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卷第22期
陈荆准
（汕头市政协，广东 汕头 515031）
摘 要: 丘逢甲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首开粤东新学的先声, 但最先提出在粤东办同文学堂的并非丘逢甲本人, 丘逢甲在潮州兴办东文学堂的同时汕头也有一所林仔肩办的同文学堂, 潮州、汕头两所新式学堂“半途遽散”后, 丘、林等人合力在汕头办起岭东同文学堂, 但该学堂也很快因各种原因而停课, 直至1901 年6 月逢甲亲任学堂监督, 接掌校务后学校才逐步走上正轨, 日益发挥新学的先导作用。
关键词: 丘逢甲; 岭东同文学堂; 潮汕东文学堂; 汕头同文学堂; 史实
中图分类号: G64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4225( 2006) 06- 0081- 005
丘逢甲与岭东同文学堂的关系, 岭东同文学堂的创办原因及创办经过等史实, 历来的研究文章多有涉及, 然而大部分略而未详, 而且说法各异。近年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特别是从日本发掘到的东亚同文会的一些档案资料, 这一段历史已越来越趋清晰。但笔者仔细考究, 仍觉得现有的研究成果有一些不尽确切之处, 还有探讨的余地。
一、岭东同文学堂创办的起因及丘逢甲所起的作用
大多数文章都提到丘逢甲发起倡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实, 最先提议在粤东兴办兼习日文的新式学校——也即同文学堂的并不是丘逢甲。有不少原始资料可以印证这一点。最权威的当是丘逢甲1899 年年底和梁居实( 诗五) 来往的几封信函。丘逢甲在《答梁诗五函》中说: “九月间, 守愚赍到尊缄, 即为草定开办章程; 乃弟往潮阳一月, 而尚无端绪, 则以守愚之势, 在潮亦孤特。十月杪, 弟由潮阳还郡, 而士果亦来, 始为立决定义; 至先生第二次信来, 时章程已刊发。前书所以久未复者, 缘所办事尚未能成。无心报命, 此时真所谓‘为政不在多言, 顾力行何如耳’! ⋯⋯慕柳去潮, 吾道益孤。‘我瞻四方, 蹙蹙靡所骋’, 惟有竖起脊梁, 守定宗旨为之而已。”[1] 丘逢甲信中所说的梁诗五信件即《与邱仲阏论潮嘉设东文学堂书》, 信中以“开民智、造人才”的救国大道理说明在潮嘉兴办东文学堂的重要性, 敦请抗日英雄丘逢甲“能捐弃夙嫌, 力持大局”[2]。梁氏在接着的《再与邱仲阏论潮嘉设东文学堂书》中询问“东文学堂事有无头绪”, 并提出了办学堂的一些想法[2]。从丘逢甲与梁居实的来往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1899 年农历九月间, 潮州澄海举人杨鲁( 守愚) 为举办新式的同文学堂寻找一位有名望的牵头人, 他通过志同道合的梅县举人梁诗五( 居实) 介绍, 持梁的信件到潮州府城找与梁同是客家人的丘逢甲,请他主持大局, 兴办兼学日语及西学的东文学堂。丘逢甲接纳他们的建议, 即与杨鲁和大埔进士温仲和( 慕柳。初参与, 后离开府城) 以及曾随其父何如璋出使日本的大埔何寿朋( 士果。初未参与, 农历十月末丘逢甲回府城时参加筹办) 一同筹划, 并亲自撰写《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及其章程。在其弟丘树甲的财力支持下, 着手招生、开学等事务。丘晨波、黄志平编撰的《丘逢甲年谱简编》也是这样说的: “1899 年, ⋯⋯采纳梁居实、杨守愚建议, 与弟树甲谋办新式学堂。撰《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1]
杨鲁、梁诗五为何兴起办东文学堂的想法? 郑喜夫先生认为其起因是: “时日本人谋以联络声气、资助文明之名遂其蚕食中国之实, 倡设东亚同文会, 且派人西渡, 欲于吾国各地广开日文学堂。有杨守愚者曾见该会广东分会会长高桥谦, 与促膝深谈。闻其将于学堂开办后赴潮州。守愚归, 拟先邀集潮、嘉同志赞成斯举, 以素悉先生为血性男子, 又复深通中西文学, 兼谙潮、嘉之语, 届时欲聘先生为中文教习, 并求与温仲和两人合力而提倡之, 虑先生或不忘在台拒倭事见却, 爰托梁居实致书先生劝驾。”[2] 这一说法与丘逢甲、梁诗五此时的通信相符。
日本“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的时间是1898 年11 月, 其宣称的三大纲领之一便是“启发民智, 养成人才”。1899 年间, 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会长高桥谦在广州设立了“广东东亚同文书院”, 日文教习中就有后来派到丘逢甲等人创办的潮州东文学堂任教的熊泽纯之助。[3]杨鲁是如何认识高桥谦的我们不知道, 但将广东东亚同文书院成立在前,潮州东文学堂成立于后, 两间学校办学宗旨相近, 加上潮州东文学堂日文教习来自于广东东亚同文书院, 还有东亚同文学会广东分会把潮州东文学堂、汕头同文学堂和其自办的广东同文书院并列作为其分支机构向总会报告[4]等事件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潮州的东文学堂与东亚同文学会是有因果关系的, 郑喜夫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
至于抗日英雄丘逢甲为什么会同意与日本人发起组织的东亚同文会合作, 兴办学习日文的同文学堂呢? 笔者以为根源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当时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 丘逢甲目睹国势日衰、列强瓜分日亟, 焦急地寻找一条可行的救国道路。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 他们认为应仿效日本实行维新自强之策, 而最切实的办法就是办新学、开民智, 走教育救国之路。东亚同文会宣称的宗旨与丘逢甲的追求多有相合之处, 因此丘逢甲才有了认同其“强亚”主张的思想转变。也正是有着这样的思想基础, 丘逢甲才接受了最先源自东亚同文会的关于创办同文学堂的意见。
二、潮州东文学堂的名称、创办时间、地点及结局
丘逢甲等人创办的潮州同文学堂的正式名称是什么? 各有说法。丘氏自己的文稿中一直称其为“岭东同文学堂”, 但它指的是最初设想办在汕头的学校名称。学校改在潮郡兴办之后未见丘逢甲对该学堂的称呼。东亚同文会的资料则称学校为“潮州东文学堂”[4]。丘琮编的《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也采用了“光绪二十五年冬, 创办东文学堂于潮, 聘日人熊泽纯之助为教授”的说法[5]。“同文”与“东文”都是当时对日文的不同表述, 潮州学堂草创匆促, 又半途而散, 未用丘逢甲初拟的“岭东同文学堂”名称而暂用“东文学堂”的简称也是可能的。
潮州东文学堂创办的时间, 潮海关税务司甘博( S.Campbell) 1901 年12 月31 日所写的《潮海关1892—1901 十年报告》中提到汕头的同文学堂, 同时说: “1898 年潮州府开办了一所类似的学校, 也聘请了一名日本教师, 但这项事业得不到支持, 学校不得不关闭。”[6] 有研究文章以此为据认定潮州学堂创于1898 年, 并以为是当时人记当时事, 当不至讹误; 也有文章认为潮州东文学堂创办于1900 年秋。[7]但对照丘逢甲的《答梁诗五函》和《复菽园》、《答菽园》等文[1], 潮州东文学堂开办的时间应在1899 年底, 也即农历十月末之后。潮州东文学堂甫上马便因“内地阻压两力均大”[1](也即甘博所说的“这项事业得不到支持”) 而被迫下马。学堂停办的时间当在1900 年2 月之前( 农历正月) 。因为该年正月二十三日, 惠潮嘉道台沈絜斋已批准丘逢甲所递交的要求暂借汕头同济善堂办岭东同文学堂的申请。[1]可见丘逢甲撰写禀稿之前潮州学堂已失败, 丘逢甲不得不转与汕头的同仁联合, 谋在汕头重树岭东同文学堂的大旗。
丘逢甲1899 年所拟《岭东同文学堂章程》最初设想把学校办在汕头埠, 后来因参与的同志皆认为应办在粤东的政治中心而改为潮州府城, 其原因在《答梁诗五函》中已有说明。潮州东文学堂采用的地址在哪里? 丘氏的《答梁诗五函》称: “已租定慰忠祠, 地尚宽敞, 学生来报名者已有二十人矣。”但《潮州市志》及大多当地的文章却说经调查学校是办在镇平会馆。[8]查潮州慰忠祠在城西北, 是同治八年潮州总兵卓兴为祀所部死难官兵而建( 今已湮没) ; 潮州镇平会馆原址位于城内今开元中学, 建于道光、咸丰间, 是客属蕉岭( 古称镇平) 人在潮郡的会馆。丘逢甲祖籍镇平, 办潮州东文学堂起初租慰忠祠, 后为节省经费, 借镇平会馆馆舍办学应是可能的。
三、与潮州东文学堂同时存在的汕头同文学堂
几乎在丘逢甲等人于潮州府城创办东文学堂的同时, 汕头也办起了一所同文学堂, 这就是丘逢甲在1899 年冬《复沈絜斋信》中提到的“汕埠闻亦创设东文学堂, 与郡城乃一时并举, 此亦风气渐开之兆也”[1]。从丘氏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知道, 丘逢甲并无参与同时在汕头兴办的另一所同文学堂。潮海关税务局甘博写于1901 年的十年报告对汕头同文学校进行了一番描述: “1899 年秋天, 这里开办了一所在道台管辖下的学校, 取名为‘岭东同文学堂’, 表示学校设在广东东部和在校内讲授中学和西学, 其目的是通过帮助学员全面掌握本国语言知识, 同时教授日语, 以便能够通过日本教科书这个媒介学习西方科学, 培养青年人担任官职。学校是在道台倡议下, 由地方绅士和商人捐款资助开办的。教职员包括一名翰林任校长, 一名进士和另外两名中国人作为校长助理, 以及一名日本教员。规定15 岁以下的少年每年交学费20 元, 超过15 岁的每年交30 元; 寄宿生每月加收3 元。1900 年动乱期间学校曾经关闭, 现在正拟重新开办, 大有成功的期望。学员人数预计要超过100 人。”[8]潮海关设在汕头埠, 甘博报告的时间离同文学校最初开办时间才两年, 本来当时人记当时事不应有误,但对照其他资料, 除了学校开办时间与丘逢甲所说的吻合外, 甘博的描述显然是把前后不同阶段的同文学堂混为一谈。丘逢甲1900 年初才向惠潮嘉道台申请在汕头办学并得到备案。学堂被接纳为官校, 拨款资助更是以后的事情。所以1899 年秋创办的汕头同文学堂不可能是道台倡议并由道台管辖的学校。甘博所说的学堂收费标准与丘逢甲1900 年初为汕头岭东同文学堂撰写的《续议章程》也基本相同[1]817- 819, 因此可以推断, 甘博所说的大致是报告撰写前了解到的学堂现状而非其创办初期的面貌。
与丘逢甲在潮州办东文学堂同一时间在汕头创办同文学堂的究竟是谁? 有文章说: “( 高桥谦) 又遣杨守愚往潮州, 商议潮汕办学事。虽因东文学堂最终定于潮州开办, 而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澄海人林梁任等, 仍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9]林梁任原名仔肩, 又名梓坚, 潮州金山书院肄业高材生, 地方名绅, 后人所写他的传记中有: “复与杨孝廉守愚等倡办岭东同文学校。”[10]1900 年初丘逢甲向惠潮嘉道台申请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于汕头时, 林梁任是列名的三位创办董事之一。[11]以此可以佐证, 丘逢甲办潮州东文学堂的同时汕头确有一所林仔肩为首倡办的同文学堂, 也即是丘逢甲在潮州闻说的汕头东文学堂。以林仔肩的号召力, 汕头同文学堂开办状况同样并不乐观, 所以与潮州的东文学堂一样, 还没产生影响便很快夭折了。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暂, 遗存下来的资料信息相当模糊, 以致我们现在只能依据这些残缺的信息判断汕头同文学堂的存在而未能对它的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
四、丘逢甲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
这里所指的汕头岭东同文学堂是指丘逢甲的潮州东文学堂和林仔肩的汕头同文学堂失败后双方合作在汕头重新创办并正式启用“岭东同文学堂”名称的那所学校。丘逢甲与这个学校的关系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00 年初至1901 年5 月。这一阶段丘逢甲主持了学校的筹办, 但只挂名董事, 没有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第二阶段自1901 年5 月至1904 年3 月。这一阶段丘逢甲亲任学校监督及总理, 主持全面工作。人们所言的开粤东一代新学先声, 形成广泛影响的岭东同文学堂, 实际上就是指这一时期。
( 一) 丘逢甲亲掌校务前的岭东同文学堂。
在粤东通商口岸汕头埠创办岭东同文学堂是丘逢甲的初衷, 然而迟至1900 年初他才着手筹措在汕头办学, 其原因上文已有说明。能证明丘逢甲到汕头开设岭东同文学堂的最直接证据是丘氏1900 年春撰写的《开设岭东同文学堂禀稿及续议章程》。该文刊登在1900 年3 月23 日新加坡《天南新报》上。同时刊登的还有惠潮嘉兵备道道台沈絜斋的批文, 批文时间是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公元1900 年2 月22 日) 。丘逢甲在《禀稿》中明确办学地点在汕头, 并且“惟是集事伊始, 未及创建学堂, 权就汕头同济善堂开办”[1]。同济善堂是当时汕头最大的善堂, 由潮州总兵方耀发起, 林仔肩与潮州善士吴创志等地方绅商筹建而成, 位于盐埕头。由于地方较偏僻, 善堂理事当时筹划另在闹市镇邦街重置。[12]丘逢甲准备借用开办岭东同文学堂的是盐埕头的同济善堂, 也即现今已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从《禀稿》可以看出, 这时丘逢甲已联系上汕头的林仔肩等人, 决议合潮州东文学堂和汕头同文学堂的两股力量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 借用同济善堂无疑即出自林仔肩之力。为此, 丘逢甲对他在潮州拟定的原学堂章程进行了修改, 同时吸取之前潮州、汕头办学失败的经验, 改变“若今所议设之同文学堂, 则以同志数人为主, 不经由官绅”[1] 的办学初衷, 正式向官方禀报申请, 寻求保护, 以壮声势; 同时发动地方绅商捐助解决校舍经费等问题。[1] 从实践的结果看, 丘逢甲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科举尚未废除, 学堂出身被视为非正途的环境下, 要成功办起一所学兼中西的新式学堂, 必备的条件一是选择商业较发达、传统守旧势力相对较弱的新兴埠市; 二是取得官方的一定支持, 增强号召力; 三是争取地方绅商的认同和帮助; 四是确立一位有名气、有学识的强有力人物主持校政, 同时网罗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担任教务。从丘逢甲的《禀稿及续议章程》看, 他已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才采取了与最初想法不同的办学方针, 而岭东同文学堂的坎坷经历也无不与以上条件是否具备有关。
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创办的时间, 丘逢甲自己的说法是: “光绪二十六年春正月, 逢甲已于汕头埠创设岭东同文学堂。”[1]也即是惠潮嘉道台批准学堂备案的时间。学堂开学, 《续议章程》言明: “准于二月中开学。”也与丘逢甲所说“学堂事已定, 于是乃以保商事与澹洲训导嘉应王晓沧广文为南洋各埠之行”[1] 的时间相符。丘逢甲离开汕头后, 学堂由谁主持? 丘逢甲说: “主其事者则惠潮嘉道海盐沈絜斋观察也; 总其教者, 则翰林院检讨嘉应温慕柳太史也。”[1] 按丘逢甲的《禀稿》及沈絜斋的批复只是转督抚两院立案办学, 并未言为官办。说道台为主事者实为客气, 也为壮声色。学堂主其事者应是温仲和。有数则资料可印证。一是甘博所说的“教职员包括一员翰林任校长”。所知的办学人员中只有温仲和曾授翰林院检讨; 二是丘逢甲在《温柳介先生墓志铭》中说的“逢甲支柱无可辞, 其坐而镇且存至今, 则君力也”[1]; 三是丘琮编撰《仓海先生公逢甲年谱》记: “光绪二十六年, 公为粤政府派往南洋, ⋯⋯并筹款谋在汕头教授新学, 先托温慕柳、姚梓芳诸先生招生开讲, 定名为岭东同文学堂。”[5]
在温仲和主持下, 创办初期的汕头岭东同文学堂的状况如何?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资料称, 初办时学生总数有35 名。[11]同年10 月13 日, 学堂日文教习山下稻三郎的《汕头短信》则说学生已骤减至四五名。[13]翌年5 月17 日自日本再来汕头的山下稻三郎看到的情况更为糟糕: “门口杂物散堆, 堂内寂然无声, 唯守门老者一人前来迎候鄙人耳。课室堂堂, 宿舍峨峨,今唯任由鼠雀占领, 与无君主之国家、无主人之家室同一慨叹。”[14]这就是甘博报告中提到的“1900 年动乱期间学校曾经关闭”。1900 年是多事之秋, 义和团之乱,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和唐才常自立军勤王失败诸事件接踵而至, 汕头虽未波及, 但已人心惶惶、无心向学。雪上加霜的还有学堂主要创办会董的林仔肩之前在澳门《知新报》上用本名发表与唐才常勤王同声呼应的《祭六君子文》及要求慈禧归政的《上十八省总督书》之事被人揭发。[15]恐官府追查牵连学堂, 教员及学生都陆续散去,学堂虽未宣布关闭, 但已名存实亡。
( 二) 丘逢甲亲掌校务后的岭东同文学堂
丘逢甲是1900 年6 月中旬自南洋回到汕头的。当时学堂仍正常运作, 但他并没有投入这项工作。原因是他甫抵汕, 即闻悉两个儿子丘琰、丘球在他离汕期间感染鼠疫而病逝, 回到镇平淡定村老家, 又获知三弟树甲病逝。噩耗一而再, 再而三。骤然的沉重打击令他沉浸于悲痛之中, 一时无法自拔, 办学之事也无心顾及了。
丘逢甲出面主持学校的经过原因东亚同文会的资料说得比较清楚。1901 年5 月17 日山下稻三郎重返汕头, 目睹学堂惨况之后, 与仍留守在汕头的林仔肩商议恢复之计, 皆认为非请丘逢甲出山不可。以他的声望和魄力重新召集, 学堂或有再生希望。于是林仔肩马上在5 月19 日前往潮阳找丘逢甲。两三日后, 学堂的几位主要创办人开会, 作出“推举前董事、进士丘逢甲为学堂总监督”的决议, 并在丘逢甲的提议下决定增设大学部, 增聘原教授小学课程的温仲和为大学部的中文教习。6 月1 日, 学堂重新开学, 因学生没有到齐, 延至6 月8 日才开课。[14]与日文资料略有不同, 甘博1901 年12 月31 日的报告却说学堂“正拟重新开办”。甘博的十年报告涉及面广、跨度大、时间长, 他据属下收集的情报向上报告的地方事务很难每一细节都准确无误。六月同文学堂复学没有正式宣布, 也没有大张旗鼓宣传, 年底甘博仍误以为“正拟重新开学”, 也就是情理之中了。检索丘逢甲这一年的诗作, 他于春暮时来到潮阳东山[1], 后活动于汕头一带[1], 也与日文资料所说的时间相符。他到汕头后显然忙于复学之事, 所以这一阶段诗文很少。
综上考察结果, 丘晨波、黄正平《丘逢甲年谱简编》“( 1901 年) 春, 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 自任监督”的记载应该有误。
丘逢甲任学堂监督、主持校务后对学校进行了力度很大的改革。日文教习写回国的报告说, 起初只有小学部, 中文课以抄写为主, 日文为选修课。1902 年3 月新学期开始, 课程设置大改革, 中文仍是主课, 日文也成为必修课。历史、地理以日文新译本教授, 其它新学科也尽量采用日语授课。又增加体操课, 并向台湾洽购体育器材。“学堂规则亦经严厉规定, 以力矫从来清国学堂散漫无纪之弊为主意。”[16]温仲和自己所撰的《同文学堂章程》则分列了中文主课应读的经、史、子诸书和《御制数理精蕴》等新学课本[17], 唯未知他的《同文学堂章程》是为哪一阶段的同文学堂而制订的。师资方面, 丘逢甲主校期间日文教习先是山下稻三郎, 后是熊泽纯之助。主要的中文教习除总教习温仲和外, 先后有曾入万木草堂师事康有为的姚梓芳和杨鲁、何寿朋以及温仲和的门下高足温丹铭等, 均为具有维新思想的名士。
经过一番改革, 复办的学堂大有起色, 而其时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同文学堂发展的变化。经庚子之变后, 清廷再度推行新政, 1902 年8 月和9 月, 先后颁布了改科举、废八股、试政论和整顿京师大学堂、各省省城置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各省选派留学生等诏令。潮州各地书院也在这一年开始, 由金山书院和城南书院带头, 陆续引进新学, 改为中小学堂。内外因素配合, “当地学堂( 指岭东同文学堂) 方面, 与去年的萧条相比, 今年已呈非常盛况, 入学者达一百名”[16]。这个入学学生数字, 与甘博1901 年底预计的复学学生数字基本相同。岭东同文学堂至此步入了发展之道, 成为粤东新学的一面旗帜, 正如丘逢甲自己所说的: “岭东之兴学也, 自汕头之同文学堂始。今则韩江上下游数百里间, 学风之盛, 不下于他流域。其引新潮而大之, 论者皆推‘同文’。”[1]
岭东同文学堂成绩的取得, 日文教习认为: “承受去年的颓势, 而达致今年的盛况, 其主因之一, 乃是邱氏苦心惨淡经营的结果。”[16]海外华侨也认为: “同文学堂自建设以来, 经历数载。当草创之初, 经费支绌, 幸得丘工部逢甲为总办, 力任其难,故能支持。”[18]以上的评述都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事实。丘逢甲接掌岭东同文学堂后, 清朝的教育虽然开始改革, 但科举尚未废除, 新学并未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 如果没有丘逢甲倾注全部心血竭力办学, 特别是他亲自发动、向南洋华侨募捐得来的巨款的支撑( 至1903 年丘氏辞职前南洋华侨捐款共有5240.5 元, 占学堂三年所得官款、公款、捐款总额的一半以上[19]) ,相信复办后的岭东同文学堂仍难逃其前身“半途遽散”的命运。
趁着新政的春风和学堂越来越受欢迎的形势, 1902 年中, 丘逢甲通过时任惠潮嘉兵备道道台的丁宝铨转报两广总督陶谟, 奏请朝廷批准岭东同文学堂为官立学堂, 命名为“奏办岭东同文学堂”[20], 并得到丁宝铨的官方拨款作为常年经费[21]。应该说, 岭东同文学堂自此才算是官办学校。而有学者认为学堂一直是官办学校的论断显然是错的。[7]
前面已经分析岭东同文学堂的源头来自于丘逢甲等人创办的潮州东文学堂和林仔肩等人创办的汕头同文学堂。林仔肩是潮籍名绅, 代表着地方绅商的利益; 丘逢甲是客家人, 他招入学堂的教师多是客属人士。而且学堂办在潮属的汕头埠,学生却以客家人占多数。学堂为教课方便, 以潮、客语言分班教学。潮、客不融合的制度及背后的一些利益冲突, 最后终于从丘逢甲和林仔肩在人事、财务问题上的争执开始, 发展为1903 年的那场“土客之争”大风波。虽然风波最终解决, 学堂得以继续办下去, 但丘逢甲因此不得不于1904 年3 月8 日( 光绪三十年一月二十二日) 辞职, 离开他呕心沥血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此一事件已有详细的研究[22], 这里就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 丘逢甲.丘逢甲集[M].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 2001.
[2] 梁诗五. 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M]. 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1.
[3]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章程[J].澳门: 知新报( 102 册) , 1899.
[4] 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东亚同文会机关志主要刊行物总目次[C].东京霞山会, 1985.
[5]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 附录) .[M].
[6] 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 汕头地方志编委办会室编.潮海关史料汇编[G].
[7] 黄挺.近代潮汕教育概论[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1997( 3) ( 总第四十五期) .
[8] 潮州市志[M].1564.
[9] 夏晓红, 陈平原.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C]//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研讨会论文, 汕头大学2000.
[10]许伟余.林仔肩先生传[N].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 60) , 1948.
[11]东亚同文会第九回报告[R].1900- 7.
[12]许伟余.林仔肩先生传[M]; 同济善堂董事暨司理同人公启[N].岭东日报, 宣统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13]东亚同文会第十二回报告[R].1900- 11.
[14]厦门地方の形势と汕头学堂の状况[R]//.东亚同文会第二十回报告, 1901- 7.
[15]林亿琇, 林峦.君子狂生林仔肩[M]//汕头文史( 第6 辑) .
[16]东亚同文会第三十一回报告[R].1902- 6.
[17]温仲和.同文学堂章程[M]//求在我斋集( 卷二) .
[18]岭东同文学堂冲突之原因[N].新加坡天南新报,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9]岭东同文学堂历年捐款列明[N].岭东日报,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0]杨勉.岭东同文学始末[M]//汕头文史( 第一辑) : 70; 熊泽纯之助汕头通信[M]//东亚同文会第三十二回报告, 1902- 7.
[21]岭东同文学堂历年捐款列明《请领学费》[N].岭东日报,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22]钟佳华.党怵众咋的日子———“同文学堂风潮”与丘逢甲的前途[C]//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研讨会论文, 汕头大学,2000.
( 责任编辑: 翁奕波)
Analysis on Chinese Tr aditional Military Str ategy
——— Based on Traditional Dialectic Thoughts of Military Affairs
ZHAO Liang
(Nanjing Political College of PLA, Nanjing, Jiangsu 210003)
Abstract: Dialectic thought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ilitary affairs had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ists stressed the harmony of the integrity and breakage of the goal, sought for the coalescent of direct and indirect stratagem, emphasized the dialectic unific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unconventionality and conventionality of the stratagem, weakness and mightiness of the army’modality, combination and separation of the army, force and peace of the solution. All of these turn the stratagem into an art that ensures triumph in every battle and success in every invasion.
Key words: China; dialectic thoughts of military affairs; strategy
A Study on the Tr ade Complementar ity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LIU Xiu- L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 : With the trade data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trad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by using TCI and TSC.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ed that Mainland’s imports were complementary to Taiwan’s exports among the industries, that Mainland’s exports were relatively less complementary to Taiwan’s imports among the industries, and that the intraindustry on iron and steel, machinery and mechanical appliances and parts thereof,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nd parts thereof is complementary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Key words: Mainland and Taiwan, trade combination degree, trade complementarity
The System of Cr iminal Legal Aid: Problems and Prospect
WU Qi- zheng
(School of Law,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he character of criminal legal aid is the country’s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The system of criminal legal aid in China is not integrated and perfect now. The regulations are dispersive, and the legislative layer is lower. Also there are a few microcosmic problems in it, which goes against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justi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perfect system of criminal legal aid and strengthe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riminal justice, we should use the experience of main countries of “rule of law” for reference, and constitute China’s Legal Aid Law.
Key words: criminal legal aid; system of criminal legal aid; Legal Aid Law;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justice
On the Spir it of Humanity in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YE Yong- d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embodies fully the spirit of humanity which is concerned about the life. The spirit of humanity has the idea of “The benevolent have mercy on the humankind”typical of Confucianism as its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ought, and has the traditional humanism as its political basis of thought. The spirit of humanity offers us valuable lessons to draw from for the contemporary legal system of China.
Key words: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legal system; spirit of humanity
Study on the Undergr aduate Progr am of Business Administr ation in Chinese Top Univer sities
DU Mian1, LIU Yi- jia2
( 1.Business School,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2.Medicinal College , Shantou University, 515063)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show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program of undergraduat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and then discusses what goals should be set and what competence should be developed in such program. Some reform measures for improvement are proposed in the final part.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oal orientation; competence development
Civilization Clashes and Self- Re- construction: on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s of HuangChunming’s Novels
LI Jin- l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 Huang Chunming is a novelist of local colorism in Taiwan. His novels were “re- discovered”in 1980s after being left out in the cold.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inner roots of “discove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and explores and confirm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s of Huang Chunming’s novels.
Key words: identity; self- confirmation; Taiwan; local colorism
A Textual Resear ch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Qiu Fengjia and Lingdong Tongwen School
CHEN Jing- huai
( Shantou Committee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Shantou, Guangdong 515031)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article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Qiu Fengjia and Lingdong Tongwen School, and the motiva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is school, yet their studies are not meticulous yet diverse. In recent years,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have newly discovered, and research has been being pushed into more profundity; what is particularly worthy of being mentioned is some file about Dongya Tongwen Club that has been explored in Japan. Therefore, the period of history is increasingly clearer to us.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after careful research, there still exist some improprieties and contradictory parts in the research results so far, thus awaiting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 Qiu Fengjia; Lingdong Tongwen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