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仰，发表于：乌有之乡，2011.10.6

　　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好几年了，至今余波未消，哪里是个头也难以预料。最近，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再次引发民众对于金融资本的关注。但已有中国人帮着美国金融资本说话，说是，把金融资本逼急了，全跑了，你们这些人上哪里找工作？这种偏向于金融资本的言论颇有迷惑性，它不能回答一个问题：金融资本能跑到那里去？最近，中国温州等地区发生企业主资金链断裂问题，跑路、失踪现象引起高层关注。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占领华尔街针对的是金融资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中国面对的是金融资本对私营业主的影响。两者的不同，有其道理，或者叫中国特色。
　　现代人经常说民主，必须指出的是，民主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只是一项政治权利，民主同样是经济权利。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应该是经济权利，因为经济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利益。理论上说政治民主可以保障经济民主，事实上未必，关键要看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它所设计的经济制度。不能保障经济民主的政治制度，即便名义上称其为民主，也不能算真正的民主。中国老百姓很实际、很现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民众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经济民主得到保障，政治民主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政治民主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政治民主不是目的，经济民主才是目的。政治民主只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
　　我在《超与利益集团》一书中说过，中国从商鞅开始就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此后两千多年，虽然土地兼并间歇性地发生，但是，尽可能地让每一个农民都拥有土地，是中国政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这项政策实行得好，说明经济民主得到较好的贯彻；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导致改朝换代，说明经济民主被破坏，民众的反抗就是全民公决，重新开始另一轮的经济民主。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成立前的根据地、解放区，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农民，就是最直接的经济民主，它使得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当一些人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主的时候，他们其实只在说“一人一票”这件事，只在说“政治民主”的形式和程序，严重忽略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始终在追求“经济民主”这一真正的民主。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者的关系颇为类似“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政治民主相当于程序正义，经济民主相当于实质正义。选票政治是政治民主的程序，但选票不是目的，不能当饭吃，民众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实质正义。从经济民主的角度说，暂且抛开工业社会的经济方式，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人拥有土地的中国是最民主的国家。全世界至今都没有一个国家在最根本的经济民主上超过中国，中国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民主成就而骄傲。
　　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除了少数贵族外，大众既无政治民主也无经济民主。世界大战打得昏天黑地，为了鼓舞民众上战场送死，终于开始有了政治民主，但长期以来，依旧没有经济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于国内民众的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这就是福利国家。以福利形式赋予的经济民主是二次分配环节赏赐性的民主，它与拥有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的一次分配的经济民主，孰优孰劣，我已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此处不再详述。福利形式二次分配的经济民主，对于民众来说是被动的，不像中国古代民众拥有土地那样主动、那样牢靠。一旦福利没有了，经济民主便名存实亡。当今在欧洲几个国家以及美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本质原因就是福利的减弱导致脆弱的经济民主被破坏。而且，福利所给予的经济民主权利比较有限，大多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不像中国古代掌握生产资料的经济民主，在市场经济原则下，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获益。
　　资本主义国家与福利形式的经济民主同时存在的是私人金融资本，它不是民主，反而能高效地操纵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在后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创造财富的价值下降。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已经不再是农业意义上的土地，而是矿山、大型机器、技术等，它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西方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把生产资料相对平均地分给民众来实现经济民主，福利型的经济民主只是一个安慰。面向所有民众的上市公司理论上具有了生产资料经济民主的特征，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偏向，给金融资本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货币是金融的主要形式之一。货币本来只是交换的凭证，但是，当货币权利掌握在少数私人手中时，它便能成为掠夺财富的工具。由于货币被私人控制，政治民主也难以制约它。以股市来说，货币量的多少会使上市公司的股价产生巨大波动，严重偏离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然而，当今全世界号称政治民主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用民主方式来决定货币量。货币量的多少，货币投放的利率，都是少数人关门决定的，美联储是一个典型。号称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经济，实际上只是金融垄断不受控制的幌子，是金融垄断掌握的话语权营造的愚民观念。因而，资本主义便以金融垄断的方式，随时可以破坏表面的、脆弱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对它几乎毫无制约能力，即便有，也非常有限。奥巴马曾经说要华尔街降低工资，这根本没有涉及到金融垄断的根本；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能否改变金融垄断的作用，完全是一个未知数，在我看来，希望渺茫。
　　金融资本常常以鼓励借贷的方式操纵经济。从社会整体而言，能够拿到贷款，等于凭空比别人多拥有了很多权利，因而，放贷给谁不给谁，已经完全不是经济民主，而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独裁性，并且因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市场经济不容破坏等原则而使得监管极为薄弱。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能够获得大笔贷款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更容易造成贫富差距，破坏经济民主。在当今中国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这样的现实：某人因为同银行关系不错，能够拿到贷款，便一夜暴富。这与中国在金融政策上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榜样、以国际惯例为标准有极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小额放贷对经济民主的破坏不算大，有时候还有助于经济民主的实现。巨额放贷则包含了大量的不公正。巨额放贷这一破坏经济民主的方式，还不是金融资本的全部。为了防止有人赖账，金融资本必须将政权也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现象从资本主义早期就开始了，欠债不还就要坐牢。金融资本通过控制政权，建立严密的法制环境，营造了对自己有利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即便接受巨额贷款的人，通过不公正的经济权利而大量获益，在金融资本面前也未必有安全感。一般来说，接受贷款都要用某种实物财产作抵押，在还清贷款之前，抵押物处于所有权未定状态。当金融资本使得实体经济离不开负债经营的时候，它随时都能利用自己的私人权利做手脚，侵吞他人的财产。这一私人权利就是控制货币量和利率。
　　很多人在接受贷款时高高兴兴，以为自己得了便宜，白手起家成为富豪。但是，金融资本只要在纸张上做点动作，例如抽紧银根，实体经济立即就面临危机。最终，抵押物很可能就成为金融资本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说到底就是金融资本人为制造的大规模清洗和掠夺。每一次经济危机受苦受害的都是普通民众，而不是金融资本家。所有接受贷款、负债经营的人，包括房奴，本质上都在为金融资本家打工。平常状态下是以利息方式甘受剥夺，特殊状态下便是全部财产。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金融资本掌握了特殊的权利。用本文的概念来说，金融资本掌握的特殊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都无法约束它。
　　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因为生存环境的原因，对于本国民众经济民主的破坏有所收敛，其表现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设计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全世界的经济民主造成更大的破坏。所谓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以方便他们在其他国家的掠夺。上个世纪亚非拉国家普遍面临的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财富转移到金融资本手中。对此，《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有较为清晰的描述。然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掠夺也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世界可能会有被榨干的一天，或者其他国家利用主权来反抗。当金融资本在世界各地遭受挫折时，他们在本国安慰型的、福利化的经济民主也会受伤。美国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结果，以至于美国民众也无法忍受。在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中，美国民众喊出“我们是99%”的口号，意指以华尔街为主的1%的有钱人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这一抗议的实质是，美国民众意识到，政治民主并不等于经济民主，现在，美国民众开始要求真实的经济民主。能否实现很难说。
　　发生在温州等浙江地区的情况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其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发达国家以及金融资本的实质缺乏清晰的了解，我们误以为金融资本建立的规则就是最公正的国际惯例。中国以向其靠拢为荣，导致企业的经营与银行之间形成了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类似的状态。因此，一旦银根紧缩，某些企业便难以承受压力。第二，中国多少也有点因祸得福的意思。一段时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要求中国深化金融改革，表面上说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制度“落后”，与国际惯例接轨不顺，实际上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国则因各种原因未能彻底进行金融制度的深化改革，换句话说，在私人拥有方面，未能达到西方国家的要求；在监管方面，也还未放弃政府的权利，从而使得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掠夺，在中国还不能为所欲为。
　　第三，我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指出，西方国家的政治是利益集团平衡政治，当各个利益集团掌控了政府之后，他们的恣意妄为往往只要在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默契即可，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对社会对世界的掠夺。而中国虽然目前在政治形态上比较模糊，但是，得益于祖先留下的悠久传统，政权的超利益性始终是强大的历史惯性。当然，有些并没有搞清政权超利益性的人，将这种历史惯性称之为落后、保守等。但是，这种背靠西方的观念，尚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的传统。因而，当江浙地区发生企业因负债而难以为继时，受中国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还不至于无情地剥夺这些企业的财产，而是想办法让企业继续运转。对此，我不得不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受惠于我们的祖先。
　　第四，最近发生的企业资金链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和反思。此类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在此之前已有多次，有些还导致企业主以自杀来逃债。因此，要对所谓国际惯例的金融制度做出必要的反思，从而调整我们的金融政策。中国的金融政策需要改革，这没有问题。但还是我多次强调的观点：要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当前集中发生的企业家“跑路”逃债的现象说明，西方金融制度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如不加重视，未来的危害可能更大。
　　在后农业经济时代，如何实现经济民主，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从资本主义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针对工业条件下生产资料较难平均分配的局面而设计出的制度。它试图以全民共同所有来实现经济民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已有的实践中，这种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还是有必要的。在市场经济中，金融的确有它积极的作用，但是，金融资本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特性，极容易破坏经济民主，因此，必须对其加以控制。这种控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说的监管，而是要对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地位和运行方式有全新的认识。
　　一方面，我们需要以政治民主的方式来制约金融，发挥其有价值的长处，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其约束在保障经济民主的框架内，防止其为所欲为。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制度设计，本文不展开讨论，以后有机会再说。也许，这将是我《超越利益集团》续集的主要内容之一。之所以对当今中国的很多事情要回到宋朝这样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的确确在保障民众经济民主方面是做得最出色的。同时，宋朝的历史悲剧中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最早的纸币由于经验不足、观念与手段的不配套，导致金融的混乱，从而动摇了政权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