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回想起来，我认识胡河清的时间要比他认识我早几年。一九八五年夏天，我毕业后留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教书。九月的一天，我在同事李劼的单人宿舍里闲聊，门外走进来两位陌生人。经介绍我知道他们俩是钱谷融先生新招的博士生，其中的一位壮汉名叫徐麟，他很快就和我们混熟，成了朝夕相处的兄长；另一个略瘦，一头蓬松的卷发，情性腼腆，言谈之间，稍显矜持，他就是现已故去的胡河清先生。
那次见面，我甚至都没能记住他的名字。他不常抛头露面，但在校园里，在朋友们聚会的场所，偶尔也会见到他的身影。他照例很少说话，也不爱开玩笑，更没有与朋友们一起参与某种游戏（比如围棋或桥牌）的兴趣。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悄悄地走进门来，悄悄地坐在一边，然后又无声无息地离去。
马原先生有一次来上海，忽然提出来要去拜访一下胡河清。我問其故，他回答說，在他作品眾多的評論者中，他覺得胡河清的文章與他實際寫作的心思最為贴合。他的原话似乎是：“奇怪，这个人我从未见过，但他好像对我的一切却十分了解，明摆着不是一般人。”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兀自看着墙壁发愣的样子。
遗憾的是，我带着马原找遍了华东师大，终于未能见到他。认识他的朋友只知道他住在华山路上一幢古旧的公寓里，却也说不出具体的地址。当时，我们俩谁也不可能想到，这次寻访未遇，对我来说恰好意味着我与胡河清交往的开始，但对马原而言，却是永远错过了相识的机缘。
在冥冥之中为我与胡河清相识搭建桥梁的是一位英国人，名叫弗莱敏（Joan Fleming）。她是我校外语系聘请的外国文学专家。她在某个场合偶然提到了我的小说《青黄》，并向胡河清推荐了这个作品。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俩终于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相遇，并有了第一次交谈。他问我对他在一篇文章中将我描述成“蛇精”有何看法，而我却一直暗暗地辨识、打量着他。因为我有了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他赤子般的单纯、热情和诚挚，与初次见面时的孤高、木讷和矜持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而在两年之后，我不得不再次面对同样的恍惚之感：一个对生命如此充满眷恋和热忱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弃世而去？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我在学校后门又一次遇见了他。告别时，他正式邀请我去他家中做客。他的邀约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一（我刚上完课），而他邀请我去他家中吃饭的日子，竟然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天，其间足足相隔了十三天。通常，假如没有再次提醒，像我这样一个懒散的人，很难记住两周后的一次约会。这一回自然也不例外。到了第二周的星期六，我晚上去找徐麟下围棋。从傍晚到夜里十二点，我们已下了两盘。徐麟说：“如果你明天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再下一盘。”经他这么一说，我倒猛然想起第二天与胡河清见面这件事来了。当时我的确有些后怕，倘若不是因为朋友无意间的提醒，我肯定会错过这次约定。徐麟听说胡河清要请我吃饭，也感到有些意外。他说，胡河清极少请人吃饭，更别说是去他家中了。我记得当时曾问过徐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第二天爽约，胡河清会有怎样的反映？徐麟笑而未答。
第二天下午，我准时按响了胡河清家的门铃，他却早已备好晚上的酒菜，在空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恭候多时了。我当时的确感到惭愧难当，也促使我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懒散暗自反省。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出于他心目中的交友原则，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我会爽约。我当即对他坦言，如果不是昨晚去徐麟那儿下棋，我一定会忘了今天的事。胡河清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仿佛在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常人看来的一次巧合，在上苍的眼中，正是必然。
我早就听说胡河清对《周易》很有研究，在神秘的术数文化中浸淫很深，虽说是初来枕流公寓，我似乎立即就能感受到周遭弥漫着的一缕幽玄飘渺的气息。
与一般上海人家中狭小的“亭子间”不同，他所住的房间异常宽大、空阔，除了一张摆在房屋正中间的小课桌之外，屋里并无什么家具。只是在靠窗的墙边，有一个木架，木架上有一面圆镜。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一面圆镜，而且，最重要的是，上面还覆盖着一块红色的绸布，看上去俨然是一位羞涩的新娘。
下午的阳光很明亮。透过高大的玻璃门窗，中秋后的花园草坪、喷泉和青铜的天使雕像一览无余。俗话说，千年房屋换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至于枕流公寓的历史，以及那些在这里寄居且声名显赫的近代人物，我虽略有所闻，但毕竟未知端详。联想到胡河清先生复杂的家世背景，想到他三十出头却还孑然一身，想到他远在他乡的父母，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没敢妄加打听。
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享受着午后阳光的温暖和寂静，品尝着胡河清新沏的香茗，两个人隔着一张小课桌谈论文学，实在是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当我注意到茶叶罐上的图画人物——漆痕斑驳，宛若明清的旧物，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似乎坐在我对面的胡河清，并非是现实中的学长和同事，而是一位传说中的古人。
我们的谈话是从那面镜子开始的。我问他为什么要给镜子盖上一块绸布。胡河清先生略一迟疑，便坦诚相告：不久前有一位“异人”到访，他一进门，就觉察到房中隐约有种不祥的气息萦绕不去。而所谓的禳解之法，便是在这面巨大的圆镜上覆以红绸。我还特地走到这面镜子的边上看了看，发现绸布上已落满了细细的尘埃，至少已有一两个月无人触动。
正是在这天下午的闲聊中，胡河清向我大致地描述了他日后将潜心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全息现实主义。
他所反复引用的两个经典文本是《周易》和《红楼梦》。坦率地说，胡河清对《周易》的很多阐述，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听者的知识和理解力范畴（可惜他并未发现这一点）。我除了对他的晦涩语汇和概念略加追踪、甄别和猜测，就只有走神的资格了。惟有他对《红楼梦》别开生面的阐释和分析，使我默然心会，记忆犹新。
他认为《红楼梦》所呈现出来的图景既浩瀚又精微，既是天数，又是人伦。它吐纳四方，包罗万象。云烟之绵联，不足为其态；流水之迢递，不足为其情；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牛鬼蛇神不足为其幻。如要读解《红楼梦》，惟有透过“气息”二字，方能穷其荒园陟殿、梗莽丘垄，窥其怨恨悲愁、无限风情。他甚至认为，正因为上天妒惮其不测之才，恐其泄露玄机，才让曹雪芹中道而亡，只留半部残篇。
我理解，胡河清先生所谓的“全息”，或许正是我当时亦在考虑的“整体”。自从二十世纪以来，仅就小说叙事而言，在很多局部的领域较十九世纪之前均有极大突破，但这些方面的成功，也使这样一个观念渐渐成为不易之论：从整体上全景式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已经永远过时。这个观念一度让我信以为真。但在胡河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叙事，从《左传》和《史记》开始，一直到《红楼梦》，从来就是“全息”的，生气灌注的，或者说是整体性的。而《周易》中关于天地乾坤的形而上学思维，正是对“全息”这一概念的精妙表述。全息现实主义，不仅意味着对传统的整合与继承，也向未来开放。
说到这里，胡河清先生话锋一转，以一种罕见的严肃神情望着我，忽然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当代小说，若要“九九归真，位列仙班”，终归要补上中国古典文化这一课，再晚，就来不及了。
联想到河清先生一贯的清正和温良，这番话虽然说得很含蓄，其实已算得上是非常严厉的警告了。
这次谈话一直延续到深夜。临别时，河清将我送出门外。其时的华山路上，灯光晦暗，人影稀少。我心中忽然生出一丝悲凉：这个社会的生存竞争和功利化已渐趋白热化，像胡河清这样一个至纯至诚，淡泊自守之人，与他所处时代之间的反差和不协调，已过于醒目了。
河清先生与我约定，这一年的十一月份，当 Fleming 女士再度来华时，我们将在枕流公寓重聚。可是，还没等到这一天，河清先生便突然来寓所看我。他将这次会面，看成是我不久前探访枕流公寓的一次回访。
没想到，我房间地上铺着的一块阿拉伯图案风格的地毯，意外地引起了胡河清的注意。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我：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地毯，而是某位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先知，施展魔法并假借他人之手，特意送给我的礼物，其目的是为了奖励我的工作和才华。这是胡河清留给我的最后的话。我一直把这句非同一般的“恭维”之辞，视为我这辈子所能获得的最美好、最温暖的奖赏和鼓励。现在，当我回想起他在说这句话时郑重其事的样子，仍然常常泪不能禁。
第二年的初夏，我在北京正准备去石家庄讲课，突然接到了陈福民先生从上海打来的长途。他只说了四个字“河清没了”，便在电话中哽噎不能声。一种锐利的痛苦，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似乎一直在等着对方挂断电话，等着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仿佛这个沉默的世界，正在失去它最珍贵的美德和良知。
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回到上海之后，又觉得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与当时种种关于他自杀的猜测和谣传搅在一起，极不相宜。对于人们用“轻生”二字来概括河清的猝然离世，徐麟一直耿耿于怀，怒不可遏。他认为河清的自杀恰恰是因为“重生”。
而我惟有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他。
我和胡河清共同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在与弟子们相处时，常会直言无隐地品评人物。当他说某人“有古人之风”时，往往就意味着最高的赞美。如果用这几个字来评价胡河清，我认为再恰当不过了。有人说，胡河清高标自许，超凡清逸，本来就不是尘世中人。我不这么看。他既不是“当代隐士”，也不是什么“最后的贵族”。胡河清身上的“古人之风”，只是不苟且而已。
因为不苟且，他的赤诚、善良、直道而行，往往被曲解为“不合时宜”和“不识时务”；因为不苟且，他的峻厉、执着、淡泊名利，反而被误认为遗世独立和自命清高；因为不苟且，几乎所有人都被时尚潮流裹挟着往前狂奔时，他却冷静地转过身去朝后看；因为不苟且，他最终的离世也显得特别的冷静、从容和审慎——在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安然长逝之后，他实际上已经开始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与朋友们告别（只有极少数的人察觉到了他的意图）。最后，在一个风雨之夜，他的小船悄然离开了他所眷念的世界，驶向了另一个海洋。
一九九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