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 《信报》 2012年2月22日 星期四

 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教授

　　香港自有居民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一向取决于与内地的联系。随着两地联系的变迁，南北之间的「跨境」往来时松时紧。过去这两千多年，尤其是战后这几十年，这个基本因素不仅界定了香港发展的条件，更直接提供发展的动力，决定了港人在政经社各方面的选择。只有追本溯源，才能了解英国人对香港正负两面的贡献，进而面对今后将陆续浮现的政策争议。

　　香港在历史上隶属内地新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深圳。成为政治法律实体，与县里其他地区有别，是1841年英国人抵埗后的事。香港和深圳以至广东的联系源远流长，不以此来看待问题，只会落入香港史常见的两大陷阱：若非把过去这个半世纪的发展当作「荒岛点石成金」的英国伟大发明，就是反过来遭五千年文明的奇耻大辱压垮，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

　　我们对香港早期的社会所知不多。但以出土文物和文字记载看，香港四周的水陆环境浑然天成，自古是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汇点，是中国的「南大门」。早在四世纪，「屯门地区」（包括今大屿山、屯门到深圳市南头）就是商船从南海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港口。

　　历代变迁 左右发展

　　珠江口地区古代盛产盐，其中产量最大的是东岸深圳的黄田、南头到大屿山大澳以至九龙的九龙塘和蓝田一带。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111年征服「南越」（今广东）后，在今番禺设盐专卖。

　　及至中国古代对外最开放的唐朝（公元618—907年），现在的广州垄断了外贸，外商云集，据说为数不止十万。到了宋朝（公元960-1279年），盐专卖迁到今之九龙城，名为「官富场」。

　　前后有几百年时间，屯门有若广州的外港。作为制盐中心，朝廷驻有水师（海军），公元736年起设屯门镇。由于外商进出，屯门也是区内的宗教中心，佛教僧侣和伊斯兰学者进出频繁。今之屯门和大屿山宗教兴盛绝非偶然。屯门山的别名「杯渡山」就是印度高僧的汉名，英人入主后方改称「青山」。

　　及至元朝（1260-1368年），屯门作为南宋遗民的抗元基地，遭到打压；海关北移到珠江口临近广州的黄埔，屯门退居为船只停靠点。

　　接着的明朝（1368-1644年）转为内向，长年海禁，外贸上仅维持邻近小邦进贡式的往来。锁国激发了粤闽沿海的不法活动，走私、倭寇、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等对沿海的武装骚扰应运而生。由于倭寇禁无可禁，明朝最终不得不恢复外贸，但屯门、官富不复当年之勇。

　　到了清朝（1644-1911年）就更不堪言。由于明朝遗臣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袭击大陆沿海，清廷遂于1622年颁迁界令，离岸不足二十五公里的沿海地区坚壁清野：居民内迁，拆除建筑，运走粮草。今之香港和邻近地区一落千丈。

　　迁界令于1669年废除。但又过了十四年，沿海才允许定居，当时迁入的多属客家。本来沿岸有几个城市恢复了外贸，但后来清廷局限外贸于广州和澳门的葡萄牙人定居点。屯门和官富失却广州外港的地位后，沦为海盗巢穴，危及往来的商船。

　　有证据显示，1810年，清朝水师得葡人舰艇相助，在今之赤鱲角剿灭以郑一嫂及其夫张保为首的海盗后，香港恢复外贸。 1830年代中期，水域常见英国鸦片输华的船只。

　　英治之前的香港史料虽然有限，但仍清晰可见，过去这千多二千年，这个「荒岛」的命运取决于与大陆的联系。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则由于先天的地理位置和水深，香港自古是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的大门、讯息进出的集散地，香港的历史基本上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二则香港的盛衰很视乎中国对外开放还是闭关：最繁盛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唐、宋两朝，最冷清的是中国对外封闭的元、明、清初。中国在清末的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国后遭强行开放，香港的发展也进入新阶段。

　　内地人口 不断涌至

　　英治使香港得免内地长达百年的动荡和干扰，得以充分利用地利和历史优势拓展外贸。这与英国利用香港作为商港的利益不谋而合，香港既以外贸为生命，获英国列为自由港也就理所当然。虽然初期主要靠进口鸦片，但与内地相关的转口贸易扩大，其他商品的交易也日增。

　　清末的外贸有一个特点：海关颟顸，外商难以打进内地市场。外贸由朝廷特许的买办垄断，外商在华的事务均须经买办传话，连鸦片进口都免不了；后者不仅是贸易中间人，甚至为外交传话，富甲一方。

　　香港经济日渐扩展，内地人也随之涌到。 1842至1949年这一百多年，除了战乱封关，香港与内地居民来往两地不受限制，南下者绝大多数是为了谋生。香港已知最早的人口记录是1845年，全港有23817人，其中男19201人、女2862人，其余1754人是儿童。很久以后才有较多家庭南移，令性别失衡得以纾缓。但期间内，南北之间一直有大量人口往来，而且并非单向，一年内有10-20%人离港北返是等闲事，有些年份甚至高达35％。

　　由战前香港和内地边界进出自由、人口上落频繁可知，两地当时生活水准相差不远。香港从事外贸的华人虽富甲一方，但靠打工发达的不多。当时上海已贵为中国的工商业中心，生活方式远较香港多姿多彩。

　　香港当时的人口虽然以新近南来的占多数，但主要靠善堂和教会提供社会支援，很少求助于政府。公共服务负担很轻，社经政策只须「轻手」（light-handed）就足以应付；公共收支简单不过，有相当一段时期，鸦片专卖就已提供了大部分库房收入。当时惟新界原居民有组织，对政府构成压力，原居民维权的能力至今很强。

　　三大外因 改变香港

　　二十世纪下半叶，内地的三个历史里程碑令香港的发展急转弯。先是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关闭深圳河的边界，严防国人涌出境。紧接着是1950年，中共出兵朝鲜首次与美军交火，遭联合国实施经济封锁，香港失却历史上作为中国进出口主要口岸的优势。与此同时，1945至50年期间，难民因为国共内战而蜂拥南下，香港的人口由六十万激增到二百一十万，并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以支持战后的经济奇迹。由于这三大外因，两千多年来，香港首次在经济上与大陆脱钩。

　　新抵港者除了工农大众，还有不少上海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上海当时相当于亚洲的纽约。南来精英的管理、技术和市场专长带动了贸易、制造、零售、银行、电影、航运和各种专业，香港经济由原先专攻贸易转向多样化。

　　出口取向的制造业取代简单的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新的相对优势。厂商获本地银行提供生产信贷，与英资洋行携手，先后打开了英联邦和北美市场。

　　当时可能因为人口以新移民为主，政府很少遭到利益团体「游说」，因而得免干预商业活动。有人指当时的港府短视，又或者保守，在经济上不思进取，只求不成为伦敦的负累。短视也好，保守也好，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一致的。港英政府认识到能否顺利治港，说到底视乎中国是否愿意和港人是否接受。这项认知决定了「轻手」管治的思维。市场不受约束，令商界得以充分施展。依我看，这份自由，人人共享，是战后在港成长的几代人最珍惜的价值。

　　公共政策坚持「轻手」，被视为英国人对港的贡献。但同期英国本土的政策则刚好相反，倾向于福利主义。不少人相信，香港战后屡创经济奇迹，放任的制度居功至伟。但当局坚持放任，很可能是不得不如此，加上做起来方便，也出于某种信念。香港与内地在政治上关系错综复杂，「轻手」管治才是明智之举。

　　港星发展 方式不同

　　港府于处理美国长时期借多纤维协议（MFA）限制纺织品进口所用的方法就是「轻手」管治的最佳实例。一般政府会严密监控输美限额，只有港府按各厂商的出口往绩将配额转送出去，分文不取，更允许持有配额的厂商按市价买卖配额，从中牟利。香港的纺织成衣业因而迅速成长，几乎主导了全球市场，后来更到海外设厂，利用当地用不完的配额来拓展对美出口。配额有价有市，港府免费送出，可以避免像其他配额地区那样引发贪污。

　　香港与新加坡的发展方式对比鲜明。新加坡传统上一如香港，优势在于转口贸易，并非生产出口物资。不同的是，新加坡独立后缺乏外来的精英襄助，但朝鲜战争后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施经济封锁，间接造就了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令其得以维持这方面的优势。由于缺乏企业精英，新加坡不得不靠外资来发展制造业，加上争取独立时以社会主义为号召，而立国日子短、强邻环抱，这都令新加坡走「由上而下、重手主导」的发展路线。

　　新加坡为外资设厂提供诱因，制造业至今占国内产值（GDP）20至25%。当局用国民强制储蓄的中央公积金来支持官方选用的投资方案，国民缴纳的公积金一度占个人收入40％。但国民仍然支持政府，因为立国初期先将一部分私人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大建公营的「组屋」，津贴国民购置。现在全国八成人拥有自置的居所，而且可以自由转让。

　　勇于冒险 港人灵活

　　新加坡的创业才华主要见于政府和国营企业，民间力量薄弱，故重管理而不重创新，避免承担风险。香港刚好相反。

　　港商的企业精神举世闻名，可能正因为是大都是移民。在内地的大变动中，一个人是走还是留属于「自我选择」的行为。这间接把人分成两大类：选择出走的通常较留下的敢于冒险创新。前者来港后，把握自由市场简单明确、直截了当、有规可循的游戏规则，敢于承担风险，从而致富。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珠三角的出口总值已超越泰国，晋升为「亚洲第五条小龙」。当时中国只开放了十二年多，有此成就，港商打从开放之初就北上设厂，功不可没。

　　香港和新加坡各擅胜长，但要说明两地之别，这里不妨做一个假想。

　　如果现在是三十年前，内地刚决定开放，而港、星地理位置互易——有两艘超大的趸船，一艘把香港拖到马六甲海峡南端，另一艘把新加坡拖到珠江河口— —珠三角会不会在十几年内由一穷二白跃升为亚洲小龙？我很怀疑。

　　香港的企业和劳工能对中国开放作出迅速而敏捷的反应，实有赖于香港的自由市场环境孕育出供应的灵活性。

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系列·十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