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潮州日报》  作者：陈平原  2022-03-27

       最近十几年，我常回家乡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演讲，那天在讲台上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学者在成长过程中，不时回望故乡，好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到底是真还是假，抑或真假参半、虚实相生？这种文化上的滋养与精神上的桥梁，是否有可能落实在若干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物或文本？还有，那个若隐若现的“故乡”，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所有这些，似乎都值得深究。本文描述我阅读许地山（1893—1941）、林语堂（1895—1976）、丘逢甲（1864-1912）、张竞生（1888—1970）这四位近现代中国作家的经过，借以思考一个读者的审美趣味及价值判断，在社会史、文学史、学术史之外，是否还可以添上地域文化的视角。下面的追忆与阐释，夹叙夹议，且依结缘先后而非作家生卒年排列。

　　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日本访学，长崎大学年轻女学者松冈纯子自我介绍，说她专门研究许地山，希望我带她去探访许地山在揭阳的故居。我愣了一下，方才回过神来，给她解释，为什么揭阳没有许地山故居。许家虽祖籍广东揭阳，明嘉靖年间便因避重赋移居台湾赤嵌(即台南)，到父亲许南英这一代，已在台居住四百年了。1895年清政府割让台湾，许南英统领兵丁扼守台南，抗日失败后东渡，定居漳州。在1941年刊发的许地山未完稿《我的童年》中说到过：“我家原是从揭阳移居台湾底。因为年代远久，族谱里底世系对不上，一时不能归宗。”1933年北平和济书局版《窥园留草》，前有许地山所撰《窥园先生诗传》，提及因“旧家谱不存”而无法归宗，父亲退而求其次，寄籍龙溪（今漳州），原因是“漳州与潮州比邻，语言风俗多半相同”。

　　因此，潮汕地区没有任何许地山的生活痕迹，反而是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那里有一些。作为台湾著名诗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许南英回大陆后一直不得志，1902年任广东徐闻县知县，其《窥园留草》中收录《徐闻杂咏》《留别徐闻诸父老乡亲》等。许地山在《窥园先生诗传》中称：“徐闻在雷州半岛南端，民风淳朴。……县衙早已破毁，前任县官假借考棚为公馆，先生又租东邻三官祠为儿辈书房。公余有暇，常到书房和徐展云先生谈话，有时也为儿辈讲国史。先生在徐闻约一年，全县绅民都爱戴他。”许地山在广东徐闻等地生活时间不长，这就难怪其作品大多以闽南为背景。听了我的解释，松冈女士很失望，说本以为我是因为乡情才那么早就关注许地山的。

　　其实，八十年代的中国学者，更多追求放眼世界而不是回归乡土。因而，那时的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乡土意识，也不在意研究对象原籍哪里。关于许地山，我总共发表过两篇半论文，还编了一本书。半篇指的是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的《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两篇则是初刊《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创刊5周年特刊/中大校庆60周年(1984年11月)的《许地山与印度文化》和收入《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的《许地山：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后两者其实是同一篇，只不过详略有别。另外就是辑佚编辑《许地山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并撰写长篇“前言”，但那属于介绍性质，没多少新见。

　　许地山最初吸引我的，是其作品多以闽南、台湾和东南亚、印度为背景，比如散文及小说集《缀网劳蛛》《空山灵雨》《春桃》《危巢坠简》等。这一阅读趣味，或许与潮州人四海为家、闯荡天下的传统积淀下来的潜意识有关。另外，许氏的论著《印度文学》《道教史》《国粹与国学》，以及译著《二十夜问》《太阳底下降》《孟加拉民间故事》等，也凸显其与同时代作家学者不同的眼界与学养。我的第一本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题目本身很有时代特征，也很能显示我们那代人的兴奋点。选择许地山，是敏感到五四那代人对外国文化的介绍与吸纳路径多样，风格迥异。比如，许地山的求学经历及学识趣味便很特殊：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三年后毕业留校任教；1921年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第二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缀网劳蛛》；同年8月与梁实秋、谢婉莹（冰心）等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以“研究生”资格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及民俗学，两年后又获牛津大学研究院文学学士学位；1927年回国，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教授。我在《许地山与印度文化》中有这么一段话：“对印度文化的研究，给他的艺术创作打上深刻的烙印。许地山的小说散文带有浓厚的异域情调。除仰光、新加坡、马来半岛的青灯佛影外，直接牵涉印度的风土人情、文化

习俗的就有《醍醐天女》、《萤火虫》、《商人妇》、《海角底孤星》、《头发》等。背景、人物、习俗的借用，这仅是创作的表层因素，许地山对印度文化的借鉴远远不止这些。不过他对印度文化的热爱，于此可见一斑。”此文只是现象描述，没能深入阐释，因我对印度文化本就所知甚少。真正关注“另一种西学”或“东方文化的多样性”，有待日后的专门学者。

　　那是我的学术起步阶段，读书不多，但思维活跃，胆子特大。除了谈论我不懂的印度文化，还在许地山的宗教意识上大做文章。比如《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中的这段话，当初颇为得意，也得到不少师友的赞许：“再没有比‘不争’的‘斗士’和‘柔弱’的‘强者’更矛盾的了，可许地山居然把这矛盾统一起来。许地山笔下人物没有一个是威武雄壮、咄咄逼人的英雄，全是柔弱卑微的小人物。可这些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小人物，不可欺侮，不可屈服，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平静地迎击每一个平地突起的风波。月圆月缺，潮涨潮退，多少锋芒毕露的弄潮儿退下去了，‘他’，却仍旧默默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也许，这正是人们所说的东方式的‘如雷般的沉默’。不是落入永恒冷漠的虚无深渊的沉默，而是化动为静的虎虎有生气的‘沉默’。”在我硕士阶段所撰各文中，此篇具有特殊意义，那是我进入北大的敲门砖——若在唐代，这叫“温卷”。1983年初秋，为找工作我北上探路，将此论文送给北大青年教师钱理群；老钱觉得不错，推荐给了王瑶先生，这才有了招我进北大读博士的机缘。

　　两年后，我开始筹划撰写博士论文，最初设想以现代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为题，幸亏被导师王瑶先生否定了。王先生的理由很充足：“虽然你对这方面有兴趣，但你没有受过宗教学方面的专门训练，除非你补课，在宗教学方面下很大功夫，否则你就是骗文学界的人。你可以在文学界谈禅论道，但这毕竟不是你的专长。”（参见《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2003年3月5日《中华读书报》）的确，我没有许地山那样的学术训练，非要勉力谈论“宗教与文学”，效果肯定不好。

　　此后，我再也没有撰写关于许地山的论著了。只是有个插曲，1935年许地山因胡适推荐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遂举家迁往香港；七十年后，港大中文系招聘讲座教授，承蒙得力的师长推荐，我闯过多轮筛选，被确定为两个候选人之一。到了应邀访校演讲时，我有点犹豫，想打退堂鼓，还是妻子鼓励，说你不是研究许地山吗，那就试着走走他的路吧。最终风云突变，港大两人都不要了。不过，隔年我还是接受了更合适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的聘约，在港工作了七年（与北京大学合聘）。

　　二

　　2002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朋友带去参观坐落在阳明山麓的林语堂故居。这是林语堂最后十年的居所，是他亲自设计的，建于1966年。我参观的时候，此故居归佛光大学管理，修整为兼及作家藏书、艺文活动与餐饮休憩的纪念馆。由此机缘，我在台大图书馆搜寻各种有关林语堂的图书及音像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林语堂的英文发音很标准，国语则带有很浓的闽南口音，跟我们潮州人很像。猛然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之所以突破禁区，率先关注那时备受贬抑的作家林语堂，冥冥之中是否有乡音在导引？

　　福建龙溪（今漳州）人林语堂，1912年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留学哈佛，一年后转法国、德国，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林语堂转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长，除了继续研究语言学，开始撰写杂文。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主张“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提倡幽默文学。两三年后又创办了《人间世》《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与左翼文学（包括鲁迅）展开论战。林语堂1936年应美国作家赛珍珠邀请赴美写作，其《吾国吾民》（My Countryand My People）与《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成为英文畅销书，另有《京华烟云》等长篇小说传世。

　　关于林语堂，我就写过三篇文章：一是《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一是《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初刊《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再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其人其文》，初刊《读书》1989年第1期。前两篇当初影响很大，收入1987年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随着阅历及学识的增长，还有整个时代氛围的变化，我对当初独尊左翼文学、过度贬抑林语堂多有反省。比如《林语堂与东西文化》中批评：“林语堂避开三十年代激烈的社会风雨，换下西装革履，跟着被画歪了脸的袁中郎漫游中国文学长河，过多地吸取其中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趣；自然也是其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享乐意识作怪。对比《剪拂集》时期主张全面欧化的初生牛犊，可真恍如隔世。至此，林语堂完成了他向传统的复归，寻到他所需要的‘根’，可惜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这段话当初以为十分精到，实则大为偏颇；若林语堂没有赴美后的众

多著述，只靠《剪拂集》《我的话》等小品文集，构不成重要作家。

　　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集合我的六部著作，成三卷本《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我专门为河北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写过一段话：“尤其是《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一文语调的尖酸刻薄，对论述对象缺乏了解之同情，可见其时心境及风尚。此文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学界为林氏‘平反’的先声，在学术史上或许有意义，可文风实不可取。记得当年此文发表，友朋中颇有赞赏‘痛快淋漓’者，本人也因此而自得。直到数年后文章结集出版，承一诤友‘痛下针砭’，重读旧作，方才深感‘意气用事’在学术研究中的流弊。其他文章也有毛病，但多属于见识有限、思考不周，不若此文于逞才使气中充分暴露自己学养上的缺陷。”

　　此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专论林语堂的文章，只是在相关著作中偶尔涉及。但日常生活中，我与林语堂还有两次重要的交汇。1954年，著名南洋企业家、慈善家陈六使等在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聘林语堂任校长。林到任后，与校董会发生激烈冲突，半年后不欢而散。我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及各方得失颇为关注。因为，二十年前到马来西亚参加学术活动，接触了不少热心华文教育的新马华人，不断听他们讲述南洋大学的故事，不禁心有戚戚焉。事后翻阅他们赠送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李业霖主编，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对这所创校25年，培养了一万两千多名学生，现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大学，充满敬意与好奇心。2005年，我应邀为胡兴荣编著的《记忆南洋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撰写前言，其中提及：“林一到新加坡，就扬言要把南大办成哈佛、牛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这就需要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职员以及一流的薪水。如此高的期待，与民间捐资办学的实际能力，形成巨大的缝隙。”我认真开列并辨析了各方意见，得出如下结论：“办大学不是写文章，需要理想、需要才学，更需要实干与牺牲精神；而这些，非林氏所长。”2007年我应南洋理工大学“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邀请，赴新加坡讲学一个月，重新复核相关资料，仍然坚持此结论。

　　当初在《论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中，我说过：“如果孤立地谈中国现代文学，林语堂在国外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当然不在研究之列；但如果站在整体文学的角度，考察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那么中国作家在国外用外文发表的描述中国人民生活的作品，应该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部分，给予充分的注意。只有把林语堂在国内提倡幽默和性灵，与他在国外弘扬道家哲学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林语堂的审美理想，也才能准确评价其功过是非。”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更为深刻地体会这一点。国家外文局旗下的海豚出版社从国新办那边了解到我曾经的“业绩”，约请撰写一本《中国人》，准备刊行多种译本，挑战林语堂的英文畅销书《吾国吾民》。折腾了好久，最后我举手投降，就因重读中英文本《吾国吾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林语堂的长处在双语写作，像我们这么操作，无论如何努力，也出不来那种浑然天成的效果（参见陈平原《书法、手稿与艺术——序跋四则》，2021年8月4日《中华读书报》）。

　　三

　　2016年5月，我应邀到广东梅州的嘉应学院演讲，选择《吟到中华以外天——现代中国文人的域外书写》为题，自然是为了向黄遵宪致意。我此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探访丘逢甲在蕉岭的故居。此故居离梅州市区六十多公里，驱车也就一小时。那天天公不作美，一直下雨，路上略为耽搁，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游人很少，登堂入室后，得以从容参观。此故居为1896年秋丘逢甲从台湾回蕉岭时所建，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屋前为半月形池塘，后面则是半环状的围龙屋，广场上立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正门署“培远堂”，两侧为丘逢甲自拟的对联：“培栽后进，远继先芬。”南厢房“念台精舍”常在丘逢甲诗集中出现，游客至此，很难不想起那首著名的《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故居内陈列众多文物、照片、手稿、文献等，意在展示抗日志士、著名诗人、教育家丘逢甲多彩的一生。

　　别署海东遗民、仓海君的丘逢甲，是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第二年同进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丘无意为官，返回台湾，在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南、嘉义等地办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5月23日，任义勇军统领；同年秋内渡广东，“归籍海阳”（即潮州），而后在嘉应和潮州、汕头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后利用担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的职务之便，投身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民国元年元旦肺病复发，2月25日病逝于镇平县淡定村，终年48岁。这是一位在海峡两岸都得到尊敬与推崇的政治/文化人物，大陆多次召开关于他的学术研讨会，台湾则建有逢甲大学以示纪念。

　　我在中山大学念硕士时的指导教师吴

宏聪先生（1918—2011），老家蕉岭，深感有义务扛起丘逢甲研究的大旗，于是出任广东丘逢甲研究会会长，主编两辑 《丘逢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997），策划古籍整理项目《丘逢甲集》（岳麓书社，2001）等。2000年1月，“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研讨会在汕头大学召开，吴先生命我参加，于是有了初刊《潮学研究》第8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后收入《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三联书店，2006；【增订版】2020）中的《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探究与潮汕相关的历史人物与文化传统，自此开启了与家乡长期不断的对话。

　　关于晚清著名诗人丘逢甲，学界其实多有论述，我的特点是从潮州人的视角出发，谈论其独特的“乡土情怀”：“与同期内渡的其他人不一样，丘逢甲没有过多的顾影自怜，也不曾努力去谋取一官半职，而是迅速地在‘归籍海阳’与‘讲学潮州’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心态。从第四年（1898）起，丘氏诗作数量大增，而且对居住地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算一般意义上的纪游诗，专门歌咏潮州风物的，就有《广济桥》四首、《王姑庵》绝句十六首、《千秋曲》、《凤凰台放歌》、《莲花山吟》，以及由二十首五古组成的《说潮》（《岭云海日楼诗钞》收十七首，其余三首见《选外集》）。”

　　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潮、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更何况历史上台湾多潮州移民，丘逢甲的《台湾竹枝词》早有歌咏：“唐山流寓话巢痕，潮惠漳泉齿最繁。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生根。”时至今日，潮汕、闽南和台湾的语言及文化习俗，依然十分接近。不难想象，对台湾乡土极有感情的丘逢甲，“归籍海阳”并无太大的心理障碍。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办章程》所透露的目光，依然将潮、嘉及闽南视为一体。

　　那篇文章顺带讨论了历来不被重视的岭东之“文”与“学”。学界常将行政区域与文化传统混而为一，以“岭南文化”来涵盖整个广东的历史文化。而实际上，地处“岭东”的潮嘉地区，无论方言、习俗、历史、文化乃至学术资源，均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与会者对我关于岭东文化的论述颇感新鲜，希望多听听，可实际上当年我只有直觉，没能力深入展开。

　　十多年后，我为“2016潮学年会”做主旨演说，题为《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同舟共进》2016年第7期），谈及：“身处‘省尾国角’的潮汕，换几个角度来回观察与测量，多重视野，交互作业，或许会有好的思路与呈现。这里牵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语言、习俗，远不只是籍贯或出生地那么简单。”具体论述时，我从六个方面入手，其中专论岭东文化，明显是从丘逢甲诗文中得到启示。演讲时，我特意秀出两张图片，一是汕头的岭东同文学堂，一是兴宁的两海会馆（又称潮州会馆）。前者与丘逢甲密切相关，历来关注的人很多。后者位于兴宁市兴城神光路，初建于清代嘉庆十一年（1806），乃当时来兴宁经商的潮州商人捐资兴建，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潮客一家亲，说的便是历史上的潮州与梅州，虽方言不同，但风俗相近，且因经济往来密切，确系同气连枝。

四

　　谈丘逢甲缘于导师的督促，读张竞生则是因十几年前，广东公务员张培忠业余为饶平老乡张竞生立传，我大加鼓励，且在北大图书馆帮他找点资料。等到他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三联书店，2008）完成，于是有义务为其撰写序言——这就是那篇《孤独的寻梦人》的起源。那时我在香港教书，稍有闲暇，搜集了很多资料，拉开写长文的架子，开篇就是：“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一道欢快奔腾越过九曲十八涧的溪流，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曾在1920年代‘名满天下’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无限风光。”没想到刚开笔，工作发生变化，文章只好高开低走，草草收场。作为潮州人，我对张竞生这位先贤早有耳闻，只是囿于成见，不曾给予必要的关注。直到应邀写序，阅读大量张竞生著译，对这位前北大教授的印象方才大为改观。文中有这么的话：“你会惊叹，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这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人士’，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

　　此后，张培忠贾其余勇，准备陆续推出张竞生著译。我提醒他单靠市场不行，“应该走‘文化积累’或‘学术建设’的路子”，并建议“最好在广东找学院中人合作，申请科研经费，做正规的资料收集、整理、校勘，编一套好的《张竞生文集》”。碰了几回壁后，他终于认可我的意见，选择与韩山师范学院合作，走作家文集整理的道路，更多着眼于学术价值而不是市场销售。在《张竞生集》编委会上，我作为顾问，除了提若干建设性意见，再就是答应撰写总序。

　　出版作家全集，学术性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之谈论张竞生，主要目的不是表彰乡贤。初刊2018年11月30日《文汇报·文汇学人》的《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从卢梭信徒张竞生的败走麦城说起》，讨论同为北大哲学教授，美国博士胡适引进杜威，名满天下，引领风骚数十年；法国博士张竞生信奉卢梭，为何举步维艰，成为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的方向，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诸多业绩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闪闪发光；唯独认领性史调查的张竞生，因操作欠妥而备受责难。我在文章中称：“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不是‘传统的保守势力’，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新文化人。因他们特别担心，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自己成烈士不说，还连累此话题也成了禁区。这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出于好奇，闯进了瓷器店，悠然转身离去时，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片。”

　　对我来说，谈论这位风光五载、落拓半生的北大前辈、家乡贤达，褒贬之间，更需要的是清醒的史家立场，而不是“理解的同情”。除了上述二文，我还写了初刊2018年12月11日《南方都市报》的《历史的侧面与折痕》，以及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以林琴南、刘师培、张竞生为例》。后者称：“张竞生的败走麦城，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更让我们明白新文化运动的边界与雷池。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及情感结构，有其大致走向，非个别先知所能左右。某种意义上，‘超前’的思考与表达，也是一种生不逢时。”前者更是上升到如何阅读/阐释历史的哲学高度：“历史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从来都是多头并进，故时常歧路亡羊。空中俯瞰，似乎一马平川；地面细察，原来沟壑纵横。诸多失败的或不太成功的选择，就好像历史的折痕，或深或浅地镌刻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折痕处，其实百转千回，你必须有耐心慢慢展开，仔细辨析，才能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些没能实现的理想、激情与想象力。”

　　张竞生晚年长期生活在潮州市饶平县浮滨镇的大榕铺村，故居1965年被毁，现已按原貌重建。2018年12月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观了新落成的张竞生文化园，其中“张竞生生平陈列室”没什么实物，但几十张展板制作认真，对于了解张竞生生平及业绩还是大有帮助。我虽为其题写园名，那天刚好在别处演讲，只好请朋友代为拍照，发现宣纸上的墨迹，立在墙上效果并不理想。不过，那是心意，能为乡里先贤做点小事，还是很高兴的。

　　今年年初，终于拿到印制精美的十卷本《张竞生集》，本计划在北大开个专题座谈会，或在潮州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因疫情变化莫测，只好暂时作罢。张竞生因“孤军奋战，八面受敌，长期处于不得志的位置，才华因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其刻意追摹卢梭，挑战世俗偏见，敢想敢说敢做的性格与才情，还是很值得今人怀念的。我相信，随着文集的出版，学界会越来越关注这位现代中国史上的奇人。

五

　　每个人的学术经历与阅读趣味，受制于诸多因素，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我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而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步，因此许地山、林语堂很容易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新世纪，我的研究范围大为拓展，近代诗人丘逢甲以及现代思想史上的奇人张竞生，也就顺理成章地站立在我面前。可除此之外，我之阅读这四位作家，似乎还有某种特殊因缘，比如地域文化——或方言相同，或习俗相通，生活经验与文化趣味的内在联系，使得我很容易亲近他们。

　　这里所说的地域文化，与今天的行政区划不完全重叠。谈论“故乡”，这个圈到底应该画多大，取决于你的视野及情怀。就好像文化层，完全可以多重叠加。站在潮州古城放眼望去，当下的潮州市太小，五十年代的汕头专区也不够，考虑到历史渊源以及方言文化，不妨将闽南与岭东纳入论述框架。

　　这一阅读趣味颇为特殊，没有顾及广东全省，但又扩展到临近的福建乃至台湾。如此文化立场，很大程度是历史造成的。身为潮人，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很容易读懂与体会上述四位作家。这里还没有涉及时间上更早的嘉应黄遵宪（1848—1905），以及更晚的潮州饶宗颐（1917—2018），直觉上，这些人的立场与气质，跟作为岭南文化主体的“广府英才”还是不太一样。

　　到底是因阅读而乡情，还是因乡情而阅读，说不清楚；更大的可能性是二者互相激荡。有地域文化垫底的阅读，因存在着某种前理解，很容易顺水推舟；但也正因此，最好警惕过度的自我褒扬（“谁不说俺家乡好”）。在大一统以及全球化的时代谈论“地域文化”，须兼及同情、理解与超越，以便在普世价值与乡土情怀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