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假设,人死不能复活。但分析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或教训,其实就是有假设,虽然常难免事后诸葛之嫌。保阪正康着《假设的昭和史》,「考察在某个史实的某个断面、某个局面若另有选择,史实会变成什么样呢?」
十五世纪欧洲诸小国竞相发展,犹如中国春秋无义战,铿铿锵锵,一片片海洋都被他们占了去。假设……假设中国少一点皇恩浩荡的念头,不到处买好,汲汲于利,郑和之后继续下西洋,称霸海上,或许不至于如今才有了一艘航母,却招人说三道四。
历史没有假设,人死不能复活。但分析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或教训,其实就是在假设,虽然常难免事后诸葛亮之嫌。保阪正康着《假设的昭和史》,“考察在某个史实的某个断面、某个局面若另有选择,史实会变成什么样呢”。上下两卷,截取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日本历史,提出了四十九个假设,其中只要有几个当年不是假设的话,兴许就会有一个别样的日本。如:假设日本不退出国际联盟,假设共产党干部不在狱中变节,假设二二六造反部队占领了皇宫,假设德国驻华大使为日中斡旋成功,假设日本研制出原子弹,假设日本被美苏分割占领,假设日语改用罗马字……
炸死张作霖阴谋的始作俑者
1926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1928年张作霖从北京乘火车退回奉天(沈阳),车将抵达,发生爆炸,这位东北王伤重不治,而跟随他乘车的叫町野武马的日本人顾问,却已在天津下车而去。町野说,他在天津下车,是前一天张作霖命令他协助张宗昌抵抗北伐军。1961年町野曾经对作家山本有三口述历史,但三十年过后开封,并没有多大的史料价值。炸死张作霖,这一事件始于昭和年代的军事主导体制,“在哪里提出假设才能看出史实的背面呢”?保阪正康认为,町野在爆炸之前下车,对于历史具有颇大意义。假设他知情,车到天津就逃之夭夭,说明炸死张作霖是陆军当局的意思;假设他不知情,冥冥之中躲过一劫,那就是关东军的疯狂,为扫除有碍于制造伪满洲国的张作霖,赔上老前辈(町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与事件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同期)也在所不惜。
对往事如烟的历史作出假设,需要有学识、史观、良知。假设往往就是编故事,或许更属于历史小说家的胜场。例如台湾小说家高阳在历史小说《玉垒浮云》中替张学良假设: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虽有军籍,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到日本活动的对象,大致是财界、满铁及“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在军界,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不可能参与密谋,但却可能从其它方面得知消息,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又有俄国小说家叫德米特里•普罗霍洛夫的,2000年与人合着《GRU帝国》,假设皇姑屯事件乃苏联情报机关的所为。2005年英国作家张戎和丈夫联手出版了一本《毛》,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炸死张作霖事件一般认为是日军干的,但是据苏联情报机关的资料,最近清楚了,实际是爱廷贡(Naum Etingon)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策划的,伪装成日军的勾当(据日译本转译,但不知日译准确与否)。所谓据苏联情报机关的资料,恐怕不过是取自普罗霍洛夫的假设。2006年《毛》日文版上市,这段话引起日本媒体注意。不过,普罗霍洛夫始终未拿出史料证据,而且日本没有一个史学家对此说感兴趣,起哄的都是些论客。
假设昭和天皇战后退位……
说来有些历史就是当时的假设造成的。日本投降后,苏联、英联邦等都要把天皇列为头号战犯,但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假设:处刑天皇可能会引发游击战,因而不可伤及他一根毫毛。经麦克阿瑟同意,1946年昭和天皇巡行各地,到处都受到狂热的欢迎,麦克阿瑟不由地担心出现反占领军倾向,又命令天皇好好呆在皇宫里。天皇有退位之意,麦克阿瑟耳闻,悄悄传话:那是不可能的。保阪正康假设昭和天皇真的退了位,就可以明示天皇对那场战争心怀多么强烈的自省之念,日本战败后社会就不只是单纯表面上比战前有所改变,而且包括太平洋战争在内的昭和这一时代的历史意义也大有变化。
一个史实的形成有前因,还有当时的环境,回头再来一次,假设未必能变成现实,未必就做得更好。保阪正康的假设大都不是从时代所具备的现实条件提出来的,一厢情愿,希望那么一来就避免了战争,历史的进程会一路和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向中国出兵七十余万,其中也有人退伍回乡,讲述侵华故事,使陆军部担忧会暴露“皇军”所作所为的真相,于是草拟了一纸关于指导、取缔还乡军人言行的通令,其中列举不当的夸夸其谈,如战斗的时候最高兴的是掠夺,参加战争的军人个个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战场上长官下令却没人冒着弹雨往前冲。保阪正康写道:士兵们夸张、虚伪、隐瞒事实的证言也延续到战后社会。被虚伪证言洗脑的国民当中,至今还有人不相信日军的野蛮行径,公然说那场战争败给了美国但战胜了中国什么的。假设陆军部、媒体当时公布了这样的内部文件,有勇气纠正军纪……让老百姓知道战争另一面,打下去的能量就会一下子变小。这样的假设,完全忽略了军国主义的本质,甚至要觉得作者过于天真,甚而有点肤浅了。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驻日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