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参考消息》3月25日第11版
北洋海军旅顺基地东港，港内停泊着多艘北洋军舰。（资料图片）
甲午战争的影响深远而又持久。从战略全局上分析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从中得出有益的战略警示，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增长战略智慧、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提高警惕、捍卫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日本军国主义缺乏警惕
腐败专制的清朝政府对日本凶残扩张的侵略本性及灭亡中国的战争野心缺乏深刻认识，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停，战争爆发后指挥混乱、不敢主动出击消灭入侵之敌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日本企图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蓄谋已久。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便极力鼓吹军国主义，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并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积极扩军备战。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奉中国为宗主国的琉球，改为冲绳县，清政府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建成7个师，兵力约12万人，战争中实际动员兵力约24万人。日方还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搜集军事情报，绘制详细的军事地图。
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察觉。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及1883-1885年中法战争，促使清政府加强海防建设，以北京为防御重点，主要防御对象就是日本。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编练成军，旅顺和威海卫基地随后几年也相继建成，当时清政府陆海军总兵力达80多万人。但清军指挥体制不顺、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和战争准备。
日军在甲午战争中采取了极为凶残的屠杀手段。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烧杀淫掠，滥杀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致使整个旅顺尸积成山，海面浮尸无数。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当时旅顺的一些外国武官亲眼目睹了惨案的经过，并发报告给本国政府。1898年伦敦出版的《在龙旗下》一书，作者艾伦是一名水手，在旅顺目睹了日军的屠杀。他在书中写道：“日本军队进入旅顺后，兽性大发，对中国平民进行了四天的大屠杀。全市幸免于难的仅36人。”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日本占领了台湾，又获取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以此为契机，日本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战争策源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中日关系，拉拢北约和中国周边国家围堵中国，反对我国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等。对于企图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言行，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必须时刻做好战争准备，防止敌人突然打响针对中国的第一枪。国家虽大，忘战必危，中国绝不能允许甲午战争的历史耻辱重现。
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广岛宇品港。这里是当时日本陆军前往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出发基地。（资料图片）
一味采取消极防御战略
甲午战争是一场清政府举国迎敌的反侵略正义战争，当时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差别并不大。从军事力量上看，中国的陆军兵力多于日本，海军舰艇吨位相当。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防守地位，可以利用海岸地形进行防御。从政治上看，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然而，战争却以清帝国败于岛国日本而告终，这种结局的出现与清政府腐败专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能正确判断战争形势、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有直接关系。
战前，清朝忙于为最高实权者慈禧太后准备庆祝60大寿，光绪皇帝不敢公开反对。他虽然主战但没有实际指挥权。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对是和是战动摇不定，直接影响战争准备和战争进程及战争结局。实际上总揽朝廷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与慈禧缺乏积极抗战的战略思想，战前一直坚持息事宁人和以夷制夷的消极防御方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当时的战争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战略分析与判断。死守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造成敌人步步占先、中国招招落后的被动态势，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让人。战争进程中，清朝陆海军不能相互协同而是各自为战，一再坐失良机。
中国和日本在当时实力差距不大，如果清政府能够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役战术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实施攻势作战，加强陆海兵力协同，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加强守备和积极进行抗登陆作战，日军就不能轻易登陆，威海卫的北洋舰队也就不会全军覆灭。但是由于清政府腐败专制、不相信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意见，采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战争，不敢主动出击消灭敌人，只能被消灭，导致中国割地赔款的结局。
在战争中，中国的优势是潜在的，只有在战争继续坚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逐步显现出来。而要将潜在优势转换成现实优势的决定条件就是决心打一场持久的战争。当时有人提出“坚持战局，以十年为期”，对日持久战争思想的提出是当时将领根据对日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的，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但没有得到采纳。后来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对日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正确。
甲午战争的失败警示我们，战争的本质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清政府因为战略方针的错误在战争指导上处处被动才导致战争的失败。兵者，国之大事，对于战争的准备和战略方针的决策要高度重视。甲午战争警示我们，中国任何时候都要做好战争准备。中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战争威胁仍是强权政治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应该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缺乏战略指挥与保障能力
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指挥艺术的较量。指挥正确与否对战争成败关系极大。高超的指挥艺术，可以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指导战争走向胜利;错误的指挥，却会将战争引向失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没有真正的战略指挥机关，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光绪皇帝，而慈禧是实际最高统帅。她厌战主和，将实际的战争指挥大权赋予李鸿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和庇护下，对主战派的意见和光绪皇帝的作战谕旨或阳奉阴违，或置若罔闻、迁延不办。因此光绪帝无法统帅战争全局、制定战略方针，也不能实施集中统一指挥，更没有战略指挥机关为其提供指挥保障。
统帅缺乏权威性和有效的指挥控制。李鸿章难以协调陆海军之间的行动，不能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军事力量不能发挥整体威力。清政府前敌各军各不隶属，往往各行其是，一盘散沙。有将无帅，诸将并立，在海军和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特别明显。山东防务由巡抚李秉衡指挥，不受李鸿章节制，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则不受李秉衡指挥。当日军登陆荣成向威海进攻、由陆路抄袭威海卫之背时，陆军与北洋水师各自为战，缺乏协同，消极防御，处处被动，导致北洋舰队困在港内全军覆没。
清政府对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清政府将辽东半岛作为主要防御的战略方向，重兵部署在辽东鸭绿江，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先是辽东半岛后是山东半岛。李鸿章没能及时果断进行抗登陆作战准备，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方布置防御力量。两次日军登陆，清军都没有在滩头痛击敌人，使敌人没有付出代价就轻易登陆成功，这与战略指挥不力有直接关系。
海军的指挥运用有误。北洋海军是清军的精华，全部是新式装备，1888年正式成军，但仅仅6年后就被日军所败。黄海海战损失5舰与指挥不力、战术不当有关。威海卫之战失败与李鸿章、丁汝昌未能指挥舰船主动出击歼敌、被动消极防御有关。此外清政府未能将当时的北洋、南洋水师集中使用。如果北洋、南洋水师能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密切协同集中力量对敌，与日本联合舰队争夺黄海制海权也是有可能的。但由于指挥失误，导致最后的失败。
忽视战略情报侦察，致使指挥保障不力。日军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大量情报，而清军则战争准备不足，对敌人的情况和战略意图缺乏了解，对敌人的主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造成被动和极大损失。
正确的战略指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照顾好战争的各个方面，抓住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推动战争全局的发展。正确判断战争形势，是正确实施战略指挥的前提，战略决策是战略指挥的首要责任。应对战争的基本问题，如打或不打，在什么空间和时间打，打的目的、使用的力量和基本打法等，作出明确的规定。正确的决策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产物。
清军腐败无能战力低下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以非常简陋的武器和各种形式与入侵之敌进行斗争。清政府有时也利用群众的抗日热情，如奖励辽阳民团等。但在妥协投降路线的指导下，清政府不支持群众抗日，而且进行阻挠破坏，更不许办抗日群众武装。有人提出在天津兴办团练的建议，结果也遭李鸿章等人斥责。
军队是反击侵略者的主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对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由于积习太深，上层钻营舞弊，士兵纪律废弛。陆军中，湘军和淮军争斗，海军分为四支舰队。北洋舰队装备虽然先进，但在战争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军队腐败，多数清军纪律败坏。如鸭绿江防线失守后，逃军溃卒势如潮涌。有的更是沿途肆掠，所过之处，鸡犬骚然，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十分低下。
军事技术装备方面，清军在洋务运动中有所改善，但与日军相较存在不少差距。据估计，清军在战争中有近40%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枪等落后武器作战。就是装备近代武器的部队也是装备品种繁多、规格杂乱，不但各省军队武器不同，一营之中也往往类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战时弹药供应的困难。
清军缺乏训练，特别是缺少掌握近代武器的军官。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没有受过训练或不熟悉的武器，与训练有素的敌人对阵，尽管不少人具有勇敢坚毅的良好品质，也难免为敌所败。
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清军腐败，没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保卫国家的战斗力是主要原因。
甲午战争警示我们，要想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避免甲午战争历史悲剧重演，中国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人民的军队建设好，根据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不断提升打赢战争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战略能力，为保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