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2014年10月24日

 文/区家麟

■二十多年来商讨路尽，弱势者的唯一选择，只剩下走上街头。

　　梁振英接受《纽约时报》等外媒访问，直率地表达，政制发展所谓“均衡参与”，不是“比人数”，否则候选人就一定“争取月入低于1800美元那半数香港人的支持。”

　　前文后理，就是不信任穷人，谓真普选会导致福利主义；政治要由富人主导，穷人是二等公民，不配享有真普选。这种白鸽眼是怎样炼成的？

　　前几天，我和一位五十多岁，已移民海外，见过世面的香港人，闲聊了几句。他有一点慨叹，提醒了我。（下文是本人对这想法的演绎。）

        搭上顺风车

　　他说，香港，有一群“精英”，大概就是梁振英，这种六十岁前后的香港人，他们占领各种公职、大机构、专业组织的高位，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生于安稳的香港，受惠于殖民统治，享受过高等教育，读完书，成为专业人士，出身时，是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中国内地，刚经历十年文革，这群香港人，环顾四周，整个神州大地，就只有自己这群年轻人读过书。

　　他们搭上顺风车，爬得快，成为年轻才俊，不是因为特别醒，并非智慧特别过人，只是因为，全中国就只有这群年轻人读过书，他们没有对手、没有竞争，又适逢改革开放，亟需人才资金。这一代人，尤其与中国有业务来往的，例如地产商、厂商、基建公司、事务律师、会计师、测量师，他们在倾斜的政治制度下，得享免费盛宴，更是权钱两得，扶摇直上。

        穷人係抵死

　　这群人，受惠于香港的黄金年代、受惠于中国的落后愚昩、受惠于十年文革无人读书，然后，觉得这个香港是他们自己开创的，残酷竞争就是成功之道。他们意识形态保守、膜拜资本、藐视不能在社会阶梯向上爬的人，认为穷人就系抵死，穷人就系懒，处身社会底层，乃自作自受。这一群精英，傲慢、离地、脱节。

　　他们，大概是吕大乐写《四代香港人》，第二代香港人中的最上层。他们确实“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有指点江山的傲慢”，他们部分人经历过儿时的艰苦奋斗与弱肉强食，然后出人头地，歌颂“塞拉利昂下精神”，深信成就全靠自己，而忘记时代给他们的运气。

　　当然，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那一代人，有很多心水清的人，例如告诉我这个看法的朋友，他早年移民美国，有深刻感受，像他这代人，在香港好醒，去到外国，人人都读过书的地方，这一些傲慢的香港人，不见得有何突出，就是普通人一个。

　　这一代人的子女，部分就是香港的典型离地中产，不少富家子弟，住在中环湾仔跑马地的上等人，他们痛骂占领运动十恶不赦，因为阻住晒，阻住他们带子女上学、阻住子女上兴趣班，阻住他们行商场购物，阻住他们的正常生活。而他们似乎并不相信，他们的正常生活，建基于其他人的不正常生活之上。

　　部分中产家庭的子女，则眼看自己如何努力，都不能追得上父母辈的成就，不可能不靠父母而延续自身的优越生活；无父母庇荫的，住劏房蜗居，夏悫道“香港营”的凉风，自然是更自由的清新空气。

        新一代惘然

　　权钱关系网固化，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新一代惘然；而那一群建制精英，一方面推崇“塞拉利昂下精神”，告诉年轻一代“以前都系咁捱”，叫人继续任劳任怨，最紧要和谐；另一方面，则死抱着倾斜的选举制度，普选以假乱真，抓紧既得利益。

　　真普选，就是要摇动这一个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他们有先天优势，早已垄断议会，操控传媒，主宰公权力，收买专业组织，更与暗黑势力合流，他们全方位凶狠反扑，乃必然的事。

　　本来，阶级利益的纠缠、世代之间的矛盾，可以放诸一个公正公道的选举制度中，用选票解决；然而，权钱苟合，制度倾斜，廿多年来商讨路尽，弱势者的唯一选择，如今，就只剩下走上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