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2014年10月17日
作为人类学教授,Gordon最擅长的就是刺激学生的思考,让人重新反思许多理所当然的想法。访问一开始,他就质疑本栏为何要特别划分出“异乡人”?是否暗示一切非本地华人都是“外地人”?“许多香港南亚裔家族在香港的日子比华人还要长,他们是否外地人?我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我又是否外地人?我觉得这个专栏的问题是,它太大陆化,在大陆,他们总爱预设所有人都是拥有中国脸孔的中国人。但香港一直都是很国际化,无论什么肤色都可成为香港人,难道香港都用种族地位来主导一切的吗?”
“我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喜欢到海外做不同工作,香港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来港时,Gordon已四十多岁,他笑指若要融入一个地方已经太老,问到他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他表示,在香港别人总是跟他讲英文,不像在日本,所有人都对着他讲日文,迫使他学得一口流利的日语。
“唯一有机会让我说到广东话的只有的士司机。就算我跟学生说广东话,他们也会取笑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变成‘本地人’,当我在很多情况下也很本地的。”他指出,其实很难界定谁人“本地”谁人“国际”,谁“局外”还是“局内”,例如系内教师中,有生于美国的白人却是香港永久居民,有香港华人却非持本地护照,也有拥有永久居留身份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你很难判断谁是外地人,也很难去定义何人才是香港人。”
学术著作难得热卖
虽然不懂中文,但他也进行过数个与香港有关的研究。例如与吕大乐和马杰伟合著的Hong Kong,China: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探索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世界大部分地方的人都有一个国家去归属,香港则不然,当你问‘你爱你的国家吗?’大部分人都会说yes,中国人会说yes,大部分美国人会说yes,但香港人会问‘爱’是什么意思?‘国家’如何定义?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香港会“学会”爱过吗?是书中核心问题。“明显的是大部分人都学不会。最近有报道更指香港人爱国的策略不管用。”
“香港从来是属于市场,多于属于国家。因此香港不太有‘爱国’的情绪,总是有‘若你喜欢离开就离开’的思考,这或许是中国领导者的巨大挫折,但这也是香港国际化的地方。”
另一个他更为人熟悉的,是对重庆大厦内不同族裔生活和经济活动的研究。他写的《世界中心的贫民窘:香港重庆大厦》是罕有能热卖的学术书籍。最初做这个研究,只因白人的身份比较“方便”。“更了解香港,你必须要懂广东话和会中文,但在重庆大厦,你只需要懂英文。”
在重庆大厦,他发现了与外面商业金融中心地带所代表的全球化外,还有一种“低端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由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带动,利用人手将中国的廉宜产品带到自己国家,成为各地之间市场连结的桥梁,一切生活的交易的行动,都在小小的重庆大厦里完成。有趣的是受访者无论什么宗教种族,在他面前都能坦露心扉。“白人比华人更容易在那里做研究,男华人容易被怀疑是卧底,女华人则有很多人渴望与你发展关系。白人像是局外人,与人交谈也容易些。”
港人身份认同建构
随着近年大量大陆资金和人流涌进,为香港的城市面貌带来巨大改变,本土意识随之抬头,从保育本土食物带简历本土身份,都是对强国势力渗入的抗衡。对于本土身份的建构,Gordon提出疑问:“这是基于种族还是基于公民性?”不少亚洲国家例如中国和日本,其身份认同都是基于种族,然而在不少移民国家如美国华人加拿大,其身份认同都是基于公民性。
“香港的身份认同从来都是基于公民性多于种族的。这是香港与中国最根本上不同的地方。”记者想起上周本栏的土生土长印度人Jeff的访问,他指自中港矛盾变剧烈以来, 本地华人对其歧视大减,甚至从其行径肯定他是香港人,这个现象除了是歧视现象的转移,也可解读为香港人意识到身份认同中“公民性”的重要?
“这一点我也认同。翻译成中文的《重庆大厦》大卖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明明出英文版时没什么人看。(笑)我觉得当中的原因不只是重庆大厦本身,而是跟多少数族裔社群得到更多认同所致。十五年前谁会想去了解重庆大厦?大家都觉得那是罪恶温床,现在的人却觉得那是个刺激的地方。有趣的是,如今广州也有少数族裔群体形成,人数比香港更多,但他们却甚少被认同为‘中国人’,不像被认同为‘香港人’那么容易。”
在九七回归之际,他也曾担心过,自己会否受到更差的对待,但却发现,自己的忧虑从没成真,反而大学变的更国际化,校园内充满不同国籍和种族的人,让本地学生也更“世界化(cosmopolitan)”,对全球各地发生的事情更关心。“他们不是越来越‘本地化’而是越来越‘全球化’。为何如今发生的事非常重要,中国正想令香港‘国族化’(national),变成国家‘本地’的一部分,但香港人觉得自己应该是更‘国际化’(international)的,觉得自己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其他的更多(身份)。”
如果要总结居港多年他所看到的转变,Gordon形容香港变得越来越“中产”,例如从前学生多喜爱选择赚钱的科系,希望一毕业就能找到有保障的工作,新一代的选择却更多元化,社会科学和文科也受学生欢迎。“政府没错是变得越来越糟,我为多名官员涉贪感到羞耻,但在底层的人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好,学生也更投入社会和政治事件中,这是一件好事。”
课堂言论无比自由
访问当天,罢课已展开,中大校园内宁静得很,当是Gordon已经宣布参与其中。他表示,虽然香港目前许多事情都如常运作,但担心将来会遭遇大变。“参与只是想知道:香港是否还是一个值得停留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香港从来都是文明的地方, 尤其重视言论自由,但这些自由在将来可能会消失,这是非常严重的。”去年曾在广州居住的他深深感受到两地的分别:“在广州,你不可能相信任何新闻,也不能像在香港般,在课堂上说任何我想说的事。”
他笑言,在港课堂的言论自由甚至比美国宽阔。“在九一一后,我在课堂中跟学生说,布殊说那些自杀式袭击者是懦夫,但在他们来说,确是为达成行动牺牲生命,于是我要求学生从袭击者的角度出发写论文,是很好的全面思考训练,却被人质疑,为何要把这些‘怪主意’带进课堂?”继续留下除了因为自由,也因为热爱这里的学生,Gordon形容他们既聪慧又充满好奇心,就算他们毕业,彼此也保持紧密联系,就像是自己的子侄,令他觉得香港是自己的家。
九十年代末,他曾有到美国名牌大学和日本大学教书的机会,但仍选择留港。“是因为这里的人。”然而随着年纪渐大,他也将届退休之龄,香港的楼价甚高,他也不肯定自己能找到地方养老。“可能会去日本,因为我妻子的兄弟在那边,可能会两边走,继续在这里教书也不一定。我的心大部分都是向着香港的。”
致电陈健民问意见
自从公开表示参与占领行动后,只有一些内地朋友私下表示担忧。“他们要我小心,内地政府可能会以此为(打压的)政治宣传,因此最好不要露脸,低调支持就可以。”为了不让运动有麻烦,他特地致电占中发起人陈健民,问自己参与可会落人口实,指“有外国势力操控”?对方的答案是,不同族裔的人也应包含在香港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你是外国人,你应该要回家。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你是一个香港人,因此应该要做这件事。我是个糖尿病患者,若被捕后没机会及时注射,就会有死亡危险,我原本担心医生会反对我参与,她却笑言,你原来已是香港人了!”
当时说到被捕的可能,他带着无奈又豁出去的态度,作好最坏的打算,例如因为长期监禁的重罚而失去工作。“如果是这样,香港再也不是一个值得居住的地方,与其他大陆城市无异。因为这是在大陆会发生的事。”虽然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他仍相信一切将会如以往礼貌地发生,市民和平示威,警察带走示威者后只拘禁很短的时间,就算上庭也只是轻判。
“这样的香港才是我所认识和喜爱的。香港有两大珍贵的价值: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及高度的守礼行径,警察也不会随便打人,他们也是文明的,我也持续劝说学生切勿使用暴力,因为这也是错的,伴随着言论自由的公民责任,正是我们重视的价值。所以我才冒险想保护,想香港维持它一直以来的样子。”
谁会料到数天以后学民广场的行动,会有那么多的市民,因为不满警方施放催泪弹而拒绝保持沉默?最初打算要站到最前方的Gordon,最后变成人群中普通的一个参与者,与妻子多次前往占领区域留守,登上金钟用临时物料搭成的小讲台,分享自己的看法,又与旺角街头的学生和反占领阿伯对话,希望能刺激彼此的思考,多了解另一方的观点,就如在校与学生思想的交流。
然而事情发展总难料,近日发生的事正印证这个城市珍视的文明价值正一点点被摧毁,暴力滋事挑衅,前天晚上更有不同电视台拍到数名警务人员涉及将示威人士拉到暗角拳打脚踢,原本主张学生应暂时撤退的Gordon,事件发生后改变主意,决定留守金钟,就算不能保护学生,也为未来滥用暴力的行径作见证。
香港未来会变成这样,就算拥有多少知识的人也难以下判语。Gordon访问时的一句仍在耳边:“一天言论自由在香港存在,我仍会留下。我不信大陆会为香港带来民主,但仍乐意参与公民抗命运动,纵然它未必会改变什么。我最担心的是二十三条立法,这样我就不能说我想和我应说的事了,但这正是作为老师的责任。”守住自由,才能守住香港最珍贵的一切。(文/ 张绮霞 居港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