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潮州日报》2002年10月15日 

文/吴健民

　　庄明瑞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自1937年11月起至今，已是近65年党龄的老党员了。现在应该说，是老一辈的人了。

　　我接触老庄并不早。那已是1941年我从普宁调至潮澄饶一带工作后，直至快要“暂停活动”的时候。但是，庄明瑞的名字，我却是早在1939年就听说了。

　　1938年底，我在中共惠来县工委当青年部长，被派往普宁流沙参加普宁青抗会主办的“寒假青年学习讲座”。这个讲座，实是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潮普惠青分委举办的抗日青年骨干军事训练班。在青年学习讲座中我直接接触了王森泉同志，同时也知道普宁青抗会的骨干中还有一位名叫庄明瑞的同志。

　　到了1940年我奉调到普宁搞青年工作的时候(任中共潮普惠县委青委宣传部长)，才了解到当年(1939年冬)庄明瑞同志受党组织委托，去执行一项反击普宁反共逆流的任务——同王森泉等5人以普宁青抗会领导人身份，带领青抗会各区乡代表，为反对国民党当局释放青抗会而进行请愿、宣传和游行示威。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斗争胜利结束，我们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扩大了影响，发动了群众；团结了进步和中间的力量；并赢得了时间隐蔽自己各方面的阵地。

　　当时的中共潮普惠揭中心县委书记陈礼明在普宁西陇召开的整党会议上，表扬了庄明瑞、王森泉(后改名王致远)两同志。

　　明瑞同志因为上述斗争而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组织为保护他人身的安全，将他调离普宁。后转至澄海隆都一带，先在隆都负责区委书记，后调去澄饶边县负责副特派员(特派员吴南生)。这是1941年9月的事。

　　1942年春，我的老班长周礼平调特委，我和李凯同志负责潮饶边县正副特派员。一直至1942年8月后明瑞已转移掩护在澄海十五乡学校教书时才联系见面。

　　多少年的未晤面先闻名，这种背靠背的了解中，好多老同志都在我面前表示对老庄的好评。说他斗争意志坚强，说他纪律性好，说他待人诚恳。

　　我记得“南委事件”后，我传达上级“暂停组织活动”决定时，当我解释暂停组织活动是为了避免党组织继续受到破坏，而不是取消党组织，更不是取消每个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讲到这里，庄明瑞同志反应比较锐敏。表示这是碰到事故所产生的暂时困难，我们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且还要管好仍联系的那些党员。就是要秘密地关心他们，还要注意非常隐蔽。这一点，分明是一个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好的突出表现。

　　1944年10月间，我们得到上级指示，要恢复组织活动，并要求迅速组织公开抗日武装队伍反击日本鬼子。当我们立即行动，在敌后打了彩塘、东凤两个胜仗，然后集中队伍加紧训练，并按韩江纵队司令部指示集中到居西溜的时候，却遭到国民党死硬反共顽固派的暗算——这帮逃徒组织优势兵力突袭包围我们刚整编集中的第一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周礼平等11人牺牲。

　　这惨案的发生，迫使我部队撤下平原，再转移上凤凰山。而这时候，日本宣布投降，形势急转直下。我按特委指示让一支队在凤凰山重新整编后由李亮带到八乡山纵队司令部集中，然后我进入整顿安排党组织系统的部署。当时第一个建立的中共潮安县工委，陈汉为书记，陈义之任组织部长，庄明瑞任宣传部长。在危难严峻之时，明瑞等都属于脱颖而出的骨干。

　　当时明瑞利用一同情份子的关系住在潮州城里，联系的组织系统很快就建立起来，工作也开展得扎实。还运用统战对象的关系创办了《路报》。国民党统治当局自恃接管日本投降的武器，增强了实力而摆出一副“正统”的当权者那种张牙舞爪的腔势，咄咄逼人。这个时候，益感到像陈汉、陈义之、庄明瑞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的党员骨干，正像安在敌人各个要害部位的把把利剑。

　　南方党组织度过了日本投降后这段艰难的岁月(党中央曾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潮澄饶地区党组织正按党中央组建队伍发动武装斗争的新指示做准备的时候，不幸发生了1947年7月四位县委领导骨干被捕的“四陈”事件。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明瑞正是在这时候按党的指示撤退入伍上山，直至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之后，正式组建第一支主力小队伍“独中”。明瑞即任独中的指导员。

　　以后，当解放战争在凤凰山这一带发展达到初步高涨的时候，我们觉得需要一个统一各个方面的指挥部，乃成立了一个相当于地委分委的机构。因未能及时取得地委批准，所以暂称为“武装工作委员会”。由我以地委常委、宣传部长身份兼书记，还有成员陈义之、庄明瑞、余锡渠。后来武装队伍扩大了，为了开辟新区，庄明瑞就以武工委委员身份，带领新成立的第六中队，渡过韩江，打通西面同五房山的联络线，横扫大和乡公所、警察所，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扩大了第六中队力量，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 1948年8月成立韩江地委并公布第四支队番号。明瑞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后参加地委常委。

　　全国解放后，我和老庄不在一起工作。1953年我调离潮汕，相隔更远。但是我知道老庄受到政治运动严重挫伤，有一段较长的坎坷遭遇。在当年那种大气候之下，1955年反胡风肃反运动，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灾难惨重。我也是受害者。我对老庄当年的处境很理解。但是，我完全相信，像老庄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是能够正确对待，同组织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我常喜欢这样说：这不是个人自己引起的问题，这是在“左”倾思潮控制下的政治运动对党组织的伤害，对许许多多好同志的伤害。

　　老庄得到平反，结束了二十年冤枉之后，站起身来，一如既往，积极工作。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离休之后，仍然关心党史工作，关心老区工作，关心革命传统教育。对子女的成长，呵护监督，认真指导，取得良好的声誉。老庄虽已高龄，还是学而不倦，参加书画习作研究，并进入诗社，运用诗的意境和笔调，抒情欢唱晚年人生乐趣。

　　他把自己的经历表述为“任重致远”的征程。乃出版此《致远集》，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虽然我因全部文章未齐而仅披阅部分文稿，但是我确欲让更多的老同志通过《致远集》同庄老共同总结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讨世界观的提高和完善；让更多的读者向庄明瑞同志学习。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