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4月22日

文/阮纪宏

鼓吹和煽动港独的言论不属法律保护范畴，对戴耀廷在「五独」会议上这种言论的批评，并非文革式批斗。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在台湾「五独」合流会议上发表的言论，本身是带有煽动港独性质，他本人都不敢承认是鼓吹港独，但香港竟有政党人士发起集会，呼吁不能批评戴耀廷，理据是要捍卫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戴耀廷又认为对他的批评是文革式的批斗。必须指出的是，鼓吹和煽动港独的言论不属法律保护范畴，对戴耀廷和这种言论的批评，并非文革式的批斗。如果港独言论和鼓吹港独言论的人都不能批评，才是香港真正的危险。

首先要界定清楚的是，什么才是文革式的批斗。文革初期，红卫兵将原来的政治秩序打破，即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所采用的手段是大鸣大放的大字报，红卫兵根据未经考证的事实，攻击执行权力的党政干部，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群众批判大会上施以体罚，或者用侮辱人格的手段，诸如铲去头发中间部分，写上羞辱的字句，目的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让他们「永不翻身」。目前，港澳办、中联办、特区政府和一些政党人士公开发表批评戴耀廷的声明，并非乌合之众在你家门口贴大字报，也不能跟不同政治观点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激烈的互相批评言论混为一谈。对戴耀廷的批评跟文革式批斗也恰好相反，一是主体与客体倒转，现在的批评戴耀廷的主体是权力机关，客体是想推翻权力机关的个人及其代表的群体。二是所采用的手段，文革式的批斗是以缺乏推敲的事实进行无理的谩骂与人身攻击，目前政府机关的声明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合理的指控和警告。

戴耀廷十分清楚香港人对文革的恐惧，借用文革式批斗来将自己形容为受害者，其实质意图是将主体与客体倒转，将批评他的主体描绘成十恶不赦的红卫兵，将批评的对象形容为代表权力的港独势力。这种颠倒是非的言论必须纠正，以正视听。红卫兵对正常秩序的破坏最后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就正如港独言论最后一定会被港人唾弃一样。

中央政府最忌讳的是台独，因为台独一旦得逞，统一大业就无法完成或者需要动用武力解决。第二怕的是疆独和藏独，因为这是实际的威胁，领土和主权无法有效实施，中国就会出现内乱。蒙独虽然不成气候，但也同样会破坏内蒙古的安宁，同时也会影响蒙古国和中国的关系。至于港独，对香港和香港跟中央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这里就无需赘言。「五独」分别对中国带来的威胁举足轻重，要是五独合流，互相串联，其破坏力是几何级数的翻倍，主办这次台湾会议的政治意图十分清楚，参与这次会议的戴耀廷当然也不会愚蠢到被「蒙在鼓里」，为何主动献身并且高调发言，其动机清晰不过，绝对不是学术讨论。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在回归二十年后还没有完成本地立法，北京对此不耐烦已是有目共睹，戴耀廷在台湾发表港独言论后受到批评，却反攻倒算，说特区政府是要为二十三条立法做准备，明明是自己闯祸将香港有责任保卫国家安全的问题提升注意，现在却倒打一耙，攻击特区政府的声明有「不良意图」，目的再明显不过，就是要将二十三条立法无限期拖延，让煽动、叛乱和卖国的言论可以无限期在香港继续蔓延。

言论自由是指个人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畅所欲言，戴耀廷在台湾发表煽动港独言论之前和之后，在报章和电台上仍然不断发表他的主张和辩解，他所享有的所谓言论自由毫无限制，凭什么说是受到打压？量度言论自由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免于受到威胁，戴耀廷声称被跟踪，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秘密会议被公诸于世。一个在政治江湖上行走的人，要对在镁光灯下的行动做好准备，被政治盯梢是常见的，即使是狗仔队的手段，如果目的只是为了报道，行使监督政治人物的功能，是可以接受的，戴耀廷总不能做政治的事，却要享受普通老百姓的自由。

学术自由是指在大学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以及在学刊上发表探讨学术议题的自由。戴耀廷参加的是政治组织对一个政治议题带有政治目的的会议，不属学术范围，不能因此受到批评就拿学术自由来做挡箭牌。至于港独议题在课堂上或者在学刊上发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问题。客观地讲述其历史背景，探讨其形成因素以及对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影响，应该属学术范畴，跟鼓吹一种主张，甚至是煽动学生采取港独行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戴耀廷混淆视听的做法是，在学堂以外鼓吹港独言论甚至煽动港独行动，却要求得到学术自由的保障，可说是披着羊皮的港独狼论，必须澄清两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