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环球人物》2014年2月16 第4期
□ 吕文利
□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马奔 石文忠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静涛 王德民 王乐然 张忆耕
1894，耻辱的甲午年
12名舰长大多英勇杀敌，可悲的是，当权者将制海权拱手相让
120年前的春节，也是个甲午马年的新春，大清王朝的人们互相打躬作揖，说着拜年的吉祥话儿。可是爆竹声辞去了旧岁，欢笑声未必能迎来太平。正月初十，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暴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但两个月后烽火再起，起义军席卷朝鲜。惊恐万状的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助。1894年6月6日前后，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500人在朝鲜牙山登陆。
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26年前，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国力渐强，废除了以前西方列强迫使他们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开始学习西方的科技和制度。尤其是西方的“国民国家”理论和“国际法”体系，让他们大开眼界。千百年来，日本人只知道中国的“华夷秩序”理论，中国是“中华上国”，日本、朝鲜等都是“东夷藩国”；即使同是“夷人”的满洲人夺了中原政权，日本人也只能暗骂几句，但照样要受清王朝的约束。正当他们焦虑的时候，看到“国民国家”和“国际法”这套西方理论，这完全可以颠覆清王朝主张的“华夷秩序”。于是日本有了“欲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企图，有了“脱亚入欧”论，有了建立“大东亚秩序”的野心。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就是入侵朝鲜，再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中国东北，从而打破千百年来的“华夷”尊卑。
清军入朝就是良机，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也向朝鲜大举派兵。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逼迫朝鲜“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清廷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两舰，并击沉清廷租来的、向朝鲜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由此，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战争是在陆海两个战场进行的。9月15日的平壤之战是两国陆军第一次大兵团作战，清军约1.5万人，日方约1.6万人。战役中，虽有杰出将领左宝贵殊死抵抗，直至殉国，但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加上清军统帅叶志超弃城而逃，日军一天就攻下平壤。9月24日，清军全部退回中国境内。在海上，丰岛海战之后，又有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1895年1月30日至2月17日的威海卫海战。其中，黄海海战是关键一战，它决定了甲午海战、乃至整个甲午战争的胜负。
120年跌宕起伏的民族际遇，三个甲午年的国运变迁，就要从那一天黄海的硝烟中说起。1894年9月17日，海军提督丁汝昌和他手下12名管带(即舰长)面临勇与怯、战与逃、死与降的抉择。
海军提督丁汝昌，以“雁形阵”迎敌
自从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以来，形势一日比一日紧张，海军提督丁汝昌几乎夜不能寐。以李鸿章为首的当朝实权派，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一味要求他“保船制敌”，不与日舰接触。难道堂堂的李中堂(对掌握宰相权力者的尊称)买回来这么多坚船利炮，只是为了吓唬日本人？这个念头丁汝昌只敢想，不敢问。因为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是安徽庐江人，早年生活贫困，父母先后亡故，没办法参加了太平军，后来投降了湘军，再后来又划归李鸿章的淮军。因作战勇敢，屡次加官进爵，成了李鸿章的心腹。1888年，李鸿章创办北洋舰队，提拔他出任海军提督。对李鸿章，他只能言听计从。
丁汝昌也深知他手下的状况。北洋舰队的将领个个都是“大爷”，他们大部分是福建人，不听他这个安徽人的话；他们又多数出过洋，瞧不起他这个43岁“高龄”、陆军出身的提督，一个个七不服八不忿的。早年聘请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当副提督，情况还好点。琅威理严格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进行训练，在厕所中还命令打旗语训练，所以北洋舰队“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但后来琅威理被“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等人欺负走了，从那以后，将领们纷纷携眷上岸，一到晚上，一船人得有一半跑到陆上去了。就在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之前，“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居然请求“开缺”(相当于辞职)，被李鸿章拒绝。李鸿章恐吓说，谁再提这样不靠谱的请求就处斩谁，才稳住局面。
上级不想战，下级不好管，丁汝昌这个海军最高将领就天天被人弹劾，说他贪生怕死。弹劾多了，李鸿章面子挂不住，只好电令丁汝昌出海巡航。8月25日，光绪皇帝也责令丁汝昌戴罪立功，“倘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决不宽贷”。戴着这顶大帽子的丁汝昌，心情可想而知。
9月初，没出息的叶志超电请李鸿章增援平壤，李鸿章便电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4000人乘船前往平壤。9月17日早晨，完成了护送任务的丁汝昌率10艘舰艇返航。此时，他的心情或许是轻松的，还让各舰进行了1小时的常规操练。但9点左右，瞭望哨发现，西南方向有黑烟，不久就发现伊东祐亨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他们已经在海上寻找北洋舰队多日。伊东祐亨命令日舰排成“单纵队”阵式，以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4舰为前导，本队的“松岛”等6舰随后，并把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所乘的“西京丸”号以及“赤城”号转移到本队左侧，以避炮火。
反正要上战场了，横竖都是死，北洋舰队的“大爷”们反倒豁出去了，变得英勇起来。将领们盘算了一下：北洋舰队有10艘军舰，服役10年左右，总吨位为31366吨，除“定远”“镇远”为7335吨外，其他军舰在1300吨至2900吨之间，平均航速为15.5节；日本联合舰队有12艘军舰，其中6艘主力军舰刚服役两三年，总吨位为40881吨，除一艘炮舰为622吨外，其他军舰都在3000吨至4000余吨之间，平均为3407吨，平均航速为16.3节，其中第一游击队航速为19.54节。要比火炮，北洋舰队有100毫米以上口径炮45门，“定远”“镇远”还有8门305毫米口径主炮，胜在威力巨大；日本联合舰队则有105门，多是速射炮，胜在打击效率高。“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这么算下来，双方互有优劣，北洋舰队有取胜的可能。
丁汝昌命令北洋舰队排出“雁行阵”迎敌。从横向看，“定远”号为旗舰，和“镇远”号组成第一小队，“致远”号和“靖远”号为第二小队，“来远”号和“经远”号为第三小队，“济远”号和“广甲”号为第四小队，“超勇”号和“扬威”号为第五小队，除第四小队外，每个小队都是一对姊妹舰。从纵向来看，“定远”号和“镇远”号居中，左翼依次为“靖远”号、“致远”号、“广甲”号、“济远”号，右翼为“来远”号、“经远”号、“超勇”号、“扬威”号。丁汝昌发出命令：各小队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以保持舰首向敌为基本的战术原则；各舰必须尽可能随同旗舰运动。
两支舰队越来越近，所有官兵都凝神静气，等待开战一刻。在接近到5300米时，旗舰“定远”号305毫米口径的主炮一声炮响，拉开了黄海海战的序幕，此时是1894年9月17日上午11点50分。但不幸的是，战斗打响不久，“定远”号就被日舰炮火击中，在“定远”号上督战的丁汝昌被震落至甲板负伤。“定远”号的信号装置也被摧毁，丧失了联络功能。战前，丁汝昌没有指定替代自己的指挥官和替代旗舰，此时，其他各舰的管带又无一主动接替，10艘舰艇只好各自为战。丁汝昌虽受重伤，但裹伤后一直坐在“定远”号甲板上，鼓励将士杀敌。
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最终北洋舰队毁了5艘战舰，即“致远”“经远”“超勇”“扬威”以及逃跑途中搁浅自毁的“广甲”，阵亡官兵600余人；日方只伤了“松岛”“赤城”“比睿”“西京丸”4艘军舰，阵亡官兵121人。黄海海战以日本胜利而告终。此次战败后，丁汝昌决心殉国。他派人把重要的海军文卷都送到烟台保管，并说：“惟有船没人尽而已。”
几个月后，威海卫海战打响。日军占据旅顺口军港，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残部驶向威海卫军港。但进港时，“镇远”号不慎受伤，无法作战，使得北洋舰队处境更加艰难。日本人送来劝降书，丁汝昌置之不理，上交给李鸿章，只管率北洋舰队的残部战斗到最后一刻。在“定远”“来远”“扬威”“靖远”相继损失、援军无望的情况下，丁汝昌于1895年2月11日含恨吞鸦片自尽，时年59岁。3天后，清军向日本投降，伊东祐亨把北洋舰队的剩余军舰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丁汝昌为创建北洋舰队耗费了大量心力，作战勇敢，以身殉国，堪称英雄一生。惟有不能严格约束属下，致使管理混乱，是其失职。除了没有指定替代指挥官和替代旗舰外，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还有一个可怕的失误：当“济远”等舰驶离战场时，竟然都没给其他舰发出任何信号，身为总指挥的丁汝昌根本不知道这些军舰去哪里了。因此，纵然官兵奋勇杀敌，也只落得被日舰各个击破的下场。后来回顾战事，人们发现，只有“济远”“广甲”是真正逃跑的，一路向西北逃往大连湾；而跟在它们后面驶向大鹿岛的“靖远”“经远”“来远”以及驶向北方的“平远”“广丙”，都只是因为受伤，需要撤离自救，然后相继回归战场。结果，日本第一游击队轻而易举追上落单的“经远”，连续开炮，将“经远”击沉。直到损失惨重时，“靖远”号管带叶祖珪才想起来升督旗，召集其他军舰归队，但为时已晚。
“定远”号刘步蟾：“苟丧舰，将自裁”
当旗舰“定远”号放出第一炮时，和海军提督丁汝昌一起站在舰桥上的，正是“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当时，“准备作战”的命令已经下达，全舰一片寂静，一名军官已经登上舰艇的桅楼，用六分仪测量日舰的距离，炮手根据他的测量结果，不断降低照尺，准备开炮。6000米、5600米、5500米、5400米、5300米，“放！”刘步蟾一声令下，“定远”号开出了第一炮。
刘步蟾选择此时开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北洋舰队的战舰大炮口径大多在200毫米以上，“打足可及十八里(9000米)，若打十里(5000米)内极准”，“定远”的大炮口径更在300毫米以上。而日方的战舰以轻炮为主，有效射程在3000米左右。刘步蟾选择在5000米左右率先开炮，能够争取主动。可惜的是，“定远”发出的第一枚炮弹并没有击中敌舰“吉野”，只落在船舷侧面。“定远”赶紧修正瞄准，准确度大为提高，两三分钟后，发出的一炮击中了“吉野”，杀伤官兵11人，且引起火灾。或许正是这一炮，使得以“吉野”为首的日本第一游击队不敢与“定远”“镇远”对峙，转而攻击北洋舰队薄弱的右翼，并全力追击受伤的“经远”。
在北洋舰队的“雁形阵”中，“定远”号就像是V字那尖尖的一点。刘步蟾率领着“定远”号，像一把尖刀，把日舰切割成两部分，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但“定远”号本身也暴露出来。当日本旗舰“松岛”号行驶到距离北洋舰队3500米时，日舰开始猛烈发炮还击，“定远”号中炮，丁汝昌受重伤。危机时刻，刘步蟾代丁汝昌督战。13时14分，日方“比睿”号恰好落入“定远”“镇远”的攻击范围里，“比睿”号试图避开这两支主力舰，从“定远”等战舰的中间穿过去，但刘步蟾没给它机会，一发炮弹直入“比睿”号右舷的舰长室，在击穿舰长室后，又打进士官室，造成17名官兵死亡，32人负伤。“比睿”号虽然侥幸逃出北洋舰队的炮火网，但后部舱面大火蔓延，浓烟滚滚，无法再战，只得向南驶离。
在击中“比睿”号11分钟后，“定远”号又击中了“比睿”号左后方“赤城”号的炮墩，2名炮手被打死，弹片打穿了正在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太郎的头部，鲜血溅在海图台上，染红了罗盘针。此后，“赤城”号接连中炮，船上军官几乎非死即伤。日方第一游击队赶来救援，“赤城”号才逃出战列。
“比睿”号、“赤城”号都跑掉后，后面的“西京丸”号暴露出来。14时22分，“定远”号的大炮击中了“西京丸”号右舷的机械室后部，并打穿上甲板，使蒸汽舵机失效。“西京丸”号被迫挂出“我舵故障”的信号，靠人力掌舵，勉强航行。北洋舰队穷追不舍，坐在“西京丸”号上的大人物——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和其他6名将校都以为要玩完了，“相对默默”。28分钟后，“西京丸”号才跑出作战海域，侥幸逃走，日本人认为这是“天佑奇迹”
15时04分，“定远”号又中一炮，“舰腹起火，火焰从炮弹炸开的洞口喷出，洞口宛如一个喷火口，火势极为猛烈”，刘步蟾一面组织人力灭火，一面继续发炮攻击。这时，日方第一游击队向“定远”号扑来，多亏邓世昌率领“致远”号驶到“定远”号的前面，“定远”号才有时间组织人力扑灭大火，转危为安。但“致远”号却付出了重伤沉没的代价。
打到下午4点多，“致远”“超勇”二舰沉没，“济远”“广甲”二舰逃跑，“扬威”重伤，“靖远”“来远”“经远”三舰因负伤起火暂时驶离自救，只剩下“定远”和“镇远”在顽强战斗；日本方面，“比睿”“赤城”“西京丸”3舰退走，第一游击队4舰追击伤重退出的北洋舰只，还剩下5舰。以二敌五，北洋舰队处境愈发艰难。刘步蟾镇定自若，指挥调度，与“镇远”号相互配合。“定远”号士兵后来说：“刘船主有胆量，有能耐，全船没有一个孬种！”战到最后，“定远”号只剩3炮，“镇远”号只剩2炮。到下午5点，“靖远”“来远”修好归队，附近海域的“平远”“广丙”也赶来增援，眼看北洋舰队的声势又壮大了，伊东祐亨立即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甚至等不及与第一游击队会合，就向南退走。因为日舰速度快，北洋舰队追不上，只好作罢。
刘步蟾天生有种追求第一的性格。他1852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1866年，清政府设立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刘步蟾于1867年入学，1872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876年，在福州船政局组织的第一批赴英留学生中，他的成绩又是第一名。连英国远东舰队司令都看好这个小伙子，说他“涉猎西学，功深伏案”。1879年回国后，刘步蟾把留学心得写成《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呈递给李鸿章，提出中国发展海军，“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深得李鸿章赞许。
刘步蟾30岁那年，清政府在德国定制了“定远”和“镇远”两艘姊妹舰，排水量为7335吨，是当时世界上的巨型铁甲战舰。刘步蟾被派去德国“协驾”。他第一眼看到“定远”时，就爱上了它。1885年秋天，刘步蟾驾驶“定远”回到天津，立即被任命为“定远”号管带，赏“强勇巴图鲁”称号。“巴图鲁”是蒙古语，与今天的著名篮球队员“巴特尔”的名字一样，都是“英雄”之意。北洋舰队成立后，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刘步蟾立下了“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
1895年2月5日，日本鱼雷艇队偷袭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屹立不倒的“定远”号被鱼雷击中。10日，北洋舰队在日军包围下弹尽粮绝，为免“定远”号被日军夺走，刘步蟾含泪下令炸沉“定远”号，并于当晚吞大烟自杀，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镇远”号林泰曾，“胆小”的“宝刀”
在9月17日的“雁形阵”中，“镇远”号位于“定远”号右侧稍后的位置，既是主力前锋，又可以保护旗舰。管带林泰曾和刘步蟾是同乡，家世显赫，祖父是林则徐胞弟，林泰曾管林则徐的女婿、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叫姑丈。他在1877年赴英国留学，1881年再赴英国接收“超勇”“扬威”二舰，回国后升为参将，加“果勇巴图鲁”称号。北洋舰队成军后，他成为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是一颗耀眼的海军之星。
但李鸿章对这颗“将星”的印象非常不好。1894年6月25日，正在朝鲜仁川帮忙“壮军胆”的林泰曾奉命率“镇远”号调往牙山，听说日军又有5000人快要到仁川了，就急忙拍电报给李鸿章，请求“后路速备海军大队，并请调南洋军舰来北洋”，李鸿章大怒，认为他“胆怯张皇”。但碰巧电报不通，李鸿章、丁汝昌的指示无法传达给林泰曾。但日本的确在源源不断地向仁川增兵，为一探究竟，林泰曾于6月29日又率“镇远”“平远”二舰赴仁川视察，于是就迎面遇到了送完日本大兵、准备回国的日本“浪速”号，其舰长是东乡平八郎。东乡平八郎在英国待了8年，林泰曾在英国待了3年，都知道对方是熟悉世界海军战术的“牛人”。当他们远远认出对方的军舰后，都不由心中一紧，让官兵做好战斗准备。两舰擦肩而过时，东乡平八郎没有下令开火，而是下令按照对待外国将官的礼仪，吹响礼号。但林泰曾从东乡平八郎的眼神里感到，战争在所难免了。
第二天，林泰曾还没等到李鸿章、丁汝昌回电，他判断，如果日本先开战，“我(军)力顾仁川、牙山两处，兵力单薄散漫，必致受损。若遭不测，后路兵力更希单，大局必不堪设想”。在征得驻朝官员袁世凯、叶志超的同意后，林泰曾决定返航。
看到林泰曾擅自回来了，李鸿章更怒，给他扣上了“仁川畏日遁走”的大帽子。再加上林泰曾突然请求辞职，李鸿章认定他是个“胆小”之徒。
没想到，在黄海海战开始前，正是这个“胆小”之徒，下令卸除“镇远”号舢板，自断退路，“舰存与存，舰亡与亡”。黄海海战中，又是这个“胆小”之徒，在各舰受伤、各自为战的混乱时刻，贯彻了丁汝昌的指令，始终指挥“镇远”号跟随在旗舰“定远”号左右。当时，日本旗舰“松岛”号发射炮弹，击中了“镇远”号的前部，大火蔓延。但是，当“定远”号中弹起火后，“镇远”号仍驶到“定远”号前面，与“致远”号一起抵御日舰炮火，为“定远”号救火赢得了时间。随后，“镇远”“定远”一齐发射305毫米口径的巨炮，其中一枚成功命中“松岛”号，引起甲板上的弹药大爆炸，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松岛”号被一片火海笼罩，死伤84人。坐镇“松岛”号的日方指挥官伊东祐亨一边指挥灭火，一边把军乐队赶上来充当炮手。
40分钟后，大火虽然被扑灭，但船上都烧毁得差不多了，无法再作战。于是，“松岛”号发出了“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此后不久，又发出令各舰归队的信号。原来，伊东祐亨见暮色降临，再继续作战不利于保持队形，也怕遭受北洋舰队鱼雷艇的攻击，再加上北洋舰队各舰纷纷归队，声势壮大，故决定结束战斗，率本队向东南方向退却。“镇远”“定远”紧追不舍。
“镇远”号船员马吉芬回忆，追到相距二三海里时，日方5舰回头迎战，“炮战之猛烈，当以此时为最。然而，镇远射出六吋弹(150毫米口径)百四十八发，弹药告竭，仅余十二吋炮钢铁弹二十五发，而榴弹已无一弹矣。定远亦陷于同一困境。”后来，据日方统计，“镇远”号中220弹，比“定远”号还多中60余弹。眼光毒辣的日本人早就认为林泰曾是中国海军的“宝刀”，看来是名不虚传。清政府也授予林泰曾“霍伽助巴图鲁”的称号，意为“快手英雄”。
不幸的是，1894年11月14日清晨，“镇远”号巡游渤海返回威海卫军港时，遇到落潮，不慎触礁，底板撞出好几处裂缝，海水立即涌进来，“镇远”号失去了作战能力。林泰曾痛不欲生，他想起了黄海海战中战死的兄弟们，想起了骂他“畏日遁走”的上司们，想起了朝廷中说他“胆小”的官员们。他还有太多的事需要“镇远”号去做、去证明自己，可“镇远”号却不能出海作战了。他更觉得失误触礁愧对国家。两天后，他吞大烟自尽。
“致远”号邓世昌，“有公足壮海军威”
在北洋舰队的12名管带中，丁汝昌一直对来自广东番禺一个农民家庭的邓世昌关照有加，只因邓世昌是各舰中唯一的非闽籍汉族军官，同为非闽籍的丁汝昌视他为心腹。 1894年8月，黄海海战前夕，丁汝昌被勒令戴罪立功，邓世昌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沉重。
此时，邓世昌自己也在接受审查，原因是他“鞭打士兵致死”。他本来就是个比较鲁莽的人，“致远”号的事故率在各舰中最高，士兵们早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邓半吊子”。
另外，家事也让邓世昌牵挂。他的小妾何氏已经身怀六甲，当他得知要随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去朝鲜时，他就预感凶多吉少，开始担忧自己有没有命看到孩子出世。临行前，他把一枚平时珍爱的印章交给家人，上面刻着“正卿书章”(正卿是他的字)，以示诀别。
所以，1894年9月17日上午9点，当邓世昌站在黄海海面上时，他的心绪是烦乱的。但随即，看到海面上的黑烟，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日本军舰果然来了。他又转头看了一眼旗舰“定远”号，已经发出“立即起锚”的信号，他立刻放下这些纷乱的思绪，按照丁汝昌的指挥，和“靖远”号列成第二小队迎敌。
“致远”号排水量为2300吨，航速18节，配有210毫米口径主炮3门，152毫米口径副炮2门，由英国制造，1887年开始服役。其吨位、档次都低于第三小队的“来远” 和“经远”，但航速和“靖远”一样，是这些战舰中最高的。这决定了邓世昌后来的战略部署。
“致远”号面对日方实力较弱的“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舰。邓世昌指挥军舰“冲锋直前”，“击中日舰甚多”，日军旗舰中弹起火。这时，邓世昌看到“定远”号中弹起火，日本第一游击队借机扑去。他担心“定远”号出事，军心就会摇动，于是，他挂出大旗，驶到“定远”号前方，吸引敌人主力。“致远”号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多处中弹。邓世昌一面指挥救火，一面发炮迎击。弹药很快消耗殆尽。邓世昌冷静分析形势，决定利用“致远”号航行快、舰首有冲角的优点，撞击第一游击队主力“吉野”号。
这仿照的是1866年的利萨海战。当时，奥地利的旗舰撞击意大利的装甲舰，成功击沉该舰，舰上400多人沉没，此举决定了奥地利在这场海战中的胜利。邓世昌非常熟悉这一案例，而且他了解“吉野”号的特点：装甲较薄，一旦撞上，就可以将其撞沉。邓世昌登上指挥台，对大家说：“吾辈从公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纷纷为？！”在他的动员下，官兵们不再害怕，高喊“撞沉吉野！撞沉吉野！”一时间声势震天。可惜天不佑人，眼看开足马力的“致远”号就要撞上“吉野”号，却被对方炮火击中，“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和全舰官兵落入水中。邓世昌看着快速下沉的“致远”号，激愤不已，拒绝别人的救援，并大声喊道：“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一同落水的爱犬叼住他的发辫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无奈之下，奋力把爱犬按入海中，含恨自沉，时年45岁。
邓世昌在战场上的抉择吸引了敌军主力，保护了主力舰“定远”“镇远”。邓世昌死后，据传光绪皇帝为他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给邓母一块“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10万两白银以示抚恤。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此纪念邓世昌的风骨气节。
“靖远”号叶祖珪，“朴诚可用”
“靖远”号与“致远”号同为英国生产，“靖远”号的管带正是当年赴英接收其回国的叶祖珪。1852年出生在福建闽侯的叶祖珪，从小就“端重有大志”，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毕业时，与其他同学联名给英国老师写信告别：“(学)生等愿尽所能为国效劳……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1877年，作为船政学堂的首批留学生，叶祖珪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战术等科目，后在英国军舰上实习。3年期满后，得到了“洋监督”极高的评价：“勤敏颖悟，历练甚精，堪胜管驾官之任。”与他同船实习的英国王太子敬重他的为人，临别时脱下蓝色宝石外镶金刚钻的戒指相赠。
1894年9月17日，“靖远”号排在“定远”号左边第一舰的位置上，与“致远”号一同负责进攻及掩护旗舰的任务。战斗打响后，“靖远”号英勇奋战，到15时，已中弹累累，火势蔓延，便与“来远”号、“经远”号驶往大鹿岛抢修，17时再返回作战海域。这时，“定远”号桅楼被毁，已无法指挥，叶祖珪在帮带大副刘冠雄的建议下，代替旗舰升起督旗，召集其他战舰归队，北洋舰队的声势重新振作起来。伊东祐亨一看情况不妙，遂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迅速退走，叶祖珪等人追赶不及，返回旅顺，黄海海战结束。
战后，清廷考核北洋将领，对叶祖珪的评语是“朴诚可用”。1895年2月9日，威海卫海战爆发，在“定远”“镇远”受损的情况下，丁汝昌下令以“靖远”号作为旗舰，与日军血战。遗憾的是，“靖远”号被击中要害，逐渐下沉。丁汝昌和叶祖珪要追随牺牲在黄海的兄弟们，与船共同沉没，被水手们救上小轮船。眼看“靖远”号搁浅，为避免被日军夺走，北洋舰队于第二天将它炸沉。
1899年，清政府重建北洋舰队时，叶祖珪被重新起用，出任北洋舰队统领。1905年，叶祖珪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当年夏天，他在巡视途中，因连日劳累过度又感染伤寒，在军中病逝。
邱宝仁“令人大奇”，林永升“死事最烈”
“来远”“经远”由德国制造，管带分别是邱宝仁与林永升，两人都是在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的。1887年，邱宝仁等在赴德国接收“来远”“靖远”“经远”“致远”4舰以及“左一”鱼雷舰回国的途中，身兼两职，同时担任“来远”和“左一”鱼雷艇的管带，远涉重洋数万里，为清廷节省了不少费用，“不特中国水师向未所经，亦为外洋各国所罕有。沿途叠遇风滔，异常险恶，竟能出其死力，得保无虞，实属胆智过人，较之同往接舰各员事难功倍”。清廷破例将邱宝仁由五品官升到三品官，并加“劲勇巴图鲁”称号。
和邱宝仁一起赴德国接收舰艇“经远”号的，就是林永升。林永升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曾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英国教官给他的结业评语是，“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法，无不谙练”。林永升为人淳厚善良，性格温和，待人接物唯恐伤害了人家，从不在众人面前斥责部下，对部下关怀备至，所以部属“乐为之死也”。
黄海海战打响后，“来远”“经远”奋勇迎战。14时15分，日方“赤城”号已伤痕累累，舰长毙命，这时，“来远”号在其后方200米处发炮，再次击中其舰桥，将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炸伤。5分钟后，“赤城”号施放尾炮，击中“来远”号前甲板，乘机逃脱。不久，“来远”号中弹200多发，后机器室也燃起大火。不得已，邱宝仁将通风管密闭起来。舱内人员在高温下，仍有条不紊地工作，靠通风管和上甲板的人传话。
“经远”号也是大火蔓延，伤痕累累。在驶往大鹿岛途中，又遭到日本第一游击队4舰的追击。16时48分，“吉野”号在距离“经远”号2500米处开炮，林永升临危不乱，指挥将士抵抗，“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无奈，受伤的“经远”号以一敌四，林永升被弹片击中，“破脑而亡”。此后，帮带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也都先后战死。17时30分，“经远”号被日舰轰得“船身破裂”，沉没海底。由于林永升“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清政府以提督的身份追封他，还追赠他太子少保等一大堆名衔。
正是由于“经远”号牵制了第一游击队4舰，使得“靖远”“来远”二舰得以驶向大鹿岛，扑灭大火，进行自救。正当第一游击队要去追击“靖远”“来远”时，伊东祐亨见暮色降临，且本队各舰受伤严重，于是对第一游击队发出“返回”信号。“靖远”“来远”看到第一游击队退走，连忙向主战场的“定远”“镇远”驶去，加以增援。后来，据日方统计，“来远”号在黄海海战中中炮最多，有225弹。但在如此重伤的情况下，“来远”号竟能坚持到战斗结束，中西方人士“无不大奇之”。可惜，在1895年2月的威海卫海战中，“来远”号没能再创奇迹，日本用鱼雷艇偷袭“来远”号，舰身倾覆，邱宝仁被救上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邱宝仁被革职，不久病逝。
黄建勋、林履中，用弱舰牵制敌人主力
在丁汝昌排出的“雁形阵”中，最弱的环节就是“超勇”“扬威”，它们由英国生产，已经服役13年，是各舰中最“年迈”的。它们的管带分别为黄建勋、林履中。两人虽是首批留英的同学，但资质大不相同。黄建勋是一帮同学中最平庸的，当别的同学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总兵、管带时，他还是个参将，好在他为人慷慨仗义，跟手下兄弟们相处得很好；林履中则次次考试都得“优等”，很快就得到升迁。不过，无论平庸还是聪明，在1894年9月17日这一天，他们心里都知道，主帅丁汝昌更知道——他们带着最薄弱的战舰，列在最后一个小队，本身就有保护之意。
日方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战场上，“超勇”“扬威”在最右翼，恰好面对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主力舰。它们畏惧“定远”“镇远”，所以在两军接近时，突然加速、发炮，从“定远”“镇远”的前面夺路进发，扑向右翼的“超勇”“扬威”，并发炮攻击。“超勇”“扬威”二舰奋力还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颗炮弹打中了“吉野”号，并引发火灾；“高千穗”号也中了好几炮，火药库附近的军官室被击穿，8寸多厚的钢板上打穿了3个大洞，弹丸四处飞扬；“秋津洲”号的第五号炮座也被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