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超勇”“扬威”自身的伤亡更加惨重。“超勇”号是木质舰身，舱内起火，无法施救，不久就开始倾斜，海水淹没甲板，官兵纷纷落水，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恨不能杀敌，一心求死。这时，“左一”号鱼雷艇赶了过来，抛出长绳向他施救，但他死意已决，不肯接受救援。“扬威”号也开始倾斜，只得驶离战场，在岸边搁浅，士兵们纷纷跳水逃生，管带林履中则愤然投海自尽。此时，两人都只有42岁。
“超勇”“扬威”牵制了敌军的主力，使主力战舰“定远”“镇远”能够全力攻击日本的弱舰“比睿”“赤城”，从而重创二舰。这是黄建勋和林履中立下的战功。后来，清政府以较高待遇优恤两人，其子孙世袭爵位。
李和、程璧光，后发制人的“替补队员”
894年9月17日这天，从朝鲜返航、与日本舰队狭路相逢的北洋舰队，本身只有10艘舰。而“平远”“广丙”二舰正在附近的大东沟港口担任警戒任务。战端一起，旗舰“定远”号发出信号，召唤它们驶向战斗海域。当“超勇”号沉没、“扬威”号搁浅后，“平远”号和“广丙”号及时赶到战场上。这样，北洋舰队仍然保持10艘战舰的规模。
和其他德国、英国制造的“洋战舰”不同，“平远”“广丙”是土生土长的国产舰。“平远”号的航速为11节，是参战军舰中最慢的，管带是李和。“广丙”号原本是广东水师的，1894年5月，因为在舰队会操时表现卓越，又恰逢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于是管带程璧光主动请求留在北洋水师备战，其排水量为1030吨，是参战战舰中最小的。
9月17日14时30分，这两名弱小的“替补队员”驶入了作战海域。当“平远”号与日本旗舰“松岛”号相距2200米时，李和沉着指挥，用260毫米炮弹两次击中“松岛”号，之后，又接连击中“严岛”号。与此同时，“广丙”号也毫不示弱，击伤日本“西京丸”号，引发舰上火灾。
不久，“平远”“广丙”中弹起火，退出战场，向北方驶去。到了下午17时，李和与程璧光看到“靖远”号管带叶祖珪升起督旗，又赶去会合，继续作战。日舰看到形势不妙，便驶离战场。
在这一战中，李和与程璧光的表现尚属顽强。第二年，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灭后，李和与程璧光被革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李和成为海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又当上了海军次长。程璧光后来参加兴中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海军总司令，1916年任海军总长，1918年在广州遇刺身亡，后被追赠为海军上将。且不论他们后来的飞黄腾达，仅仅看甲午海战，两人虽一度退出战场，或许有过犹豫彷徨，但一未逃跑，二未投降，其功绩不可否认。
“黄鼠狼”和“吴跑跑”动摇了军心
真正在甲午海战中贪生怕死的，当属“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此人是刘步蟾的同龄人，曾与刘步蟾同船实习，而且成绩良好，但其人品道德，和刘步蟾等同僚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1894年7月25日拂晓的丰岛海战中，“济远”“广乙”遭到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的突然袭击。“济远”号起初还能奋力还击，但在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不幸中炮牺牲后，方伯谦就下令“济远”号向西北方向开溜，不久就挂出白旗。但“吉野”号紧追不放。这时，“济远”号的水手王国成挺身而出，向“吉野”号连发4炮，其中3炮命中，使“吉野”号遭受重创，不敢再追，“济远”号才得以逃脱。回到威海卫后，方伯谦竟然谎报说“鏖战四点钟之久”，“击死倭提督”，致使“吉野舰沉没”，还想邀功请赏。李鸿章经过核实，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便找丁汝昌出气：“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但李鸿章却并没有追究方伯谦的责任，仍然让他担任“济远”号管带。
9月17日，“济远”号与“广甲”号排在“雁行阵”左翼最左边的位置。当它前方的“致远”号在邓世昌的率领下悲壮沉没时，方伯谦竟然带着“济远”号向旅顺口方向逃去！“广甲”号看到“济远”号跑了，也无心恋战，跟着方伯谦逃出战场。此后，“靖远”“来远”“经远”“平远”“广丙”因伤暂退，谋求自救。主战海域只剩“定远”“镇远”与日舰周旋。可见，“济远”号的落荒而逃直接导致军心动摇。然而，据日方统计，“济远”号仅仅中15弹，受的是轻伤。参战水手回忆，“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都打得很好……数济远打得不行。济远船主姓黄(方)，是个熊蛋包，贪生怕死，光想躲避炮弹，满海乱窜。各船兄弟看了，没有不气愤的，都狠狠地骂：满海跑的黄鼠狼！”由于闽南语中方、黄音近，方伯谦落下个“黄鼠狼”的绰号。
“济远”号慌不择路，误入浅水区，仓皇中与早已搁浅在此的“扬威”号相撞，把“扬威”号撞沉了。“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愤然投海自尽，也有方伯谦这一份“功劳”。9月18日凌晨2点，方伯谦率领“济远”号最先回到旅顺，7个小时后，其他舰艇才回来。
跟着方伯谦逃跑的“广甲”号，则在半夜三更逃到大连湾三山岛外，“迫近丛险石滩”。熟悉情况的士兵告诉管带吴敬荣，如果继续向前开，会有搁浅的危险。可这位留过洋的管带大人不听，最终导致船底触石进水，无法驶出，吴敬荣只好弃船登岸。后来，丁汝昌派船去拖，没有成功，无奈之下只好将“广甲”号炸毁。战后，李鸿章参奏方伯谦临阵先逃，方伯谦于9月24日被押至刑场斩首。但李鸿章说吴敬荣“人尚明白可造”，仅仅“革职留营，以观后效”。两人同罪不同罚，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吴敬荣与李鸿章私交很好——吴敬荣是安徽人，与李鸿章是同乡，1874年赴美国学习，回国后在北洋水师效力。1892年调任广东水师，不久升任管带。而当时的两广总督，正是李鸿章之兄李瀚章。
逃过一劫的吴敬荣，被丁汝昌派往威海北帮炮台协守。1895年1月30日，日军攻占威海南帮炮台后，吴敬荣继续执行“吴跑跑”策略，使日军不战而取北帮炮台。如此一跑再跑的将领，后来竟官运亨通，任广东水师“宝璧”号管带。民国成立后，还当上了总统府侍从武官，晋升海军中将，最后竟得以善终。
埋下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日本在黄海海战的胜利，让其国内政要欢欣鼓舞。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开会做出决定，在原属清朝的钓鱼岛上建立国标。从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按照日本政府现在的说法，钓鱼岛是1884年被一个叫古贺辰四郎的日本人发现的，他看到岛上有很多信天翁，于是想采集信天翁羽毛，用来制作当时欧洲流行的羽毛帽，并出售给欧洲，于是向日本政府申请租用。1885年，日本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命冲绳县令西村捨三勘察钓鱼岛并意图建立国标。日本政府现在称，是确认岛上并无清朝统治的痕迹后，才在1895年决定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
然而，已解密的明治十八年(1885年)日本外交文书最高级别机密文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这份机密文件记载，1885年9月，西村捨三调查后发现，这些岛屿早已经有中文名称，而且在清代出使过琉球的使臣所撰《中山传信录》中清楚描述了是中国人命名的。获悉此事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立刻劝告内务大臣山县有朋，“由于该诸岛离清国国境很近，而且清国已取过岛名，清国报纸近期风传我国政府要占领台湾附近岛屿……此时若公然建立国标，恐招清国生疑……”，在钓鱼岛上建立国标的事“当以俟他日为宜”。可见，日本政要都明白这些岛域是“清国”的。12月25日，经山县有朋、井上馨反复磋商、权衡之后，向冲绳县下达指示：“复书面请示，目下勿建立(国标)为盼。”占有钓鱼岛的企图就此搁置。
但是，甲午海战爆发后，随着日军节节胜利，内务大臣野村靖于1894年12月27日致书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在久场岛、鱼钓岛树立管辖航标事，冲绳县知事早已呈报在案。系明治十八年时，业经于贵省磋商后，以指令下达。唯因今昔情况已殊，故拟以另文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审议。特此先行协商，敬希核夺。”很明显，野村靖所说的“今昔情况已殊”，是指清日之间胜负已料，可借此机会占领钓鱼岛。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开会决定在钓鱼岛上设立国标，编入日本领土。1896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及黄尾屿划归八重山郡，南小岛、北小岛划为国有地，并设置地籍。同年9月，日本政府将上述4岛无偿租给古贺辰四郎30年，租期到后又改为有偿1年租约的形式。1932年，4岛被转让给古贺辰四郎之子古贺善次，成为所谓的“私有地”。
日本擅自将钓鱼岛划归日本国土的举措，既未对国际社会宣告，也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是乘甲午战争之机实施的趁火打劫行为，因此其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不具有国际法规定的效力。
中国国运的转折点
放在更大的历史坐标上看，甲午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总枢纽——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虽然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港内，不准巡海迎敌，这给日本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对清朝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军从朝鲜渡过鸭绿江，入侵辽东地区；第二军自花园口登陆，侵入辽东半岛南部。11月22日，日军占领旅顺，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到1895年的威海卫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妄图保存实力、不准北洋舰队迎敌的李鸿章和清政府，实际上把中国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也把数千年来东亚大国的位置送给了日本。至此，日本不仅控制了制海权，还彻底摆脱千百年来“中强日弱”“华强夷弱”的心理弱势，信心大增。
这一场国运之战，使中国被列强彻底轻视，中国成为东方的肥羊。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但使朝鲜脱离了清朝的藩属地位，转而为日本所控制，还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315亿两白银。正是利用这笔费用，日本迅速扩张军事实力，一跃跻身世界列强。6年后，清政府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从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则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年发动的侵华战争，不过是甲午战争的继续和延伸。正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郝瑞庭说的那样：“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输掉了希望，输掉了本该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世纪。”
但是，1894年这个耻辱的甲午年，也促使中国民族主义觉醒。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寻找救亡图存之策，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从此，中国进入了自己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
1954，启航的甲午年
中国有了真正的海军，恢复了对朝鲜问题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历史的车轮旋转60载后，驶入又一个甲午年。1954年春节，大街小巷的人们容光满面，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凯旋后的甲午年。还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3年浴血奋战，在1953年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彻底结束了60年来中国一直被列强打败的历史。当又一个甲午年来到时，中国以战胜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重建海军
回顾1954年，有两支部队的成立值得一提：6月19日，中央军委下令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7月22日，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大队”。还有几次漂亮的战役值得瞩目：3月，海军航空兵2师6团击落国民党空军两架F—47飞机，这是建国后海军航空兵的首次空战；5月，华东海军根据军委指示，协同陆军展开解放东矶列岛战役，参战兵力为登陆舰艇18艘，炮艇16艘，海军航空兵2师6团负责夺取制空权，作战10天取得巨大胜利；11月，海军快艇部队展开首次作战，鱼雷艇31大队1中队在浙江大陈至渔山间海域，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航驱逐舰。
这些突破和胜利表明：中国结束了自1894年以来“有海无防”的历史，一个全新的时代扬帆起航。
中国海军成立于1950年。首任海军司令员是肖劲光，他是湖南长沙人，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两次赴苏联学习，历任军中要职，战功赫赫。在决定组建海军时，毛泽东考虑到，现有海军大多是国民党投诚过来的，肖劲光做过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又是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有留苏经历的人，将来与苏联海军容易交流，比别人更具备当海军司令的条件。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肖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组建海军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十分不屑：“共军一穷二白，不要说舰船没几艘，就是加上木船也没有多少条，要建海军，无异是痴人说梦！就算真的建立海军，只需海上一战，我们就能让其消失！”
这话虽然狂妄至极，但确实道出了海军组建之初的艰难形势。当时的装备情况概括起来就6个字：少、小、老、旧、杂、破。只有一支华东海军部队，装备是接收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的80艘舰船。其中能够称得上是军舰的只有9艘，还是中小型的。绝大部分都是小船小艇，过去只用于江防，从来没出过海。1950年3月17日，肖劲光去山东威海，想过海到刘公岛视察——那儿正是曾经北洋水师的基地，也是甲午海战的主战场之一。但没有船，肖劲光只好向当地渔民租借。渔民难以置信：“你是个海军司令，还要租我们的渔船啊？”肖劲光百感交集，对随行人员说：“记下来，1950年3月17日，海军司令肖劲光坐渔船视察刘公岛。”
很快，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允许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致使沿海形势更趋紧张。肖劲光请示中央军委，从全军部队中抽调曾经受过海军或商船训练的干部，到海军工作；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携手创办大连海军学校，并组织创办了海军鱼雷快艇学校、海军航空学校、海军炮兵学校等院校，大力培养人才。在装备扩充方面，他一边组织技术人员整修旧舰艇，改造民船、商船，一边派人到香港等地购买。肖劲光还提出，要争取苏联援助，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与苏联签订了海军装备购置等协议。从1952年起，海军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以及来华援助的各类顾问、专家、技术人员逐年增加。中国海军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组建起来的。
重返国际舞台
就在中国组建海军之时，甲午海战埋下的祸根——钓鱼岛问题凸显了出来。二战中，中国牵制了日军绝大部分主力，为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惨痛代价。1943年，《开罗宣言》确认，“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因为当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第二条所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所以日本应该归还钓鱼岛。
然而，1951年9月4日，美国单方面邀请了除中国以外的52个战争相关国，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签订了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将琉球列岛等交给联合国托管。9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旧金山“对日和会”是一个片面的会议，中国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但美国一意孤行，并于1953年在划定琉球列岛的版图时，擅自将中国的钓鱼岛划入琉球列岛，也交给联合国托管。
尽管钓鱼岛问题悬而未决，但中日关系进入了“民间先行”的回暖期。周恩来从维护世界和平和保障国内发展的大局出发，在1954年力促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接受日方邀请，前往东京访问。他对代表团成员说：“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他的远见，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屈服。周恩来在1954年的日内瓦五大国(中、苏、法、英、美)外长会议上，对美国干涉朝鲜、台湾等地区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立刻停止，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出，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日内瓦会议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召开的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参与的除了五大国，还有与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相关的多个国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会上，周恩来真诚、坦率、机智，让世界各国首次感受到一个崭新大国的气质。周恩来的立场，赢得了许多与会国家的认同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使得美国顽固孤立中国的立场暴露无遗。当时，美国《商业周刊》评论道，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
站在甲午年的历史坐标上看，日内瓦会议的意义在于：60年前的甲午年，中国是战败国，任由列强瓜分，清政府失去了朝鲜和其他亚洲藩属国；而到了1954年，中国是战胜国，能够对国际会议施加影响，使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但这次会议没有触及钓鱼岛问题。1972年，美国把琉球列岛的行政权(并非主权)交给日本，其中包括钓鱼岛，这造成了日本在此后中日争端中占据优势，而美国又可随时介入的局面。中国政府至今未承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
第一部宪法问世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回国投入另一件大事：协助毛泽东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毫无疑问，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源，是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在1954年，毛泽东等人考虑的，正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并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要承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新宪法。1954年6月11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第一稿是在去年11、12月间，第二稿是在西湖，花了两个月时间。第三稿是在北京，到现在又修改多次。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期间的稿子，就有七八次修改。前后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1954年9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如期举行，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表决。出席当天会议的代表1141人，表决结果为：投票数1141张，同意1141张。结果一经宣读，全场欢腾，掌声持续了5分钟之久，庆祝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与宪法一同起航的，还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中国社会开始向前大步迈进。2年后，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3年后，“一五”计划各项经济指标提前完成，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23%……从这个甲午年开始，中国展现出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面貌。
2014，复兴的甲午年
必须要有远超日本的海军实力，强力压制日本，从根本上打消日本在甲午海战中获得的心理优势
“2014年是中国新的甲午年，120年前的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再加上今天中日对抗似乎成了我们最大的外部挑战，这两个甲午之年的对比萦绕在不少中国人的心头。”元旦刚过，就有媒体发表这番社论。反思甲午战争、把握新的甲午年，成为中国在2014年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
“这60年让人很踏实”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今年65岁，几乎是人民海军“同龄人”。他出身军人家庭，1968年加入海军，见证了中国海军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历程。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1954年到2014年，这60年让人很踏实，因为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得很稳。我参军时，海军基本没有大型装备，如今核潜艇有了，航空母舰也有了。中国海军不仅大了，而且强了。”
李杰告诉记者：“这60年，中国海军经历了4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可以叫采购引进阶段，中国海军从苏联购买了不少舰艇。到60年代末我们这代人加入海军时，大批技术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不少舰艇技术人员从海外学成归国，中国开始摸索仿制海军装备，进入了仿制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拥有了核潜艇。80年代，海军进入自主研制的阶段，但研发高精尖装备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只能研发常规装备。90年代开始，就进入全面现代化阶段。除了个别项目外，在舰型设计、武器装备、动力、指挥和通讯技术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有了自主研发能力。仅仅在2013年，就有17艘新舰艇入列。”
今天，中国海军已拥有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以及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海军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五大兵种体系。除航空母舰辽宁舰外，还拥有各型舰艇2000余艘，各类飞机近千架，现役兵力20多万人，占解放军总人数的10%。李杰说：“辽宁舰从吨位和块头上说，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即使不说达到了美俄的水平，起码也和英法旗鼓相当。导弹驱逐舰经过这些年井喷式发展，吨位、航速和武器装备已经是世界级的。过去没有大型两栖登陆舰，现在也有了，而且还会有更好的。中国海军实力正朝着世界大国海军的标准发展。”
站在第三个甲午年的时间节点上，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的一番话更让国人振奋。“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开天辟地的第一回，重陆轻海的民族意识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第一个甲午年，李鸿章和清政府拱手把制海权让给日本；在第三个甲午年，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已空前强烈。
复兴的中国面临“四海”危机
支撑中国海军突飞猛进的，是国家实力的复兴。如果说在1894年第一个甲午年，中国跌入国家实力的低谷，在1954年第二个甲午年，中国开始成为崭新的力量，那么在2014年第三个甲午年到来之际，中国复兴已是举世公认。
美国兰德公司公布的2012年综合国力排名显示，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在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之后，列第五位，把日本抛到了身后。如果只看经济指标，中国在2011年就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中国2013年的GDP总额是日本的1.5倍。科技“全面开花”：掌握了载人飞行、空间出舱、空间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研制出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第一座中子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这些都已领先日本。在国际上，中国成为世界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名称之一。从亚洲邻国，到辽阔非洲，乃至美国的传统“后院”拉丁美洲，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这是二战后，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但是，复兴的中国依然面临外部挑战。中国是所有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统一的；中国有万里海疆，但挺进大洋的道路却异常艰难；黄海、东海、台海和南海4个方向均有争端，有人概括为“四海”危机；中日钓鱼岛争端更是牵连着复杂的民族情感。
那么，此时回望120年前的黄海硝烟，甲午海战能告诉我们什么？
甲午海战告诉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一个政府必须杜绝腐败，奋发图强。甲午海战前，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交报告，说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建议日本抓住机会，先发制人。海战后，另一个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又提交报告，说清朝“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并断言，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清朝“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十几年后，其预言应验。
甲午海战，正是由于清廷的上下腐败而失败的——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办好这个大寿，清廷屡次谕令对外要以和为贵，并不惜挪用海军军费。而朝中文武百官莫不挖空心思，搜刮民脂民膏，以给慈禧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就连为北洋舰队运煤的官员都要徇私舞弊，运一些碎煤充数，致使舰队在海上冒着浓重的黑烟，过早被日舰发现。这些碎煤还导致交战过程中军舰“汽力”不足，战斗力下降。而为北洋舰队制造弹药的官员，也在贪污受贿，所产弹药质量很差，亦严重影响了战斗效果。总之，腐败的封建制度酿成了甲午海战的失败，也最终葬送了它自己。
它告诉我们，一支军队必须奋勇作战，团结对外。丁一平在为《海军杂志》的《重读甲午海战》专栏所作的序中写道：“北洋舰队官兵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北洋舰队将领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自杀殉国，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绝大多数人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战术，抱定必死的决心，英勇无畏作战。纵观世界海战史，一支海军舰队在一场海战中战死或自杀殉国、尽节以忠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军官半数以上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与前方将士的以身殉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队最高指挥层和朝廷实权派。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忙于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面对近在咫尺的战争危险，依旧心存侥幸，消极应对，是战是和迟疑不决，战略指导摇摆不定，战争指挥失当无能。包括李鸿章本人也是如此。但无论是李鸿章还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无力实现朝野一心、一致对外。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出了问题。
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必须反思历史，务实向上。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派出了大量的间谍到中国活动，他们把中国的乡间小路、偏远山区的煤矿都标在了地图上。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务实工作，使得日本政府了解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商贸经济以及民族特性。正是从那时起，日本了解中国，就比中国了解日本多得多，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经常把日本人称作“小日本儿”，如此一来似乎我们心理上就占了上风，我们有些人不屑于去研究他们，自大地认为日本的一切，根源都在中国，对此，日本人从不否认。但是，执着、务实、精细这些中华文化根源里固有的品质，我们又延续下来了吗？当谴责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时，我们是否想过，那个可恶的老头儿为了使钓鱼岛“国有化”花费了将近40年的工夫，几乎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我们能为一件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大事而付出一生精力吗？
这种自我反思必然是痛苦的。正如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所写：“屈辱的历史必然是苦涩的，令人痛心的，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希望的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尤其是对待曲折历史的态度，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心，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中华民族的应有之义，是一个正在觉醒、成熟、崛起的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担当。”
它告诉我们，对日本必须永远警惕，压制其气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说：“甲午海战让日本确立了对中国的心理优势，这种心理优势直到今天也没消除。因为二战时中国没攻入日本本土，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没有打败自己，对中国并不服气。这是日本现在仍然猖狂的原因之一。日本至今还有当亚洲霸主的野心，所以才在海洋问题上挑衅中国。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远超日本的海军实力，用强力压制日本，才能从根本上打消日本在甲午海战中获得的心理优势。就像1945年苏联红军横扫日本关东军之后，才打消了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取胜后确立的心理优势那样。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如果出现了小规模摩擦，中国海军必须压制住日本，只有这样日本才会在海洋问题上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