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 28卷35期 作者：谢梦遥、江雁南、朱永潇 图：VOA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
香港「占领中环」如箭在弦，学生扮演急先锋的角色。相较于「占中」三位发起人，大学生跨校组织「学联」和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表现激进，成为运动的催化剂，推动泛民党派更趋激进化，但也刺激温和派中间路线崛起，落实北京版本的普选。学联是八九年北京学运的重要支持者，二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与今天的中环是学运的前世今生。
这是香港没有悬念的时刻，也是充满悬念的时刻。酝酿逾一年半的「占领中环」以群众瘫痪中环金融区，迫使北京开放「公民提名」、没有筛选的方式，普选香港行政长官，不再是争论不休的假设，而是即将出现的政治现实。但无论哪一个党派，都无法确定即将到来的「占中时刻」，会对香港带来什么影响？这是昙花一现的激情，还是香港从此走向动乱的开始？
但可以确定的是，学生的力量将会扮演急先锋的角色。
代表香港大学生的跨校联合组织学联（全名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宣布，一旦八月底的人大决定否决了公民提名，将通过Facebook宣传与各校学生会协助，启动罢课等更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拥有三百余名成员的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也将在中学发起罢课。
占领中环这一行动本身，相对以往香港的抗议行动，无疑是激进的，但微妙的是，运动的三位发起人，大学教授戴耀廷、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却在整个运动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路人更为不激进的一面。从这个运动开始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宣称，占领中环应该是最后的选项，只有公民提名普选的希望还在，民间应该与官方保持沟通。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他们坚守了这一点。占领行动一直在他们的计划里，但又随着香港政改的推迟而推迟，似乎变成了一件尚且遥远的事情。在泛民主派的内部，不同的声音早已出现，认为占中三子过于温和。曾有学生在给陈健民教学评价里写了四个大字：「尽快占中」。
在政治与社会领域里，学生似乎拥有特权。这或许是刻板印象却广为流传，政治人物会言不由衷，党派可能为了议席做种种考虑与妥协，哪怕社会名流都可能被质疑与看不见的商业力量存在联结，而学生的道德纯洁性不容怀疑。学生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引以为傲。「学生作为仍然在学的一个群体，既未完全踏进市场受污，亦理应保留着对理念的坚持，于是乎学生的一言一行往往被认为是外于利益考虑」，在刊于八月出版的《学联报》上一篇名为《学生之于政改》的文章写道：「不管时代巨轮的压力是不是错落在学生身上，作为关心香港未来的公民，我们都应把自己贡献在属于我们的土地之上。」
新任的学联秘书长叫周永康（与中国被黜高官同名）。他今年二十四岁，是个两腮与下巴布满须根、外表看来颇为成熟的青年。占中运动由中年人发起，但现在，学生们已成为占中运动的急先锋，不再是跟随者。他们未必是主导力量，但无疑是某种催化剂。
不同世代的分歧
青年人与中年人的分歧似乎愈加明显了。在三月底的学联周年换届大会上，周永康成为了新任秘书长。正是在这个为期三天由五六十个各校学生代表参加的大会里，学联提出七一回归日之后启动占中，他们不否认，受到了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激励（由华人民主书院牵头，周永康等人与太阳花学运的领袖林飞帆、陈为廷，早在运动尚未发生前就相识，是经常沟通的朋友），那场运动纵然被诟病为民粹与冒进，但冲在前线的学生们最终取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马英九政府无法通过服贸协议。
周永康从未经历过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他生于中产家庭，从一所基督教中学（信义会心诚中学）毕业，中五时才第一次参加维园六四晚会，这一切与许多香港年轻人并无不同。但与很多谈起时事滔滔不绝的同龄人不同，这个香港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是个话不多的人，自我评价是「稳重、冷静、谨慎」。在他的院系里，教授司徒薇常年致力于社运工作，他也上过她的课，虽然并未跟随司徒薇参与反高铁等运动，但经常听后者在课上讲起。他说，未来想成为记者或者进入NGO。他承认他的使命感大约来自学生会的耳濡目染以及社会议题的积极关注。大学学生会总体来说，是个小圈子，由校园里最有政治热情与行动力的一批人组成，这种人总归是少数派，甚至少到几乎不需要竞争「上庄」（即进入干事会）。
「我们一直不觉得公民抗命可以一次成功。我们不相信也不同意戴耀廷那一套：公民抗命是一个核弹。」周永康对亚洲周刊说，他讲话时保持着常见的严肃神情，「如果等政府的方案出来，你再去公民抗命的话，实际是推倒运动，太迟了。」他认为民间不应该想着去推倒一个不理想的方案，而是提前给政府制造压力，争取一个更加民主化的方案。
不仅在占领的时间表上，学联与占中三子产生了分歧，对政府未来政改方案的接纳底在线，双方也有不同的考虑。占中三子的要求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特首普选，这是个略为模糊且学术化的概念，在香港当前的舆论下，可以理解为提名委员会充分民主化、排除不合理筛选，而学联与一些激进团体的底线则是门坎更低的公民提名。哪怕对政治不甚关心的人，都能很快搞懂这种操作，意为一定比例的选民提名（学联要求的是百分之一），即可成为特首候选人。
公民提名所面临的障碍是，它违背了香港基本法的文本要求，四十五条规定，特首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在一年前，争取公民提名，并不是泛民主派里的主流意见，然而现在，它成了某种政治正确。概念与操作上的简单明了，无疑为它争取了很多基层支持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界力量的崛起也促成了公民提名的推广。
此前，占中三子组织的民间普选方案投票中，学联与学民思潮（二零一一年由中学生黄之锋成立的政治团体）联合推出的学界方案成为了第一阶段胜出的三个方案之一。虽然最终落败，但它在民间总计七十九万的投票中，获得了超过三十万张票。这个投票并不得到官方承认，程序上也有些瑕疵，但学生们的号召力，获得了充分展现。
「大部分香港人都有『政党洁癖』，学生可以填补这个空缺，凝聚更多的人。」人民力量党主席袁弥明对亚洲周刊说。人民力量是一个成立三年的主张激进的政治联盟，曾在上一届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中，狙击民主党——香港泛民主阵营里历史最悠久政治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党，给民主党造成了议席的损失。
「我觉得没有一个年轻人会认同民主党。」学联上任秘书长陈树晖对亚洲周刊说，他也是一位九十后。对于他的学联前辈、如今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他同样毫不客气批评了一番。民主党的尴尬处境，与二零一零年的决策有关。那一年民主党的几位领导者决定走入中联办谈判，随后在当年政改方案的投票中，民主党议员们投了赞成票，令一个较为保守的方案得以通过（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赞成即通过）。
这一系列举动被泛民阵营批评为背叛与投降，他们认为，宁可政改停步不前，也不要一个失望的方案。陈健民正是那场谈判的中间人与参与者，他理解民主党的挫败感。民主党成员甚至用了「亡党」一词，来形容若不改变路线的后果。
「民主党在当时没有民意授权，所以后来就受到攻击。」戴耀廷说，而占中三子正是希望通过程序的设计，赋予党派未来投票时的合理性。他们计划未来政府的政改方案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前提下，就举行第二场民间全民公投，如果结果是过半数赞同（戴耀廷与陈健民均认为，若是建制派也动员起来，全民公投没有不通过的理由），某个党派投赞成票就有了民意基础。「这些温和泛民派可能继续受到一些激进泛民的攻击，但是对他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他们可以很有力地说，我们根据公投结果去投票。」这或许是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对政治的复杂性缺少考虑，程序中也有不可避免的瑕疵，但恰恰是戴耀廷的天真、乐观与执着，促成了「占领中环」，由一篇他所写的书生呓语般的文字，演进为一场浩荡的运动。
「我们必须要根据已经定下的路线图去做所有事情。」虽然程序并不完美，戴耀廷仍然认为应该坚守程序本身。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占中三子决定对于学生们七一的占领行动不参与不动员。「如果有些占领的活动太早出现，会不会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到没有？」陈健民对亚洲周刊说：「因为中央的鹰派也可以利用这个借口，说没什?好谈的，这些人就是捣乱的，方案都没有出，你们就占领。」
除此之外，他们也担心，学生的热情无法控制，最终伤害到至今尚且和平的运动本身。「有很多人比较八九民运和占中，八九民运全都是学生主导的，知识分子走进去，劝他们退场，结果四个人留下来绝食。这个运动不同，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可是不是主导的力量，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学生……都有很平等的位置。」陈健民说：「我们要避免六四那种状态，就是我们有学生的热情，可是也不会过激。」
开收音机防止监听
随着七一的迫近，学联领袖们似乎要动真格了，在学联办公室开会时，他们会把手机全部堆在房间一角，把旁边的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监听。他们在各院校招募「大专行动团」，并着手印刷宣传册与单张。一切的指向是，七一当晚。
在六月里，占中三子与学联进行了多次沟通。有些时候，他们认为学生代表已经基本同意放弃行动了，但到了晚上，对方又回复说，学联内部商讨后还是觉得应该去占领，反反复覆若干次。
同样一件事，双方看来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效果。对于第一轮全民公投，很多人预测会有十几万人投票，戴耀廷是最乐观者，也不过预测会超出三十万人。但最终的结果超乎所有人预料，六月二十九日结束的公投获得了七十九万人参与（香港登记选民有三百五十万）。学生领袖认为，应该聚集起这种民意，通过公民抗命，给政府予以威慑。但占中三子恰恰相反，认为民意已经充分表达。「他们要做的话，希望他们不会做成一种运动。如果他们发生什?混乱，其实对我们影响很大，为什?要再冒这个风险，把焦点全部转移？」陈健民说。
从表面上看，占中三子的劝喻似乎产生了效果。学联最终决定，七一当晚不采取无限期占领中环，而改为「预演」，撤离的时间定在早上八点——一些人也曾建议九点甚至中午十二点，但他们协商后认为，还是不要影响中环金融机构运作。
然而在周永康的表述中，以上决策是学联综合考虑后独立做出的——通过一次次的内部会议达成共识，并不存在被外界说服。他承认，全民公投的延长（原本应在六月二十二日即结束，但因黑客攻击而延长一周），客观上对学联造成影响，「因为如果六月二十二日就有投票结果的话，接下来一个礼拜你会不断地逼政府响应，然后七一再有升级行动，就是针对政府的响应去做的。」但他也表示理解占中三子的位置。「因为大家经历了不同的年代，所以有不同的想法。」
亚洲周刊在六月所进行的采访中，即使那些擅于街头抗争的激进政党，也表达出了对七一占中的谨慎态度。「占中是一发子弹，不能乱用。最可能时机当然是政府出了方案，大家都觉得很愤怒，认为一定要走出来。我们不能胡乱消耗民气。」人民力量主席袁弥明说：「七一占中是出师无名。所以我们不会组织。」但她也表示，会作为支持者出现，「我们的策略可能是警方一开始拘捕示威者，我们就立即走」。她想保留实力，「不是每次都要冲」。
「长毛（即梁国雄）自己个人意见是不倾向占领。」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对亚洲周刊说。当时该党主席梁国雄因几年前一次公共场所的冲击事件而被判囚四周，吴文远代替他发言。「挥拳的话要挥重拳，尤其是现在。真正的公民抗命，像戴耀廷所说，除非我们有清晰信息。我最讨厌别人说预演占中，公民抗命是不需要预演的。要打架就打，不会说我们先来猜拳。」
同意与泛民不彼此批判
无论激进政党的考虑是什么，他们并不是学联七一当晚行动的争取重点。「因为他们的参与对中间势力来说不会有正面意义。」周永康深知，要彰显这场占领的道德力量，他需要争取主流泛民党派的支持。
在六月下旬，他先后拜访民主党、公民党与工党的领袖。每次见面持续一两个小时，但政坛前辈们与青年人在风险评估上始终有着不同看法。最终，对方没有明确的拒绝，但均表示需要回到党内去讨论，「大家的共识是不会互相批判」。
在占领中环运动中，除了政治党派之外，一个由五十一家民间团体组成的名为民间人权阵线（民阵）的组织也发挥着重大的支持作用，除了深度参与占中的议程，民阵还将二零一三年七一游行获得的五十余万港元（约六万四千美元）捐款，扣除成本后全部捐给了占中三子作为经费使用。学联的占中预演置于七一游行结束后的当晚，而民阵恰好是香港每年七一游行的承办者，负责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与路线规划。在理念上，民阵的新任召集人杨政贤与周永康颇为接近——他是学联上届副秘书长。
人意料的是，民阵也开会否决了占中预演的参与，担心人们将合法的七一游行与非法的占中预演混淆。虽然在内心认可学联的行动逻辑，杨政贤承认，从学生到民间团体召集人的转换，让他考虑更多。「学生身份其实会有很多盲点，因为你就是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民阵是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地方，很多市民不能接受激进行动。」
在六月末梢，周永康在疲惫中度过，每天忙到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比疲惫更严重的是焦虑，虽然得到了一些民间团体的承诺，会在占中预演时予以背后支持，提供物资并配合召集纠察队、医疗队、律师团等，但他尚未得到任何一个政党的最终确认。他深知，政治领袖的参与，会影响行动的性质，「如果第一次行动有一些温和派领袖参与，那下一次行动群众的接受程度会更高」。
他做过评估，如果有三千五百人占领，警方清场将会极其困难。「大专行动团」已募集到的两三百名成员中，一半在前线自愿被捕，另一半安排支持。人手仍然短缺。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吗？
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答案在七一之夜的中环街头。
港澳学联之别
就在香港学联紧锣密鼓筹备占中预演事宜前后，澳门学联正在做一件截然不同的事，「第四届澳门学生形象大使选拔赛」，由下属的学界常设活动委员会主办，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还包括纪念五四运动、庆祝国庆以及纪念澳门回归。
以上活动对于香港学联来说，早已绝迹多年。「以前五六十年代的学生会好像会搞这个。」周永康介绍：「学生会更多要处理公共议题，如果有类似这种形象大赛，同学们的认知落差会很大。」而有意「上庄」（进入干事会）的学生，往往都希望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上任学联秘书长陈树晖在二零一三年当选时，他政纲的重点本来是高等教育，但随着占中运动的发酵，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其中，「我们不是要跟学民思潮竞争，但主流媒体的目光都在学民思潮。如果我们不搞的话，大学生的位置会更少」。学民思潮在反国教运动中声名大噪，得到了很多市民的支持，筹款能力出众（今年七一游行学民思潮筹款一百三十三万元，所有团体中仅次于占中秘书处的一百三十九万元）。但陈树晖强调学联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短时间动员起来我们的学生，只有学联可以做罢课。」
学联办公室在旺角一座旧楼里。误闯入者可能会以为它是个开放式的宿舍，各种杂物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有蟑螂出没。房间正中有台巨大的台式电视机，以前可以用来打Wii（一种游戏机），但自从电视坏掉后就再没人碰过它，想打游戏就通过计算机联网。几个床垫和沙发不规则的放在房间的不同位置。房间里有十几个大喇叭，但只有四个没坏，其他都在过往频繁的游行抗议中被喊坏了。已逝的民主派前辈司徒华写的横幅贴在柜子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过很多学生直言并不喜欢这位生命最后几年选择了与中国官方对话的老人，「他做了完全错误的决定」。
这里某些时刻像个单身汉俱乐部，通过一根管子从洗手池接水，厕所里可以洗冷水澡，抽烟需要出门去后楼梯，口渴的时候从冰箱取冰镇可乐（四块钱一罐，投币到存钱罐里作为「公共零食基金」）。男孩子会通宵在这里打游戏，然后一觉睡到下午一两点。这导致唯一全职的办公室主任——一位已经在此工作了十年的友善而谨慎的中年人，在学生们醒来前，只小心翼翼开桌前的一盏小灯办公。
然而某些时刻，这里又会变得像一个紧迫战局中的临时指挥部。凌晨两三点突然召开会议也曾发生过，大家从四处打车赶来。杨政贤记得，二零一二年反国教运动时，香港高校响应发起罢课，他与其他学联骨干几乎每天都睡在学联办公室，「每一秒都在工作，完全疯狂」。当政府宣布搁置相关课程指引时，他马上在半小时内写出了八百字的声明，指出「搁置不等于放弃」。
「在学联的时光，我们感情特别好，跟树晖……」杨政贤的表情变得柔和，他说出了一串人的名字，学生工作之余，他们也有着很多交集，一起买酒回办公室喝，打一款叫《帝国时代》的游戏。那段温情时光已经远去了。如今，杨政贤进入民阵，而时任秘书长的陈树晖则成为了占领中环秘书处的全职员工。学联像个香港社运的黄埔军校，很多如今活跃在政治领域的人，都有过学联背景——他们被称为「老鬼」。
「老鬼」指那些已经离开学联的人，这并不是一个无礼的称呼，相反，喊一声「老鬼」，表示亲密与认同感。严格来说，老鬼们与新人并不会存在类似骷髅会式的紧密联结，但经验丰富的老鬼是值得信任的。成为占中秘书处的一员后，某些机构邀请陈树晖会面。他立刻请教老鬼，「他们通常会用什么名义去找你，一听就听得出来。」于是，他用拖延的方式，搁置了那些可疑的邀请。
有三个物业资金不缺
香港学联拥有三间物业（一间自用，一间借给民间团体，一间租出），可以申请免费使用大学的会议与活动场地，全港八万五千名在校大学生每年每人六元的会费、出租物业收入以及「老鬼」的捐款，则基本保证学联日常开支，无需进行街头筹款（用陈树晖的话说，「我们相比其他团体资源真是比较多，所以不要抢他们的」。）——这一点，足以让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陈为廷艳羡不已，他们的团体在学生会架构之外，资金捉襟见肘。
与黄之锋建立的学民思潮不同——个人英雄主义难免过分凸显，香港学联的代表性来自于八家大专院校学生会的授权，只有所有院校学生会都通过的决定，才能以学联名义进行。宪章中规定了每个职位的功能、发言规则与替补机制。秘书处是学联的行政机关，所有行动的执行机构，而监督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各校学生会的会长或副会长、常务委员会主席及秘书处选举职员组成。
香港大学学生会是唯一仍坚守着古老而程序化的英式传统的，开评议会的场地是校务委员会的议事厅，每个人穿学袍，会议用英语进行，发言前要说「主席，我要说话」，发言完毕要说「谢谢主席」。
这种严谨似乎与香港学联本身那种散漫自由的气氛格格不入。「港大的人比较精英一点。」陈树晖说，他本人则是岭南大学毕业生。这种刻板印象未必适用于每一个港大学生，但周永康确实如此。他拥有GPA3以上的良好成绩，喜欢读书，赶赴亚洲周刊约访时随手拿着一本介绍香港廉政公署的书，总是严肃而拘谨。「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才认识他，那一年港大学生会本来就是我们不喜欢的。」陈树晖说：「所以他要花更多的努力去让别人相信他。」
二零一三年的港大学生会会长陈冠康并不认同学联的激进主张，他甚至长期退出学联每周的例会。而他在校内事务的处理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在二零一三年二月，一千多名港大学生在该校的中山广场发动抗议，用「赤化」一词形容陈冠康，事后看来，无论那位前任学生会会长做了什么出格之举——遗憾的是媒体的报道没有充分给予他回应的机会，这种描述都超越了某种边界。但群情激愤的学生们自动定义了这场抗议的正义性，他们称其为「中山起义」。
周永康是「中山起义」的积极参与者，他时任校刊《学苑》的副主编，《学苑》正是抨击陈冠康的主要阵地。回头看来，这一役像是投名状。「我们都打听过周永康的背景，因为打陈冠康，《学苑》是最厉害的，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好人。」陈树晖说。后来，他们发现周永康更特别之处：「开会他谈话不多，但是他每一次都是谈到重点，都会戳中你。」
香港学运在二零零零年后一度陷入低潮，从一九九九年之后的八年时光里，学联只产生了一届执行具体事务功能的秘书处，其他时候都是空缺。但从二零零七年起，秘书处再未断届，特别是近几年来，学生运动愈发活跃，葵青货柜码头罢工、反国民教育，学联领袖们都冲到了最前线。这些变化与社交媒体流行，以及社会整体情绪相关，包括对地产霸权的反感、对香港未来的不安……以及最重要的，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与警惕。
六四后与北京决裂
八十年代的香港学联扮演的是「忠实的反对派」的角色，与中国政府存在政见分歧，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的「上庄」典礼，新华社香港分社（相当于现在的中联办）必有官员到贺，新华社还会组织「游船河」等活动以联络感情。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时，学界代表也加入了。卢荻是一九八五年中文大学学生报的总编辑，他记得在报社内部讨论时，有人使用「中共」这个词，还遭到了批评，指出这是台湾用法，「试图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一些光荣历史。」而当谈到中国的一党专政，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孤立地看这问题。」
转变发生在一九八九年，过往建立的一切，都倒塌了。六月四日晚上，香港学联的骨干们聚集在旺角的学联办公室里，流着泪看着电视直播，一夜未眠。这些人中，包括当年的学联秘书长陶君行，和一年之后成为秘书长的蔡耀昌。他们后来的事业与政治紧密相关。蔡耀昌目前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这个组织以平反六四为宗旨，从一九九零年起，每年六月四日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纪念晚会；陶君行曾是激进民主派政党社民连的主席。
「中国民主基金」在当年五月由学联设立，意在向香港市民筹款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学联托管着「中国民主基金」，拥有签字批准权。
学联的纲领由「放眼世界、关心祖国、建设民主香港、争取同学权益」，也改为了「放眼世界，关心社会，建设民主中国，争取同学权益」。
因为对中国路线的理念冲突，学联在八九年之后变卖了下属的「学联旅游」公司(那笔钱用来买了学联新办公室)。当年的国庆节，三个学生代表受邀参与新华社庆祝会，他们穿着写满字的衣服做了一场愤怒的抗议。那之后，学联与中国官方的联系彻底斩断了。
从一九九零年开始的每年维园烛光纪念晚会，有一个固定环节，由当届学联秘书长发言。六四事件是学联人绕不过去的情结，近年来随着本土分离主义的兴起，一些年轻人也开始抵制维园六四集会，但从未动摇学联的积极参与。只是在今年，周永康想让他的发言变得略有不同，「六四要跟政改扣连在一起，谈到六四的抗争精神不能只空口讲，要有些实质的行动」。
二零一四年的六月四日，在维园搭起的高台上，面对十八万参与纪念的市民，周永康将当年的那场占领与今日香港联系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八九年一样，聚合力量对抗高墙」。
在七月一日当晚，在民阵组织游行的终点，遮打道上搭起的台下，周永康哭了。
他收到了身在海外的父亲给他发的一封电邮。信中写道：「行动中你可能无法达到最终目标，但要明白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最后，希望你能安全回来。」他和陈树晖聊起电邮内容，慢慢地哭起来。
他是聚光灯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被媒体密切注视着。后来的报道多把他的哭泣解读为一种温情流露，但在对亚洲周刊回忆时，周永康说，那一刻他的主要感受是悲哀。「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几十年的那些人，他们去哪里了？政党现在在干什么？政党不该退得这么后。」
学界的另一股力量学民思潮分开行动，留守特首办，由于不会堵塞街道，法律定性与学联的预演占中并不相同。而在中环的遮打道上，一旦警方批准时间凌晨过后，非法的占领即发生。三位政党领袖，民主党的何俊仁、工党的李卓人和街工的梁耀忠，已决定加入学生，仅以个人而非党派名义。
当晚，不同年代的「老鬼」都来了，一九八九年的学联秘书长陶君行也来了。他们依次上台，发表感言。周永康感到，「学联的活历史再现眼前。传承也许就是以这样子的姿态出现」。
戴耀廷的谨慎讲话
戴耀廷是最后的演讲者。那时的他处在一个窘迫的位置上。香港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士气振奋的游行——民阵后来宣布的数字是五十一万，与警方和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宣布的数字相距甚远，这或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是最近十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场游行。戴耀廷事先写好了讲稿，但他仍担心措辞的处理不当，释放出错误的信号，变成对占领的鼓动，「如果我们号召，规模会大很多」。占中三子尊重学生的选择，但早已决定不会留下和学生一同占领，他也担心一旦上台，激动的人群会挽留到他守住最后一刻，他难以拒绝。
最终，他还是完成了艰难的演讲，没有鼓动，但也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戴耀廷式的乐观重点体现在了最后一句，「黎明到来时，你们的目光将与阳光联为一线」。随后，占中三子离开了人群。
他们并没有走远，而是在附近的一个麦当劳坐下，用手机关注着事态进展。年长的朱耀明在午夜前回家了，其他两人则决定一夜不睡。
对于所有清醒的人来说，这都将是无比漫长的一夜。清场——用警方的说法是移离，从凌晨两点半开始，持续到了早上八点半。五百一十一人被捕，其中有八十五名学生，与周永康的期待人数相差甚远，只占民阵宣布参与七一游行人数的千分之一。大多数学生认同学联主张，但被拘捕留案底的威慑作用不容忽视，一旦进入执行层面，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跟随号召以身犯法。但换个角度看，这个结果又展现了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被捕者中包括牧师、教授、纹身师、家庭主妇、年过八旬的长者，以及三位担任立法会议员的政党领袖。
在清场发生时，陈健民感到，戴耀廷「整个人都沉了下来」，似乎想去清场现场。「你不能动，不能参与。」他劝住戴耀廷。他们很快决定，一起赶去被捕者安置处——位于香港仔的警察学校，守在门口，以这种方式为学生打气。
掀起反警与挺警之争
就在此刻，许多人——包括警察，已经疲惫不堪，他们需要睡一觉或者洗个热水澡，但最终一切都会以较妥善，至少绝对算不上悲凉的方式解决掉。七月二日的晚些时候，全部被捕者都被释放了，其中四百八十六人只接到警告，另外二十五人获准保释。他们会在释放后的第一时间向媒体控诉白色恐怖与警方不合理使用暴力，而支持警方的市民则认为这是抹黑，为此还成立了撑警大联盟，不同意见者会彼此攻击。在近一个月后，取保候审者们决定弃保，不再定期到警署报到（通常情况下最多六次最长三个月），警方将他们无条件释放了。
当载着被捕人士的旅游大巴驶入警校的大门时，戴耀廷与陈健民一起挥手，车里的人看到他们，也兴奋地跳起来。他们在警校门口守候至天亮。因为还要准备采访，戴耀廷先离开了。陈健民则等到十一点多，直至首批被捕者被释放。香港盛夏的早晨已经非常燥热，他向学生打趣：「毛主席说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我理解了。热得不得了啊。」
事实上，清场过程没有流血，占领者没有抗拒，而是任警察将他们抬走。警方基本保持克制，虽然按最坏可能准备了催泪弹，但完全没有派上用场，甚至连最低武力的警棍都未曾使用。为了移离老人与体弱者，警方还准备了轮椅。「香港的警察简直像大姑娘，法国、美国的警察我们见过，比香港凶一百倍。」蔡崇国对亚洲周刊说，他是一名曾在法国和香港居住的六四流亡者。
学联对警方一个主要指责是，占领者承诺清晨八点自行离开，但警方仍坚持清场。「你占马路已经犯法了。你八点说走，我就要让你走？」一位退休警司对亚洲周刊说。因为担心报复，他要求匿名。「黑社会打架叫警察走开呢？民主不是避弹衣。」他认为警队的公共关系科并没有对指责予以严正回应。
在周永康看来，这场占中预演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去感动其他市民去同意这个运动，无论是之后直接参与，还是在舆论上支持，令政府感受到压力。」他强调：「公民抗命可以和平非暴力。」
周永康的弟弟在读中学，并未参加当晚的占领。他会受到道德上的责难吗？当提及这个话题时，周永康少有地出现了不悦神色，「这是非常没脑的说法」。他坚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行事的个体。
七月底，主导政改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约见占中三子。见面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双方早已知道难以说服彼此。当三子阐释完公投的意义与要求后，林郑月娥劝说他们取消运动，「你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去逼北京改变立场」。与此同时，一场热烈的保普选反占中运动正在进行。该运动最终获得了逾一百五十万个签名。
这是占中三子需要面对的民意。他们对民主的热忱追求毋庸置疑，但当反占中的声音蜂起时，他们倡导的运动就处在两难境地里。他们一方面强调占中的威慑力与破坏性，以逼迫北京就范，另一方面却要消解占中的威慑力与破坏性，确保那些热爱和平的港人放心——多次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占中的人总是过半数。
留下案底难以出国留学
这似乎是矛与盾的悖论。支持者认为：当稚嫩脸孔的学生们冲到了前线，某种程度上转移了这种困境，他们站出来捍卫信念，行为本身的悲情与感染力——而非对金融中心的瘫痪，变成了最大的武器。但反对者认为，他们只是被政客所利用的工具而已；他们违法与被捕，将留下案底，在将来申请留学拿不到「良民证」（无犯罪记录证明书），将会无法出国深造，求职也会有困难。
会面的前后几天，林郑月娥还约见了一系列政治力量，包括亲政府的政治团体工联会、泛民阵营的二十三名议员、四名建制派功能组别议员、提出温和政改方案的学者.……没有学联。学联早在六月份要求对话，但政务司司长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
在七一占中预演之后，一些变化正在发生。学联的占中在社会取得回响，被大规模报道。「长毛可以开记者招待会说快点占中，但传媒未必会太关心。」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说。媒体也出现两极化的反应。无畏、年轻、敢于承担这些美好词汇的另一面，是冒进、不成熟与偏执，社会上也存在忧虑的声音。正反双方都被放大的激昂情绪占据了。
泛民党派也做出了响应，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七月六日表示，「民主党最迟八月会占中」。虽然民主党其后澄清仍会配合占中三子的部署，但这种抢闸表态，似乎预示着党内出现了压力。
激进政党也发生了态度的变化。「占中三子在占领中环运动已经被边缘化了，现在的主导者是学联。」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伟业对亚洲周刊说，「谁先去占中，人民力量就跟谁」。这个表态非常直率，但考虑到人民力量与学联所坚持的都是没有妥协的公民提名（即不是把公民提名作为叫价手段以获得谈判空间，而是作为务必争取的结果），转变也在情理之中。
像以往的学生运动一样，年轻人被一种刻意营造的自我感动包裹着。「未来运动的领导权不由传统力量所领导，相反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开始——新兴力量已经动摇了传统政党的角色。」陈树晖在最近一篇网志（博客）中写道：「学界的抗争行动是进取的政治判断，事实也证明，学界的决定令政局推进了一大步。」
占中三子承受着压力。他们也先后公开做了一些以往从未出现过的表态，不排除八月底进行公民抗命。八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作出涉及香港政改的决定。
他们的底线没有变，仍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在八月八日，戴耀廷最近一次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阐释了何为不符合国际标准。「一定不可以限制候选的人数，不能定两个三个；不可以是要超过一半的提委支持，才可以成为候选人。」他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港大三月份一场国际专家参与的研讨会。如果最终，政府提出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方案通过了二次民间公投，哪怕是一个低标准的没有公民提名的方案，他将结束占中运动。但如果事态转向最糟糕的可能，人大决定候选人得到过半提委支持才通过——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跌破底线，他将立即启动占中。
与周永康、陈树晖一样，戴耀廷也曾是学生领袖，一九八五年港大学生会的外务秘书长。一九八七年，他经过学界选举，成为仅有的两名学生代表，进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港人对民主的渴望在八十年代变得炽热起来，八八直选运动兴起，要求在立法机构引入直选议席，戴耀廷参与其中。但那八八直选最终失败了。
一九八九年初，他结束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任期。当年七月，他离开香港，去英国深造。他从此远离了学生运动，学术之门向他缓缓打开。
英国有他的老同学。尚未开学，大家在宿舍打麻将，收音机里放着歌，《Let the people sing》。那个瞬间，后来反复在他脑海播放。
他说，播那首歌的时候，他想起了广场。
对于香港这座城市来说，炎热的夏季已进入尾声，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可以预见的是，占中会在秋凉之前就出现，激进派的学生将做一系列公民抗命继续下去。
但没有人知道这些占中急先锋有多少群众的后援？他们所能动员的规模？ 他们可以坚持多久，会对这城市的政治发展带来什么改变？美国在二零一一年的「占领华尔街」与香港在汇丰银行楼下的「占领中环」运动，都曾经风风火火，但到最后都是无疾而终，也对现实没有任何的影响。
温和派中间路线崛起
关键是香港的民众的大多数，是否支持学生激进派的策略，还是认同北京提出的方案，以有中国特色的架构提名委员会作出候选人的筛选，限制候选人为二到三人，第一次在香港落实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激进派也刺激香港温和派的中间路线崛起，反驳「国际标准」的提法，认为应该普选「袋住先」（先放在口袋），而不是因为提名方法之争，就全面推倒，原地踏步，阻碍香港的民主进程。
但路线之争，是在香港的街头，还是回归议会？占中的命运，是否就是香港民主的命运？国际力量的砝码，国家意志与议会反对派的角力，台前的发挥与应变、幕后指挥的较量，就像今年香港夏天频频出现的雷暴雨，滴在七百万香港人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