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9年38期

文/黄宇翔

汤家骅（图：黎家骏）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相信，一国两制具有韧力，有很强的自我修復能力，不会被暴乱击倒。他认为北京、港府及香港人要对一国两制界线有清楚共识。他又认为解决目前困局很难，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汤家骅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被视为特首林郑月娥的法律智囊，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以来，他一直肩负起法律解说的工作。汤家骅是泛民主派政党公民党创立者之一，佔中之后成立「民主思路」，被视为香港政治光谱里「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但在访谈中，汤家骅对所有解决现时政治风暴的方案都显得左右为难，他认为﹕「所有选择都是坏的，但就在这么多坏的选择里，找一个没那么坏的选择。」但他依然认为「一国两制是有韧力的，有强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对于「一国两制」的前景具有信心，关键是北京、港府与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界线要有共识、要划清楚。亚洲週刊记者在九月十六日专访他，以下为採访摘要：

Q：律政司已开始了「蒙面法」的立法研究，你认为可行吗？

A：这是表面、「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反修例运动走到今天，本质已经显露出来，是个「文化、政治运动」，儘管有些地产商（李嘉诚）比喻香港人是「黄台之瓜」，但事实上这个运动某程度上也是阶级斗争。有专业背景的中产人士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在香港生活是困难的，居住没有保证、教育也很困难，也没有理想的前途，尤其是觉得政治发展受到压迫，但最重要是对「一国两制」有很大落差，他们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近乎独立的体系，举起英国旗、美国旗，代表他们否定「一国两制」下的「一国」，认为虽有一国之名，但无一国之实。因此，这些问题，不是「蒙面法」、「辱警法」所可以处理的。

就「救急」来说，「蒙面法」需要通过「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紧急法，Emergency Ordinance）才可以进行立法，如果通过立法会程序，就会旷日持久，也不一定能够通过。而且蒙面法就算通过，判罪成，最多也只是监禁六个月，因为「蒙面」只是政治表态、逃避侦测。例如蒙面纵火，纵火可以判刑一年，而蒙面一般也和刑事毁坏同期执行，变相阻吓力就很低。

所以我认为这是「得不偿失」，而且如果援引「紧急法」进行立法，国际舆论的反应一定非常差，再者使用「紧急法」就会与距离动用基本法十四条或十八条，要中央介入的非常近了，国际投资者对于香港法治信赖就会大打折扣。

Q：你提过特区政府委任「特务警察」的可能性，除此以外，特区政府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应付这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A：我必须强调，我没有提议过特首去委任「特务警察」，只是记者问我有甚么手段可以做，我理所当然地说，人手不足的问题根据《公安条例》可以这样处理，《公安条例》甚至有条文可以「禁止公众集会」，但有这些条文，不代表我个人支持，或有提议，希望记者想清楚才写。

控制暴力行为的手段，现在来看，不外乎三种办法。一是向行使暴力者妥协，希望他们不要再使用暴力；二是加重刑罚，重到使用暴力的人不能接受；三则是用暴力反击，使暴力使用者不能再反击，例如在美国，就会使用实弹还击。但美国会发生的事，不代表在香港会发生，这是否代表香港警察的质素比美国高出许多呢？

陆港法制的差异性大

汤家骅：法律上可以做到的非常有限，终审法院基本上所有法官都是民主派，关于表达自由的判刑倾向比较宽鬆，认为示威、表达自由不应受到压迫，儘管他们批判公民抗命。而在普通法传统里，涂污国旗、国徽的判刑程度是很低的，这和中国内地的情况不一样。到头来，这也是找寻一国两制平衡点的问题。

Q：那你认为香港政府面对当前局势还有甚么可以做？

A：上述三种治乱方法都未必可行，我认为关键还是要社会沉默大多数要给勇武派施加压力，当社会进入「文革式批斗」、「民团大战」的局面，应该就会少些人支持所谓「勇武抗争」，也许只能等这个临界点的到来。三种方法，要说倾向哪个较多一些，这很难说，我记起某个西方电视剧曾有这样的对白：「政治没有好的选择，只有坏的选择，和更坏的选择。」

Q：政府在宣布条例撤回后，也公布了「四大行动」，当中包括监警会引入外国专家，你认为这个行动有效吗？

A：监警会一直有两方面的问题，被各方指责，一是很亲政府、偏颇，有很强烈个人意见，二是没有法律权力。政府未必没有改革的意愿，但改革需要很长的讨论时间。人选的问题，假如委任退休法官，法官很多都被定性，被视为较保守、或靠近民主派。没有这些问题的，也未必愿意出来，都有「锡身自保」（爱惜羽毛），而不愿意出来被人骂。

关于监警会的外国专家，当然我也不明白为何对相关专家的背景调查工作做得如此差，加拿大专家Gerry McNeilly就有负面传闻。如果要扩展监警会的权力，警察的抗拒也会很大，所以五个外国专家说现在香港局势复杂，远超监警会的范畴，也代表监警会很难处理现在的问题。

Q：所以长远来说，你认为该如何解决香港的问题？

A：「一国两制」的根本矛盾，是一个「开放、自由vs强逼、不接受」的格局，因此政府要强烈地尊重不同意见，也因此容易被颠覆。例如这次反修例运动，反对者对条例的理解其实都很幼稚，在数週之内，通过文宣动员，就可以有百万人上街反对，《明报》六月九日的民调就很清楚，居然九成的示威者认为修例会使反政府、反北京的人士引渡到内地去。

现在反修例运动就被反北京的一部分人骑劫，这不是民粹，民粹是大多数的共识，就可以叫做民粹。现在运动的焦点是不信任一国两制。而应该对这个局面，还是要回到一国两制要準确地确立，跳出「尊重自由vs凡事爱国」的二元思维陷阱，不要极端化。

Q：你提出过局部特赦的想法，处理反修例事件中警察、示威者之间的衝突，具体上该如何操作？

A：特赦是可以没有违反法治的，只要经过正当程序（Due Process）就可以了，殖民地时代也有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的情况，如果特赦能够促进社会裂痕的修补，那么是不应反对的，只不过不应该现在做，应该在动乱之后再提出。

Q：你是香港政治「中间路线」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你现在怎么看中间路线的发展？

A：我很早就提倡「一国两制的沟通平台」，让北京、港府与香港人有对话的平台，可以诚实地、开门见山地讨论「一国两制」的界线，去决定界线如何去划。

中间路线也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所有社会，中间路线都是最多人支持的，中间的人会向黄、蓝靠拢，但不影响中间路线的路向，关键是如何将中间路线转化为政治力量。现实中，选民投票时，选民恐怕会浪费了选票，在没有政绩、实际数据显示之下，他们还是倾向投给建制、泛民主派。

中间路线的成形，还是要得到北京、政府的重视，使有质素的政治人做到成绩出来，让他们的主张可以被採纳、重视，不只是採纳建制派的主张。中间路线冒不起头，不是因为选民少，而在于得不到北京、港府的重视。

应培养懂北京的港人

汤家骅：另一方面，我过去就建议民主派要培养懂得中国、受到中央信任的人才，这样才可以换到你们想要的普选，但很遗憾他们没这么做，反而是为了选票考虑之下，更加激进化。

Q：「一国两制」的界线能不能界定中央介入香港事务的程度，例如明确中联办的权界？

A：这是个非常自相矛盾的问题（Paradoxical Question），例如不容许港独人士主导香港，这是不是一种介入？不容许政权被颠覆又是不是一种介入？美国经常介入香港事务，又能不能对他们进行处理呢？

Q：你怎么看一国两制的前景？

A：我是个「乐观的悲观者」，我相信一国两制是有韧力的，不在于暴力升级、抓了几千人，一国两制就会失去，我相信「一国两制」有很强的自我修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