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潮州日报》2016年7月12日

文/陈平原

　　古往今来，“风景的发现”——即何人、何时、何地、因何缘故发现此处“风景殊佳”，绝对是一门学问。你觉得“溪山行旅”很好，我以为“海上日出”更佳，他则认定“都市繁华”最值得入画，所有这些，很大程度系于观察的时机、角度与心境。因此，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因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迥异，均有可能发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风景。 

　　中国人大都记得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常被当作人生哲理解读，但忽略了其游客心态——此乃元丰七年（1084）苏轼游庐山那十几天写下的七首绝句之一。热心于谈论庐山的，还有另外两种人，一是从未来过，只凭书籍阅读，便展开无限遐想；二是本地人士，每天与之对话，闭着眼睛也能如数家珍。为何游客苏轼的诗最有名，这就说到发现风景的最佳视角，那就是能入能出，时内时外。

　　如果这风景恰好是你的家乡，你的观察必定带上感情色彩。因此，当你谈论这些乡土、乡音与乡情时，必须不时跳出“此山”，兼及体认、表彰与反省，这才可能有深入的“观察与思考”。

　　远近高低各不同

　　我从小在潮安长大，念大学才走出家乡。多年后回想，自己离开潮汕时的感受，很像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4）所描述的：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 

　　一百年前如此，今天也不例外——从小地方走出去的读书人，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初出家门，站在高处，回望自己的家乡，往往更多看到其缺失与遗憾。必须是饱经沧桑，方能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家乡的利弊得失。记得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谈参禅：“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远行的游子，大都经历这么一个曲折回旋的过程。

　　十年前，《南方日报》组织了“广东历史文化行”系列报道，对全省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人、文物遗址等做了系统表彰。我有幸应邀撰序，其中有这么一段：

　　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说“古老”，那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类似地方志那样表彰乡里先进、描述风土名胜的著述不胜枚举。说“新鲜”，则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了一大难题。于是，发掘并呵护那些略带野性、尚未被完全驯化的“本土知识”或“区域文化”，便成了学界关注的重点。  

　　警惕汹涌澎湃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彻底淹没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一直关注的话题。在2015年12月13日召开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我再次提及：

　　在全球视野中，最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化崛起，是很值得期待的。我关心问题的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内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相信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回头仔细看看，我们走出来的那个家乡，已经完全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三四十年间，众多青年才俊通过上大学告别原先生活的村镇或小城，来到大城市念书、工作并定居下来。多年后回去，你会发现，我们的家乡变了，最最关键的是，伴随着经济力量的横冲直撞以及大众传媒的无远弗届，原先相对封闭状态下形成的文化多样性，正迅速瓦解，并日渐消失。从建筑到衣着到习俗到娱乐方式，已经跟北上广等大城市差不多了，只是体量及质地下一二个档次而已。

　　记得大学毕业时，同学间互相留言，我的本子上有这么一段：“潮汕平原很美，也很精致，可惜太小了。”我明白同学的志向与期待——在全国地图上寻找，我的家乡确实很小。这里的小，不只是面积与人口，还包括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每当朋友或同事吹牛，说起自己家乡的山水、人物与故事，常常是他们说的我知道，我说的他们不晓得。不是我学问渊博，而是别人的家乡更知名，也更有影响力。只有说到潮州菜时，大家才一致首肯。

　　这就涉及潮汕人常挂在嘴边的“省尾国角”——这不仅是地理位置，也是经济力量，更是文化及心态。如此自嘲，虽不无道理，但需要重新反省。这里借用两位先贤的话，看能否催生出新的论述方式。

　　梁启超在长文《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1905）中称：就中国史观之，僻居岭南的广东有如鸡肋；就世界史观之，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从南路海道入手，梁启超论述广东交通的初开期、发达期、全盛期、中衰期、复苏期、过渡期，最后是“广东之现在及将来”，断言作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具体论述容或粗疏，但思路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参照系变了，学术思路以及评价标准都会随着转移。依此类推，谈论作为区域文化的潮汕，应着力发掘此前在大一统格局下被遮蔽的特殊价值。 

　　原北大教授金克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短文《说边》：“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这大有讲究的“边”，有空间的，有时间的，也有立场及思维方式的。“《阿Q正传》只写了几个点，都在边上。阿Q和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和小尼姑的冲突都在交界处。不见交界就是没见到整体。” 这里讨论的，并非居中心者不能骄傲，而是身处边缘未必就黯淡无光，或许更有特立独行的潜质。当然，必须具有某种全局性思考，方能在交界处审时度势，突然发力。

　　林语堂说过一句俏皮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都出在津浦线两侧。1912年通车的津浦铁路，北起天津总站，南至江苏浦口，贯穿华北与东南。那是小品文，不是统计学，只能意会，不好深究。不算割据（南越王）或国外（郑信），广东因开发较晚，历朝历代没有在大一统帝国当皇帝的，连大官也都不太多。清末民初出了个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那也是得益于梁启超所说的“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今日中国政坛，广东人的影响力依然不大，潮汕更是如此——说白了，这不是个搞政治的地方。

　　不搞政治不等于就没有好出路。撇开官场逻辑，身处“省尾国角”的潮汕，在多重视野中来回观察，交互作业，或许会有新境界出现。具体说来，引入粤东政经、岭东文化、韩江流域、闽南方言、潮人社团、大潮汕这六个观察角度，涉及地理、历史、方言、文化、习俗、行政区划、政治经济等，看是否真的能够“远近高低各不同”。

　　关于粤东政经

　　陌生人见面，总喜欢问是哪里人，我回答：广东人。人家马上说，这就对了，你讲粤语的，在香港教书最合适了。跟人家解释，我是潮汕人，讲闽南话。人家一脸茫然——讲闽南话，为何是广东人？是呀，潮汕历史上曾在眼下的广东与福建之间进进出出，直到唐开元十年（751年），从隶属江南道改为由岭南道管辖，这才站稳了脚跟。谈论潮汕历史文化，一般都会提及明代《永乐大典·风俗形胜》中这段话：“潮州府隶于广，实闽越地，其语言嗜欲，与福建之下四府颇类。”之所以行政上隶属广东，语言及风俗接近福建，就因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拉拉扯扯。

　　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实在不容低估。定下来了，说你是你就是，今天不是，明天后天肯定是。长期的行政归属，有效地型塑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风土人情。我们必须承认，潮汕人就是广东人，只不过讲闽南话，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而已。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先落实为政治与经济，最后必定影响到文化趣味以及日常生活。即便你感觉被冷落，心里有气，可不服还是不行。

　　前几年若干原籍江西婺源的文化人签名上书，希望回归徽州。可你那个古徽州已经没有了，变成了黄山市，有家归不得呀。学者们呼吁保护老地名，效果很不乐观。这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后遗症。云南的思茅变成了普洱市，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则改名香格里拉，经济效益都很好。思茅与中甸作为行政区划，只有几十年历史，改名换姓问题不大。徽州就大不一样了。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统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历经宋元明清四代，行政版图基本稳定，辖境大略等于今天的黄山市加上宣城市绩溪县，以及江西省的婺源县。谁都明白“徽商”及“徽文化”的重要性，可古徽州今天已分裂成三块，拼得回来吗？即便安徽省政府协调，宣城同意割舍，江西能放手吗？

　　若只是改名，让“黄山”重回“徽州”，那比较简单。但如果行政区划变动，问题可大了。以桐城为例，真让人啼笑皆非。不说唐宋元明的故事，单是清乾隆年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惊叹，就让所有读中国文学史的人都记得这个名字。可桐城文章今何在？原本的桐城，上世纪五十年代分裂成桐城、枞阳两县，因都隶属安徽省安庆市，问题不大。2015年10月1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枞阳县划归铜陵市管辖。如此一来，枞阳人方以智、方苞、刘大■、姚鼐、吴汝纶等都成铜陵人了。于是，铜陵市的自我介绍，除了强调采冶铜的历史绵延3000年，再就是“桐城文化的发源地”。今年报载铜陵市文联开会，要求文艺工作者就如何弘扬“铜、桐”文化出谋献策。我开玩笑说，这只能叫金木文化。

　　说到底，一千多年的行政归属，潮汕人的文化认同是广东，而不是福建。即便多有抱怨，但这个事实一时半会改不了。前些年网上热炒的重定行政区划，设立以潮汕三市以及厦泉漳为主体的“厦汕省”，乃民间的自娱自乐。传得最厉害的时候，政府曾出面辟谣。仔细想想，重新划界，你潮汕就会成为中心并迅速获益吗？不会的，那时怨气可能更大。与其不断抱怨领导偏爱珠三角而忽略粤东，不如反省“地杰人灵”的潮汕，为何落到如此地步。最近这些年，看统计数字，真的是触目惊心。好在回家乡看父老乡亲的实际生活，并不像数字显示的那么悲苦，这才略为宽心。但不管怎么说，最初四个经济特区里，汕头叨陪末座，这是不争的事实。想当年，改革开放大潮初起，潮汕欣欣向荣，可惜没有抓住机会，小聪明误了大事业。不能怨天，也不能怨地，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在广东的视野内，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政治权力，潮汕都是边缘。但有一点，潮汕的文化教育，不比珠三角差。你到广州各高校以及科研单位看看，潮汕人的比例很高，且不乏特别优秀的。至于商业才华，那就更不用说了。换句话说，或许正因身处边缘，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发展空间，于是形成了重文教、擅经商的传统。所谓“朝中无人”，其得失利弊需仔细分梳。古人说“祸福相依”，不是没道理的。过于依赖官场人脉，得意时，固然很容易“跑部钱进”；失意呢？那可是塌方式的陷落。政坛上，潮汕人从来没有大起，因而也不会大落，心态比较平和，这也有好处，起码可以集中精力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

　　关于岭东文化

　　谈及广东，不能不涉及“岭南”这个词。不做历史考辨，今人所说的岭南，一般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省区；至于江西、湖南那些位于五岭以南的县市不在其内。你问我潮汕文化是不是岭南文化，我的回答是：说岭南没错，说岭东更准确。

　　谈“岭东”，不全然是地理概念，更关切的是历史及人文，约略等于今天的潮汕以及梅州市。所谓“潮客一家亲”，一是历史上行政区划来回变动，二是经济往来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方言不同，但风俗相近，属于同气连枝。因此，潮汕学者谈岭东，一定要关注梅州以及客家文化。眼下的梅州市，包括2区1市5县，人口543万，加上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700多万，实在不可小觑。这里同样文教昌盛，我参观过黄遵宪（1848—1905）、丘逢甲（1864—1912）、叶剑英（1897—1986）、林风眠（1900 --1991）等名人故居，允文允武，有学有艺，真的人才辈出。

　　饶宗颐先生曾提及：“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 考虑到历史上分分合合，现实中各有利益，最好互相尊重。既然“客家学”已经独立，“潮学”可与之结盟，不必谋求取而代之。只是在“岭东文化”的视野中，二者可以互相支援。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追忆兴宁的两海会馆以及汕头的岭东同文学堂。前者创建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因此地乃明清两代水路交通枢纽，聚集不少潮州商家，故集资兴建了这一联络乡谊的处所，人称“潮州会馆”。至于原籍嘉应的丘逢甲1899年在潮州开办“东文学堂”，后迁至汕头并改名为“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展新式教育，在潮汕历史上更是大名鼎鼎。十多年前，我撰写《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曾论及“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潮、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办章程》所透露的目光，依然将潮、嘉及闽南视为一体”。此文关于丘逢甲如何“由于台湾经验，希望沟通潮、嘉、惠与漳、汀、泉各州，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岭东文化’”的论述，很得与会者的赞赏，纷纷希望我多加阐述。可惜我研究不足，没有能力深入展开。

　　我注意到去年（2015）韩师校友在韩山师院内捐资创建了公益性的韩山书院，用来追怀那所始建于宋淳祐三年(1243)、惠及岭东各地民众的千年书院；而其组织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正是以“国学与岭东人文研究”为题。既然历史上“潮客一家亲”，在韩山师院与嘉应学院讲学时，我积极游说，希望在“岭东文化”重新崛起的背景下，推动“潮学”与“客家学”携手共进。

　　关于韩江流域

　　很多人记得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毫无疑义，这是情诗，可我却读出另一种味道——为何共饮一江水值得如此起兴？那是因为，在前现代社会，这就意味着密切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传播。

　　有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新词，足以说明饮哪一条江的水有多么重要。一是“泛珠三角”计划，也就是沿珠江流域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省区，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一是1985年成立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如今已发展到包括沿江7省2市的27个成员城市。二者都主张加强合作，共谋发展，但如此庞大规模，如何有效操作，实在看不懂；我只想说说水系的重要性——首先是经济联系，而后是人口流动、文化交流，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

　　在“泛珠三角”计划中，广东是唱主角的；可我们潮汕人不饮珠江水，也没在此宏大计划中明显获益。大多数潮汕人饮的是韩江水，而韩江流域的范围涉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22市县。但在粤、闽、赣三省中，这些市县恰好都属于边缘。这马上让我联想起父母年轻时参加的闽粤赣边区纵队。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47年5月成立，到1949年底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潮汕地区很多老干部，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而所谓闽粤赣边区，其实就是韩江流域。当年打仗如此，今天发展经济，是否也可借鉴此思路？

　　不说发源于广东紫金的梅江，如何在三河坝与发源于福建宁化的汀江、发源于福建平和的梅潭河汇合，形成了干流总长470公里的韩江，就说生活在这流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的人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密切联系。学者黄挺曾描述韩江作为交通干道以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如何使得韩江流域的潮汕以及赣梅汀漳等，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只是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航道淤积以及公路交通日渐发达，这一经济区域的联系松懈，并呈现缓慢的解体趋势。我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何韩江流域没有像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那样，形成某种经济及文化共同体。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经济特区以及海港城市的汕头没有真正崛起，无法发挥带头羊作用。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汕头若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拉动整个韩江流域的经济与文化，则今天粤东、闽西、赣南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机会稍纵即逝，到了1991年，作为地级市的潮州、揭阳分别成立，此后潮汕三市各自为政，汕头再也没有可能像上海或广州那样作为中心城市的区域凝聚力与影响力了。

　　报载去年潮州与梅州曾有潮客联手，合建“韩江绿色文化经济带”的设想。这是大好事，两边媒体都有报道，然后呢？似乎未见进一步行动。我担心的是，没有汕头加盟，只是半截子韩江，能做好吗？或许，从旅游业入手，重建韩江流域的经济及文化联系，更具可行性。沿江的古城（比如潮州）与小镇（比如三河坝）很具观赏性，何况还有山有海，可车可船，生态游、美食节、民俗表演、寻根之旅等，若能统一规划，历史上的潮、梅、汀、漳四州，说不定可以重新携手，各自获益。

　　关于闽南方言

　　先从一个美好的误会说起——到底谁是“海滨邹鲁”？大凡潮汕人，都会记得宋代诗人陈尧佐（963—1044）。陈在潮为官三年，修孔庙，建韩祠，发展教育，还撰有《戮鳄鱼文》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那句“海滨邹鲁是潮阳”（《送王生及第归潮阳》）。潮汕古称潮州，亦称潮阳，故潮人对陈尧佐的表彰很受用。

　　到漳州讲学，听他们自称“海滨邹鲁”，让我大吃一惊。再一检索，沿海地区大凡文化昌盛重教兴学之地，都喜欢这么自诩。所谓“海滨邹鲁”，不是潮汕的专有名词，还包括漳州、泉州、莆田、福州等。而且，整个顺序应该倒过来。因为，目前看到的最早称颂福州为“海滨邹鲁”的，是唐开元年间的《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而潮汕获此赞誉，是在北宋时期，明显差了一大截。其实很容易理解，大部分潮汕人的祖先是从泉州那边迁移过来的。

　　这就说到了方言问题。上引《永乐大典·风俗形胜》，已提及潮汕三市的“语言嗜欲，与福建之下四府颇类”。查全国方言地图，很容易了解闽南方言的区域分布。同属一个方言区，文化上会有很多交流（如戏剧等）；但潮汕人与海南人几乎不能对话。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与讲闽南话的台湾朋友也只是寒暄，无法深谈。看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等，其中的闽南话对白，我半懂不懂。开始以为是因两岸长期隔绝，后来发现台湾人讲闽南话，接近泉州及厦门口音，与潮汕话颇有距离。

　　之所以关注方言问题，那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文化；而这种透过方言传递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正因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而迅速衰退。在去年年底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我谈及：

　　作为地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正日益退化。中国文化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丧失了很多本来非常可爱的东西。今天，除了粤语，几乎其他所有方言区都没有办法召开用方言表达的学术会议。长期生活在本方言区的学者，或许还可以；像我这样离开家乡多年的，日常口语没有问题，用潮州话谈论学术问题，已经词不达意了。因为很多新词我都不会，得默想一下，经一番转化才能勉强说出。粤语因为有香港、澳门的特殊存在，加上广州地区学者有意识的坚持，还能用作学术语言。其他地方包括上海在内，都做不到了。这是长期推广普通话而歧视方言的语言政策造成的，需要略加调整。

　　关注方言的保护与使用，不能不提及相关的文学创作。因为，若长期得不到文学作品的滋润，方言会越来越干瘪，越来越粗俗，最后真的“不登大雅之堂”了。

　　去年（2015）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引起很大轰动，除了市井、日常、网络等，更重要的是方言的改造与使用。与其遥相对话的，不是张爱玲或王安忆，而是晚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其实，此前一年（2014），香港作家黄碧云的《烈佬传》（天地出版社，2012）获浸会大学主办的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烈佬传》讲述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一名自11岁就沉沦毒品与赌博，反复出入监狱，用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成功戒毒的“烈佬”的故事，人物对话多使用方言，完全可以理解。

　　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其对于方言的强调，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文化自信，有商业因素，也有政治操弄。大陆相对简单些，方言写作的主要困难在于传播与接受。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东名作家陈残云描写珠江三角洲的《香飘四季》（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探索如何在长篇小说中有效地使用方言俚语；潮汕农民作家王杏元则撰有《绿竹村风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技巧上稍逊一筹，但对潮汕民俗及方言的使用，同样值得关注。

　　不同于说唱艺术，长篇小说流通全国，如何恰如其分地使用方言，需要某种自我节制。看过《繁花》初稿的《收获》主编程永新建议，对方言的使用一定要让北方的读者也能看得懂，据说金宇澄很认可：

　　在语言上，我不愿意它是一个真正的方言小说，要让非上海话的读者能看懂。整个过程，我用上海话读一句，用普通话读一句，做了很多调整。西方一种理论说，作家建立个性特征，在语言上要“再创造”，西方一些作家甚至故意用错字，或结结巴巴，或标点上有意变化，制造特征与障碍。就像画家，不能画得跟别人一样，要想办法改变。

　　同样道理，潮汕方言要想入文，必须考虑外地读者。是方言，但尽可能让外地人连蒙带猜也能看懂，这需要选择与改良。前年我在揭阳演讲，同行的妻子被海报吸引住了，问什么叫“胶己人”。后来我想，若写成“家己人”，她就可大致猜出来了。还有，写“妹食”容易误解，“物食”就不会。我写《扛标旗的少女》时，曾再三斟酌“雅死”与“雅绝”，最后选择了后者，也是因为后者可以意会。

　　关于潮人社团

　　多年前听人谈起，潮汕人喜欢打群架，单凭口音，就能在异国他乡拔刀相助。现在当然没这回事了，但潮汕人爱抱团是出了名的。为什么抱团？因为是弱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二十多年前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及《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曾专门探讨此话题。所谓特别重乡情，背后隐含这种辛酸。比如在广州，主流群体是广府人，经常抱怨潮汕人拉帮结派；而在东南亚，也多感叹潮汕人太团结了。个体力量不够强大，没能单打独斗，移民之初，更需要抱团取暖。久而久之，海外潮人社团的力量不可低估。

　　在香港教书这七八年，我深刻体会到潮汕人的力量。据说香港人六分之一原籍潮汕，很多是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不会讲潮汕话了，但向心力依旧。举个例子，作为学者的饶宗颐之所以影响这么大，与香港潮州商会的鼎力支持不无关系。2013年在韩山师院召开的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论文《“养”出来的学问与“活”出来的精神——现代中国教育史及学术史上的陈垣、钱穆、饶宗颐》（未定稿），其中谈及：“因历史传统与地理位置，潮州从来不是政治中心，这注定潮州出不了大政治家，但能出大商人，也能出大学者。我读传记资料，看早年潮州商人如何支持饶宗颐做学问，很是感慨。饶先生成名之后，为他办画展、编年刊、开研讨会、建纪念馆等，背后经常有潮州商会的影子。这是潮汕的特点，商人与学者，各走各的路，但因乡音与乡情而互相欣赏，互相支持，这在全国都是很特殊的，值得认真关注。”这里说的是民间风气，而不是政府行为。

　　记得以前有“三个潮汕”的说法，即广义的潮汕人，本地一千万，海外一千万，国内各地还有一千万。当然，这里说的是原籍，包含移民及其后裔。这就说到了潮汕与东南亚的关系。因为早年出国谋生的潮汕人，80%是到东南亚。套用梁启超的说法，潮汕在中国史上不重要，在东南亚史上很重要。

　　从移民文化谈潮汕与东南亚的关系，潮汕学人做了很多工作。继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之后，国内首个侨批文物馆移址扩容，重新开张，另外，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作为学术课题的潮汕移民，我只有惊叹与歆羡，完全插不上嘴。唯一想提醒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原籍潮汕的港澳及海外华人回家乡捐赠学校医院，投资办实业等，这同样值得认真研究。这是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除了政府表彰，学界应该铭记与阐释。去年回潮州，曾应邀在陈伟南专题片中说几句话；今年见到潮州市领导，我建议保护修缮李嘉诚故居，并开展文物征集。捐赠固然值得表彰，经商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多年以后，你到潮州走走，这边是学者饶宗颐，那边是摄影家陈复礼，还有公益大师陈伟南、商界奇才李嘉诚等，这小城你还不刮目相看？

　　1991年，饶宗颐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演讲，谈及地方文献与学术方向，举了两个例子：“潮汕人很会经商和向外开拓，这种特性，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关于潮州瓷器的研究，我认为那是古代潮州历史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谈及前者时，饶先生以德国汉学家傅吾康为例；后者则是他自己撰写的《潮州宋瓷小记》。我很高兴，最近二十多年，潮汕学人在这两方面都用心用力，做出了很大成绩。

　　这里仅举两位学界以外的朋友，一是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馆长李炳炎出版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枫溪潮州窑》（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这两本专著是连专家也都赞叹不已的；一是正大集团副总裁、砚峰书院山长李闻海正凝聚学界与商界的力量，开展“潮商学”研究——后者我只见到相关报道，据说近日将推出第一批成果。

　　说到潮汕与东南亚的联系，一般人关注的是在外拼搏者如何衣锦还乡，以及帮家乡修桥建厂办教育。也就是说，本地民众期待在外拼搏的游子寄赠金钱，这仿佛是对方“天然的使命”。第一、二代可以理解，第三、四代呢？人家早就融入了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除了原籍，没有多少实际联系。这个时候，所谓一千多万的海外潮汕人，不懂乡音，没有亲戚，未曾踏足，你让他们哪来那么多乡情？

　　我听不少在外拼搏的潮汕人谈起，有能力帮助家乡，是大好事，但最好捐赠，不要投资。因为，捐赠有时限，投资无底洞。回家乡投资办实业，今天被表彰，明天被嘲笑，后天就从恩主变成了“人民公敌”。因为，在家乡人看来，拿你的吃你的，那是应该的，谁让你是我们家乡人。

　　上世纪好些年份，家乡蒙难，亲人嗷嗷待哺，从世界各地纷纷飞来的侨批，寄托了游子的无限深情。眼下情况大不一样了，中国越来越强大，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不断出手支援其他国家，在外的潮汕人感觉很有面子，也就自然卸下了本就有点勉强的回馈家乡的责任。我相信，“侨批文化”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时候，建博物馆收藏此类资料，既见证历史，也表达感恩之心。

　　记得李光耀说过，中国只要解决制度性障碍，发展肯定很快。因为，当年走南洋的大都是穷苦人，文化水平不高；富裕的、能干的、文化水平高的，大都因害怕风浪，留在了国内。据说邓小平听了很感动。我则有点怀疑，如此表扬国内“人才济济”，隐含着某种讥讽。

　　什么时候，我们反过来思考，如何帮助那些漂泊在外的原籍潮汕的亲人——能力大小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想法，考验我们的“侨务策略”。不仅仅是劝说捐赠，而是真心关注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出名的以及落魄的，成功的以及困顿的，能捐赠的以及需要帮助的。

　　前些年在香港教书，我旁观香港潮州商会的活动，了解他们如何为潮人子弟设立专门的奖学金及研究基金，还为选择潮汕作为研究课题的博士生硕士生提供奖助等，觉得很有意思，曾专门就此请教会长陈幼南以及秘书长林枫林。因为，这让我想起1990年饶宗颐在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的专题讲座，先是称海外潮人“团结精神表现最为特色，惟传播智识，发扬学术，其热诚则远比他处为落后，可谓勇于生财，而短于散财，能聚而不善于散”；结尾则是：“我认为潮团在联谊之外，应该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例如设置某种有计划有意义的学术性基金和奖金，来鼓励人们去寻求新的知识，继承唐代常（衮）、韩（愈）两位地方刺史‘兴学’的精神，在海外培植一些人才，发展某些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潮人传统文学有更加灿烂的成果，我想各位必会同意我的建议而努力去促其实现的。” 我没有专门从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见闻不周，但视野所及，包括商界、学界与政界，似乎都对“潮人”以及“潮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关于大潮汕

　　说过了粤东政经、岭东文化、韩江流域、闽南方言以及与东南亚的联系，左看右看、东看西看、上看下看，最后还是落到了大潮汕。

　　潮汕地区本来就不大，三市分立后，说话非常困难。你看我这次演讲，标题的图片包含潮州汕头与揭阳。讲一下始建于宋代的潮州广济桥，因其桥梁与浮舟结合的独特形式，被誉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回头叙述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的揭阳学宫，乃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同类历史建筑组群；话锋一转，又是汕头市小公园历史街区的环形放射状路网结构、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群十分可贵，值得好好保护等。你从我小心翼翼地兼及三市，可以看出目前潮汕文化研究的困境——每件事都必须兼顾三市，其实很不合理。经济上的过度竞争，包括港口设置问题（潮州港跟厦门有直接关系，揭阳惠来港跟中石油挂钩，汕头广澳港乃深水码头，据说地理位置优越），一时半会解决不了，谈文化问题，也都如此步步荆棘，那就很难有大发展了。

　　作为研究课题，太大把握不住，太小分量不足。放眼全国，要说大小适中且底蕴丰厚，我首推“徽学”与“潮学”。相对而言，“徽学”吸引更多海内外学者，“潮学”则基本上是潮汕学人在做。这与潮汕三市分立，大家都“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每件事都要说出个你先我后，让外人无所适从，有很大关系。我曾应邀参加安徽省文化战略规划，被问及为何安徽好茶那么多，在全国知名度却不高。我的回答很干脆：因为你们十大名茶，宣传时哪个都不愿意拉下。我喝过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霍山黄芽、桐城小花等，确实都不错，可你要我记得这十大名茶各自的特点，而且口味要有“忠诚度”，那是做不到的。潮汕的单丛茶现在走出去了，在国内外都有知名度，那是因为我们共同维护这个品牌。先把牌子打响，做好了，下面再分产地与口味等，利益共享。

　　盘子本来就不大，若分得太清，说得太细，外界辨识率必定很低。互联网时代，无效信息铺天盖地，这个时候，符号建构很重要。必须删繁就简，面目清晰人家才记得住。放在整个国家乃至国际视野中，潮汕三市合力，尚且不一定能站稳脚跟；若各走各的路，必定越发显得微弱。我相信未来二三十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生活方式改变，悠闲、清淡、精致、优雅的潮菜及潮人，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务之急是寻找潮汕人的共同记忆，建立合理的历史论述与未来想象。年初《潮州日报》发表关于我的长篇专访，记者问我出任潮州市文化顾问时说的《潮州读本》进展如何，我的回答很窝囊：“这只是发愿，还没弄好。我想请韩师的林伦伦、黄挺等朋友一起来做，他们比我更有经验。”并非推卸责任，是我们面临共同困境。除了个人才华以及投入时间、精力等，还有就是如何突破小潮州的格局，从大潮汕的角度思考与表达。

　　曾设想劝某领导出面协调，后来打消此念头。因为官员主持，问题可能更复杂。2005年《南方日报》组织的“广东历史文化行”系列采访活动很成功，为赶紧结集出书，催我写序。可这本《广东历史文化行》2011年方才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书迟迟不出，而我那篇序言先后在广东的报刊上发了三遍；第一遍是我送出去的（刊《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后两次是出版社作为预热或宣传。每回刊出都有稿费，可我心里很不安，人家会误认为我一稿多投。如此好书，为何一再延宕？我的猜想是：当初采访时为求便利，特别倚重各地官员；而领导起起伏伏，出版社也就只能修修补补。正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吸取此教训，不敢再劝高官主持文化项目。

　　回到《潮汕读本》，我原先的设想是大潮汕的视野，以历史、语言、风俗、民情、文学、艺术为主体，兼及教育课本与文化读物，分小学、中学及成人三种，既要接地气，又得有高度。谁做都行，只希望有这样的书籍，能延续潮汕文脉，承传潮汕文化。说这些，是有感于重建大潮汕，作为政府行为目前有困难，那就先从文化做起吧。

　  （本文作者2016年5月8日在汕头市举办的“2016潮学年会”上的主旨演说，5月17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