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12月25日
文/谢晓阳
谢晓阳,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博士,大学讲师,香港独立媒体编辑。研究领域:殖民管治、权力关系、房屋及动物伦理。文章散见于香港及澳门媒体。曾任《联合报》驻香港特派员、《亚洲周刊》编辑。
早期英国人不区分香港人和大陆人,统称华人,鼓励内地精英到港念书,与今天香港本土派的想法迥异。
今天香港,“本土”这两个字非常敏感,在一些人眼里,它不仅是从“本地”和“本地香港人”利益出发那么简单,它还包括“排外”意涵,主要是排斥来自中国大陆同文同种的族群。有学者形容那作“亲密的他者”,即将一种很接近的人他者化。也正是这种他者化,使得“本土”这个辞特别容易挑动北京神经,并反应巨大,包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释法”。近年有关“本土”和“爱民族”的争议,很大程度取决于“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以及“香港VS大陆”这个二元对立的概念。这里,尝试透过英国早期殖民香港的档案,看看殖民者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一八四一年,英军登陆港岛北岸,为了有效管控华人,实施针对“华人(Chinese)”的“人口登记”。登记结果,当时“维多利亚城(即今天港岛西北岸、中西区及湾仔区一带)”有七千四百五十名华人。值得注意的是,那段时间,尽管有些“华人”生于本地,但很大部分还是来自中国内地。一种“本地人”的概念,近乎没有出现。透过档案分析,有两个面向值得注意:第一、从人口登记的资料来看,早期英国人根本没有区分“香港人”和“大陆人”,一概统称作“华人”。这种情况,到了一八九一年才出现稍微变化。第二、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数十载,香港和大陆、尤其是广东省为主的人口往还非常频繁,当时不仅没有严密边防,更重要是,人们往往将广东、起码是珠三角一带与香港看作同一区域。
先谈第一点。根据记录,从一八四一年的人口登记开始至一八八一年首次出现人口普查,不管是长期居住、暂居、探访或路经香港的内地人或本地人等各种分类统计,均统称作“华人”。譬如,一八五五年的人口登记中,便纪录了各类型的“华人”数据,包括“居住维多利亚城的华人”、“受雇于欧洲人(servants to Europeans)的华人”、“华人警察”及“暂时居留(temporary resident)的华人”等。又如一八七三年,首次出现“华人学生(Chinese scholars)”统计,并非像今天将之区分为“本地╱香港”和“大陆”学生。而殖民者开始将“香港人”从整体“华人”中脱离,可见于一八九一年的人口普查。这年的普查报告中,首次出现有关“生于香港(native of Hong Kong)”的统计数据。内容显示,有二十一万九百九十五名华人,而生于香港的为七千二百八十六人。这是英国殖民政府所做的人口普查报告中,首次出现有关“生于香港”的人口数据。
然而,这不代表殖民政府只着眼香港本地人口。直到二十世纪初,殖民政府依然从政策上鼓励内地精英才俊到香港念书,还指“他们与香港华人子弟没有区别”。对殖民者来讲,这种教育支出微不足道,最重要是“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远远超过这笔费用”。简单来说,对殖民者而言,传播文化及做生意,才是占领香港的主要目的。透过这个政策南下念书的学生很多,最著名的当然是一八八三年就读拔萃书室(今拔萃男书院)、一八八七年升读香港华人西医书院(今为香港大学医学院)、来自广州府香山县翠亨村的孙文了。
至于香港和内地人口流动频繁的现象,也可以显示于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一九三一年人口普查有关“华人性别及年龄”的统计,出现一个有趣现象。内容指,零至五岁的男性华人,约四万三千人,但到六岁至十五岁,这个数字下降到四万人以下,而十六至二十五岁,数据又突然上升至六万以上。类似数据曲线同样显示在一九二一年的人口普查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根据当年人口普查报告,主要因为部分孩童在香港出生后,父母为了节省生活费用,送他们回乡寄住祖父母家,父母则留在香港谋生,直到十多岁,再回香港。当年这种人口流动、居住及谋生计的越界情况,迥异于今天“香港—内地”的二分模式,更多的是将两地、尤其是广东省与香港看作同一地区。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现象,今天不少香港人与早期殖民地政策大相径庭,他们基于各种原因,排拒大陆人到香港定居。当中,本土派构建“沟淡香港人口”、“抢占香港人资源”等论述,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被认为亲北京的前特首董建华,也曾经将大陆新移民视作人口负担。在一九九九年有关“居港权”的争议时,便公开表示,若不释法,将有一百六十七万人以单程证身份到香港,社会很难承担这种 “人口压力”。他还说,这些人口会使香港人逐步建立的高生活质素“付诸流水”。反观早期英国殖民政府,除了早期便开始统计华人家庭数目之外,在一八九一年的普查报告中分析华人人口增加时,更似语带欣赏地指出﹕“这显示华人居民开始将殖民地视作他们的家(regard the Colony as their home),而且毫不犹豫地宣称这件事(do not hesitate to declare it)。”
我们当然不能说英国人比董建华更爱国更爱中国人,但从人口普查的遣辞用字,可以看出,使用什么辞、如何分类人口,跟爱不爱国,没有必然关系,背后,有更多的盘算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