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学讲座，原本没什么稀奇，管乔中先生却旁征博引，把约翰•梅斯菲尔德的《心中不朽的大学》作为开场白：“世间的事物很少能有像大学那般的辉煌。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当功利主义横扫校园，大学教育变成单纯的职业培训教育时，讲阿Q正传和鲁迅关于国民性批判，还有专心专注的听众吗？环顾讲座四周，总算韩师学生比较纯朴，但也有个别学生却在玩手机、看书，睡觉中听完讲座。还有人低声叹息：“大学，我只要一种安身立命的技能就好！”管乔中先生淡淡回应：“这个要求不过分，很合理，但是低了点……”是啊，来大学的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盖上那个章，无论是在校还是在职，每一个大学生都应当抱有一颗终生大学生的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教育的核心，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历史的闪光，在于更高层次地对健全人格的培养，确立独立的人格。这一次讲座，让我回忆到二十年前的大学生活。好的讲座确实是把启迪思维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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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香港文汇报2013年01月12日 星期六 香港文汇报记者 轶玮、海岩 本报近日连续追踪报道的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弃儿事件，虽然发生在河南兰考，却撼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神经，成为对中国弃儿救助体系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管理水平提升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连日来，袁厉害经受了政府调查、民众赞赏与质疑、媒体采访，委屈、痛苦、彷徨，她迷茫与疑惑的目光，亦向中国社会发出了「袁厉害之问」，拷问弃婴安置与儿童福利制度之殇。 一问：政府为何长期缺位失职？ 兰考爱心妈妈袁厉害身家并不富裕，却20多年来收留了100多名弃婴，在内地，还有不少「袁厉害们」，面对生命，不顾自身条件，收养着流落在街头的孤儿弃婴，比如散落在内地各地的「太阳村」，相当一部分仍是「非法」身份。 体制设施财力均欠缺 对于中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11日接受本报访问时评价称「处于三无状态」。第一是无儿童福利法，第二是无儿童福利行政指导体系，第三是无基层的儿童福利设施。 政府之所以难以承担起儿童福利工作的责任，王振耀说，内地体制内管理儿童工作的工作人员人数仅1万余人，还不及美国纽约一个市从事儿童的工作人员数量。内地省级民政部门未设专门管理儿童福利工作的部门，很多地方将儿童福利工作穿插在别的业务领域里，在没有足够财力、人力支撑的情况下，很多有关儿童福利的工作无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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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文/余英时我在香港的五年（一九五○─一九五五）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识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工商社会根本没有接触的机会。但现在回顾起来，这个小世界的独特性质是值得揭示出来的。这其实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汇聚而成的社群，生活并活跃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中。英国人对香港这块殖民地采用的是相当彻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识人异口同声地说：「香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实真相确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香港为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追寻自己的精神价值。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识人数以万计，虽然背景互异，但在坚持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则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群体，并拥有难以估量的思想潜力。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对这一群体的主要精神动态，略加介绍。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动态当时这一群体曾普遍被称作「中国第三势力」，无论在中国人或美国人之间都是如此。但「中国第三势力」和同时在国际上流行的所谓「第三势力」不可混为一谈。后者是印度尼赫鲁提倡的，要求独立于美国、苏联之外的国家组成一个「国际第三势力」，不受美、苏二强的控制。「中国第三势力」则企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专政」的政权之外，建立起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为终极目标的精神力量。但香港的「第三势力」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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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在继续之前，我想再多说一些本书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以及引导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思维过程。我属于这样一代人：1989年我18周岁，那一年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还是柏林墙倒塌的一年。我们这一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或者对于苏联没有丝毫的喜爱和怀念。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有些论调直接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失败，很多则与超越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背道而驰。我没有兴趣去谴责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1789年《人权宣言》第一条宣告的，“基于公共福祉的社会差异”。（尽管这个社会公正的定义不严密但吸引人，它根植于历史。我们暂且接受它，我随后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相比之下，毫不谦虚地说，我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适的制度和政策。此外，我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是通过民主辩论而形成的大众都能理解的法规。也许我还应该补充一点，在我22岁的时候，我体验了一次“美国梦”，那时候我刚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于波士顿附近的一所大学。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次经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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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自序拙作《21世纪资本论》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即将问世，颇感荣幸。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希望本书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有助于促进此类思考和有意义的辩论，有益于我们--——包括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共同的未来。因为，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如果说中国能从国外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其他国家同样也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理想的社会经济体制仍然有待创立，所以，彼此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最好的指引，我们应该互相学习，抛开一切意识形态，并尽可能地超越国家之间的敌对立场。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些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我还尝试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为未来总结若干教训，但主旨其实是提供史实资料，让每个人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由于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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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与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法国《人权宣言》（1789）第一条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又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以上问题我都将在本书中一一进行解答。我也必须承认，书中的这些答案并不完善，但相比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答案采用了更加广泛的历史资料和对比数据，覆盖了近三个世纪、20多个国家，同时运用新颖的理论架构进行深度解析。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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