于干不动农活了，大片耕地怎么办？总不能都栽上松树吧。在平原地区，由于规模化效应，推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还能有一定效益，但丘陵地区（更不用说山区）的效应则要低得多。村支书告诉我，我们所在的地级市有个从事土地流转的公司，加上政府的补贴，去年还是亏损。

　　英国纺织工业兴起后，发生了被我们教科书称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工业发展圈占农业用地，被认为是难以逾越的阶段。如今的中国，中低端的制造业虽然也已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且有大批污染性企业落户于包括我老家在内的农村，但这种以大量占用农地为标志的工业，已趋于衰落。

　　因此，即便未来集体土地实行大比例流转，鉴于水稻玉米种植的低收益，必须寻找新的替代产业。像我老家那种远离大城市的中部乡村地区，既不能做房地产开发，从事旅游开发的价值也很低，当最后一代种地农民老去，发展怎样的产业，是值得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