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西方论坛》2016年4月总第0004期

文/谢海涛 

　　这篇长约近1.8万字的文章， 讲述毛泽东如何借助“道”、“术”、“势”互动回流，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一一“君师台”之境界，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

　　这是高华第一篇关于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章，延安整风前的历史脉络于此条分缕析。

　　1993年，高华还在《南京大学学 报》第4期发表《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高华对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在公众视野中如冰山露出一角。

厨房里的写作

　　90年代，在高华的记忆中，是“沉潜的十军，埋头耕耘的十年”。他在《革 命年代》后记中说“说来还得感谢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茸代，它给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坚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最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神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军代。”

　　在埋头研究和写作延安整风的日子里，高华是清苦的。创于一夜之间，他和同事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时蛋的”的时代。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 然而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严峻挑战，被迅速边缘化。他们在面对国家权力的同时，惊讶地发现，市场和金钱的压力甚至更直接、更具体(据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皮启蒙》)。

　　高华也不能免受困厄。那时，大学教师工资不高，他老是抽一种中低端的红梅牌香烟，为了补贴军用，还在外面兼过课。

　　不上课时，高华就在家里写作。书桌上，顶一叠稿纸，一块青铜色的镇纸。一只猫伏在脚边。中午写累了，他把爱入头天晚上做好的菜热一热，等儿子高欣放学回家。父子俩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新闻。

　　吃完饭，父子俩习惯出去散步。高华在前，抽一支烟，高欣在后，再后面是一只猫。邻家一个学美术的孩子目睹两人一猫敲步的场景，为他们画过一幅素描。

　　1994年，高欣11周岁了。高华把书房让给儿子做卧室。白天，他在大卧室里写；晚上，他烟瘾大，就到厨房去写。四平万米的厨房，水泥地上摆一张桌子，资料堆在地上，每天写到凌晨一点以后。写好的稿纸越来越厚，香烟也一支接着一支。

　　而经济问题带来的生活压力，还是不时显现出来。由于延安整风研究属于私人写作，高华从未以此中请过任何研究顶目。十多年来，他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那些钱主要从不多的工资里挤出来的。

　　对此，南大政治学教授李永刚回忆说，我们做研究的，如果有项目，可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买书换电脑找助手；但如果没有项目，这些就是硬支出，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

　　90年代中期，学生周孜正时常陪高华去附近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买书，也时常听到他说“书很贵”。“那时候我们家里为什么没有钱?钱都被爸爸拿去买书了。当然，收入低也是一方面。”高欣这样回忆从田家里的困境。

　　经济困境一直持续到高华成名后。

　　《红太阳》出版的头几年，稿费基本用来购书送人。由于无法获取资金支持和其他原因，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遗憾。

　　其一，也无法对一些当年的延安整风亲历者进厅口述采访；其二，他更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资料。90年代后，俄罗斯开禁历史档案，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等也予以开放。1994年，当经商数年回归学术的学者沈志华摆重金赴俄罗斯收购苏联档案时，高华只能望洋兴叹。

　　甚至，他没有机会去延安做实地考察。知道多年后的2005年，广东美术馆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时代美术展览”，他应邀前往，才得以一睹“红色圣地”的尊颜。

　　多年后，高欣还记得父亲一次很严肃的谈话：做历史，是很严谨很神圣的事情，但你会遇到生活的问题，养家糊口的问题，怎么办？所以说，做学问，要家里有钱，最好是公子哥来做，他们没有什么生活压力。

　　1991年，高华到南京大学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美中心）兼课。在颜世安看来，一开始就是想挣一份讲课费。成立于1986年的中美中心，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长期顶目，曾以独具特色的中英文藏书、期刊，大量的各人讲座，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在80年代，被南大的青年学者誉为犹如天堂之地。

　　在中美中心，高华每周要上四节课，还要给学生答疑、政作业，每月薪水一两百元，另外还要在南大历史系教本科生。颜世安和朋友们觉得他太累了，挣这点钱不值得，曾劝他不要去。

　　在中美中心，高华主要讲授《20世纪左翼文化》，深受欢迎。中美中心的中英文藏书有8万余册，拥有最新出版的期刊和声像资料。中国教师在这里，除了可大量阅读西万的书籍，还可以通过和外国学者的交流开阔视野。在这里，高华得以结识李慎之等前来讲学的前辈学者。

　　在中美中心的授课，也使高华有机缘于1995年赴美国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访学。高华拿出家里所有的存款，凑了一万元，买机票就花了6000多元，又跟朋友借了一点美金，于1995年暑假去了美国。

　　高华在美国住在治安状况较差的黑人区边缘，平时以自行车代步，还要去华人商店打工，不惑之年，倍感艰辛。

　　在美期间，高华多方收集资料，并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到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却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

“延安”在脑子里回演

　　1996年9月，高华从美国回来后， 接着写作延安整风。

　　弟子周孜正曾如是描述高华的工作状态:南京的冬夜，他穿着并不厚实的羽绒服在厨房里写书。房门并不严实，室内漏风，他又不喜欢穿棉鞋，脚下就是一双美国带回的厚皮鞋。一杯茶、一包烟、一包方便面或一点饼干，陪他进入晚上8点之后的寒夜。进入写作状态后，他似乎忘了冷。

　　生活上，高华不讲究吃穿，常吃的也就是西红柿炒蛋、炒青菜之类。午饭也很随意，一般是头天晚上，爱人烧好菜，放在冰箱里，次日中午他热热。傍晚，爱人下班后，有时买一点盐水鸭，再弄点疏菜，烧点汤。

　　这个清苦之家又是欢乐的。时常有朋友来串门，有学生来串门。“许多背景各异、但同样热情、纯真、向往自由与真理的年轻人”，时常出现在高家，甚至一些外国学生也跑来蹭饭。1996-2001年上海路的高家，是高 华和学生最快乐的时光。那时，高华还没出名，学生们正青春年少。

　　多年后，弟子刘握宇仍对老师家印象深刻：

　　“一进去就是厨房，然后是水泥地的过道，堆着很多杂志。左边是高欣的房间，石边是两个大房间，别人住一间，他们庄一间。大房间其实也不大，床、柜子、书桌、活动饭桌都挨在一起，木头地板，踩上去噶噶晌，时常有老鼠叫。”

　　在周孜正的印象中，高老师吃饭很快，几口就吃完了。他总是说，“你们慢慢吃，我就是天生吃饭特别快。”

　　饭后，高华一般看着新闻联播，和学生们聊聊天，聊聊书，看看录像。师生们像朋友一样，小房间里，时常笑语不断。

　　在哪些谈话里，他有时会谈到“文革”，谈到江谓清家里的保姆，南大的大字报；也会谈到王实味、顾准，而谈论更多的还是毛泽东。

　　写作之外，他涉猎广泛，了解各种舆论动态；也经常看红色题材的影视剧，揣摩主流话语的叙述方式。

　　当学生与客人散尽时，他便移师厨房，开始写作。让周孜正印象深刻的事，高老师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收音机。高华对苏联、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注，始于“文革”，多年来不曾中断。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曾惊讶于高华和一位一些边缘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如数家珍，对朝鲜动向了若指掌。高华说，我天天听朝鲜广播，我要体会那种 味道，哪些没有经过改革开放的共产党政权的思维、文化特点。

　　此外，高华大量阅读，分析、辨别、解释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内在的联系，判断话语后面隐蔽的东西。

　　“高老师的厉害之处，就是凭借公开出版的资料来还原真相，我们说他有侦探般的奇异能力。比如这边有十个人出的传记，每个人各执一词，也可以飞快地从10本书， 10个人不同的角度、不自由叙述之间，互相印证。他还有很强的记忆力，看了这本书，立刻就想到到人在另一本书里是怎么讲的。”青年学者李永刚说。“以前我们听他讲故事都是目瞪口呆，他讲故事都是精确到年月日， 现场感很强。”

　　大量的阅读之后，高华将当年在延安发生的那些事情在脑子里回演。“一步步回演，让自己神游在当时的历史人物当中。这个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感触，这种感触渐渐地把当时那种云遮雾罩的历史，一点点发掘出来。”一位学生曾这样概捂高华的写作。

　　在写作的后期，高华有了更多帮手。1997年9月，他开始带硕士研究生。张福运、郭洵澈成为首批高门弟子。高华买了台奔腾133电脑。他仍在稿纸上写作，郭洵澈每天到老师家把书稿输入电脑，师生间或交流看法。此前，爱人刘韶洪也帮他输入文字。亲情与友情支撑着他的写作。

　　这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渐渐地浮出水面。

　　高欣回忆，有一天晚上，父亲跑过来说：这本书，就叫《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他想了很久，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可棒了。

　　“从此天下就知道高华了”

　　1998年夏，《红太阳》初稿完成， 开始在很小的朋友圈子里传阅。

　　“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啊！”许纪霖回忆看到初稿时的感觉，“高华以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催毁性的。”

　　在南京大学，尽管高华写延安整风，颜世安等老友很早就知道，但是直到该书快要完成时才到略知道内容，不禁替高华担心。

　　如何让这本书顺利出版，朋友们想了很多办法。1999年，许纪霖在香港找到天地图书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对方看了书稿后，觉得是本好书，但有些过于学术化，担心销路， 一时有点犹豫。

　　1999年，学者金观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出版了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等。这天秋天，许纪霖把书稿拿给金观涛。

　　许纪霖回忆当时的场景:金观涛 一看，都这就是他们要出版的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马上拍板。多年后，许纪霖还记得金观海讲的一句话“这本书出来以后，从此天下就知道高华了。”

　　1998军4日，高华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北京政争与地万一一〈江渭清回忆录〉释读》，开始了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另一种渊源。

　　这篇文章引起了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的注意。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务中，以独到的中文资料、专业的学术服务，在业内有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麦加”之称。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心启 动大陆学者访问计划，享誉一时，熊景明因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职业精神，被来记者就称为“学术媒人”(括刘芳《熊景明.我与服务中心二十年»。

　　“我看到高华在《二十一世纪》发了一篇文章，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后来听说他在写一本书。如果我们邀请他，他可以借助中心的资料，修改书稿，这就更加何合我们邀请的条件了。”熊景明回忆。

　　1998年秋天，高华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在熊景明的印象里，那时的高华，帅哥一个，衣着有品位，抽烟而无烟民的样子。“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心跳过缓，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熊景明认为，他主要是写《红太阳》太透支了。

　　坐落在香港吐露港畔服务中心，珍藏着中国约2800个县的县志，大量鲜为人知的专业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840余种中央。省、市、县级的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字50年代初以来200多份中央及省级的报纸和2000多种杂志……

　　面对丰富的资料，高华像所有的来访者一样感到很惊讶。在中文大学，他一边做访问学者，一边修改书稿，得以补充若干新资料。其后半年，高华三易其稿，于1999年春夏之交最后定稿。

　　书出版前，朋友颜世安和朱剑知道了高华拟的书名。两人有些吃惊，觉得书名太剌激，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建议他选择更学术化的书名。在颜世安印象中，高华当时好像最没有太多犹豫，说，“不回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