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文汇报记者徐全   文章转载自：香港文汇报2012年8月27 A25版

　　中日之间，既有战争责任、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近来又因钓鱼岛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考察中日之双边交互，除了外交以外，亦可从日本国内史予以分析。「明治宪法」的诞生，是日本近代化改革的具体成果，也奠定了其步入先进国家的基础。然而，宪法中的保守条款，也是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原因之一。而当下，日本国内似乎又出现了重演明治历史的趋向，令人警惕。

                                 ■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徐全　图片为资料图片

孙中山先生（左二）与日本友人

　　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就国家未来走向生成争论。保守派在传统伦理下，力图建立君主专制国家。而改革派为推进变革进程，力图仿效欧洲，走立宪的近代化道路。在自由民权运动的促进下，改革派的制宪主张占据了上风。随后，在天皇名义的主导下，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立宪进程。1890年，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明治宪法」终于实施。「明治宪法」共七章七十六条，包含了臣民权利、政党政治、议会体制及分权制衡等内容，这在东方文明体系的国家中尚属首次。在立宪的促进下，日本诸领域有了长足发展，阶层等级制度被宪法废除，大量有才学的平民进入各行各业，人才流动频密。及至大正天皇时代，无论民主政治或综合国力，均呈现出强有力的进取势头。
　　妥协的产物
　　日本的发展景象颇受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注意。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后，日本的国力得到了检验。晚清、民国初期的中国留学生抱着「师法东洋」、「救亡图存」的心态到达了日本，所学科目涉及文、史、哲、法、经、理工、医学与军事等诸多领域。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党更是以日本为活动基地。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更是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来展现自己的豪迈心境。这些旅日中国人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生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变革的共同追求，一度使中日政界、学界交往热络，因而那一时期也是中日民间情感最为融洽的阶段。
然而，作为保守与改革之间的妥协产物，「明治宪法」中留下了不少旧思潮的残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对军队与政府体制的规定。为了迎合右翼保守派的「尊皇」诉求，「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享有军队统帅权。而有关天皇权限的条款，在宪法排列中，全数位于「臣民权利义务」、「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即政府制度）之前，从而形成了「军队属于皇权、皇权高于政府」的格局，军队成为独立于宪法制衡体制的力量，为日后军国主义的泛滥埋下了祸根，最终将日本与亚洲邻国带入战争的漩涡。
保守与改革的再较量
　「明治宪法」中有关天皇、军队的条款，后来引起了日本改革派的警惕，对于这些条款所隐含的军国主义危险，他们更是忧心忡忡。为消除可能的隐患，日本著名自由派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在1912年提出了「天皇机关说」──即天皇只是日本的国家机关，而日本的统治权在于全体国民。根据这一理论，军队必须置于国会和政府的制约之下。
此学说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们针对性地提出了「天皇主权说」，以维护皇权的至高性和军队的自主性。原本，这场学术争论只局限于东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中。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论战从学府蔓延到民间。不同意见的人士因认识不同时常大打出手。在论争的过程中，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的经济也出现了崩溃迹象。在日本民间，文明色彩逐渐褪去，以北一辉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与强权思潮鼓吹者，备受追捧。在这一背景下，有了民粹势力的鼓噪，原本对学术争论不表态的军方，开始介入。
1930年，日本海军部与右翼势力串联，以政府与外国签订条约、「侵犯天皇统帅权」为由向政府发难，间接导致滨口雄幸内阁下台，滨口本人甚至险些被暗杀。1932年，海军极端派人士发动政变，刺杀了孙中山好友、主张对华友好的首相犬养毅。1936年发生了陆军极端势力主导的「二二六兵变」，他们以「清君侧」的名义刺杀了财务大臣、内大臣、侍从长等高官。同年，美浓部达吉等改革派人士相继从议会中被除名，遭到迫害，大学之中，也禁止教授他们的学说与理论。风声鹤唳下，备受军方极端势力压迫的冈田启介内阁发表「国体明征声明」，以官方的身份否定了「天皇机关说」。1936年，美浓部达吉遭到右翼分子刺杀而受伤住院，险些送命。军国主义势力的行径，几乎摧毁了「明治宪法」的架构。
宪法退场，战争出场
　　军方极端势力对宪法政治一连串的破坏行为，收到了「实效」。经历了一系列的政变、暗杀后，为求自保，日本政界对军方的越轨行为缄口不言。文官政府的运作已经对军方不能生成任何制约。1937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事件发生后，尽管日本内阁一度通过了处理事变的「不扩大」方针，但日本军方如同「九一八事变」时一样，对文官政府的命令置若罔闻。约一个月后，为了与陆军争夺侵华的主导权，日本海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淞沪事变」。至此，宪法体制下的日本文官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战争事态的控制权，名存实亡。
1941年，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正式组阁，文官政府被军人内阁完全替换；另一方面，军方和右翼法西斯势力取缔了日本国内的所有政党，实行独裁统治，国会被彻底架空，并通过了一连串限制民众言论、结社与集会自由的法令。至此，明治维新、尤其是「明治宪法」颁行以来，所确立的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基本民权等宪法政治要素几乎被毁灭殆尽。整个国家沉浸在狂热的军国主义与对外侵略氛围中。
宪法的退场，意味着战争的出场，这不仅毁灭了日本本国的宪法体制，对他国的侵略也给中、韩等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曾经在中国文人心目中是师法、学习对象的日本，摇身一变成为了侵略者的形象，中日之间的民间情感由亲近走向了对立，其余波一直影响至今。因为浓厚的皇权色彩及其恶劣影响，「明治宪法」在二战后被同盟国彻底废除。
反思：从保守到极端
　　伊藤博文在「明治宪法」颁行后，曾经写下《帝国宪法义解》与《皇室典范精要》两篇大作，试图将天皇所代表的日本传统政治伦理与现代议会民权政治的架构相结合。「明治宪法」毫无疑问是传统与现代的杂糅。宪法中类似于「天皇」条款这样的传统伦理因子，后来成为了专制统治与对外扩张的工具──天皇成为国家的主宰，是国家的主体；军队是以皇道伦理武装起来的「皇军」；对外侵略被视为是为天皇尽忠；在台湾等殖民地推行的奴化教育也被称之为「皇民化教育」。
总之，天皇被神格化，一切军政事务都以天皇的名义下达或进行。这样的传统价值的极端化，几乎将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摧毁殆尽，亚洲各国更是深受其害。1946年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将天皇定位成普通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军国主义忠君的蒙昧性，但战争、侵略与杀戮的沉重代价已难以挽回。
对传统因素在改革中加以改造甚至根除，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就是传统与现代进行糅合的限度。但是，面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面对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化，日本没有选择在持续的改革中求得自我飞跃，反而以反科学、反改革的传统伦理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不但毁弃了自身的现代化，也为他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可见，惟有持续改革，才是国家发展的正途。这是「明治宪法」在曲折中走向覆亡的历史教训，也是现实的理想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