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带来的啟示

文：潘啟雯　文章转自香港文汇2012年12月31日

　　抚今追昔，官员一句话往往救活一本书。人有人的命运，书亦然。2008年《沉思录》能「一夜成名」，全因温家宝总理接受外媒采访时无意提到自己常读的哲学书就是《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该书目前26个中文译本，其中18个译本是2008年一年内推出的，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译者。其后引发「阅读热」令人惊讶。

　　无独有偶，2012年11月30日，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版），并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由此，本书在内地正在掀起另一股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

　　改革者必须直面制度创新

　　逝去人的思想，总影响活着的人。150多年前去世的法国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年），影响中国人的头脑也已经有20多年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写于法国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书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革命、自由和民主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其闪烁智慧光芒的观点依然值得学习政治学的人和改革者深思。

　　中国人常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可是，发展也可能诱发革命，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说的「两个悖论」：其一，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也刺激了政府收税、投资建设的欲望，两种欲望有共识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当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被政府刺激得不可抑制，而又被政府的各种错误政策、执法阻碍实现的时候，革命的到来就不难理解了。其二，在民众感受苛政最轻的地方却率先爆发了革命。在极端压抑的制度下，民众革命的欲望和能力也被压抑住了，久而久之，民众对压迫不再敏感，长久的忍耐成了他们的习惯。一旦这种压力减弱，民众对周围的压迫变得敏感起来，各种欲望被调动起来，革命的欲望常常随之而来了。

　　因而，托克维尔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干涉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无法忍受。」「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为此，托克维尔特别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历史的转折点上，当权者和民众都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历史使人明智，现实问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寻找的过程就是反思的过程，有反思就会有进步——托克维尔的这种视角，恰恰是改革者的视角。

　　而中国改革，官员和学界的作用必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更为突出，是最需要读懂这本书的两个群体。「不改革死路一条」，虽然这已经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中国官方共识，而认识到这一点其实还远远不够。《旧制度与大革命》警示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时，虽然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建议，但书中得出了促进社会真正进步的制度创新不是革命能达到的结论，这正说明改革者必须直面制度创新。

　　摧毁旧制度不能靠大革命

　　托克维尔出生在贵族家庭，早年热衷政治活动，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曾出任外交部长。作为「最后的贵族」阶层的成员，作者有别于普通社会学者，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阐述正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对社会变革的冷静观察。

　　托克维尔不为贵族制度的消逝唱挽歌，也并不指望法国能够重建贵族制度以获取自由，同样也不认同人民主权理论。托克维尔关注的是：在一个不可避免地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时代中，自由在革命后的集权国家如何重建？或者说，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和民主化过程中成为可能？这是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也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论题。如同「将巴士底狱片片拆毁，并不能使囚徒变成自由人」，摧毁旧制度不能靠大革命，追求民主，则只能沿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则只能导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民主应该服从自由，把自由置于社会平等之上。这或许是托克维尔为全人类总结的政治教训，这也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价值日久而弥新之所在。

　　「革命」中的种种缺陷

　　「革命」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而王岐山所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是细数了「革命」的种种缺陷：一直以来，「革命」被人视为打倒腐败政府的有效手段，可最终往往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最终效果只是「换了皇帝，并未有任何改善」。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革命运动，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原因。问题在于，如果一场革命没有一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普世的价值观作为支撑，那么在人们奋起合力打破旧制度之后，这种革命带来的未必是历史的进步，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因为，就像马克思讲过的，泼脏水是对的，但把澡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就过犹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