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10819

原文来自2021年8月13日The Economist文章,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rancis Fukuyama on the end of American hegemony

从阿富汗撤军并不是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国际地位面临的挑战是国内政治两极分化 ，一位对外政策专家如是说。

经济学人：本文是关于美国未来实力发展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由外部撰稿人编撰。该系列文章，全面审视了911之后从中国崛起到阿富汗撤军这20年里奠定美国全球地位的各方力量。

本周，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垮台后，绝望的阿富汗人试图逃离喀布尔，这一恐怖画面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此时的美国与世界渐行渐远。 实际上，美国时代的终结来得更早，之所以走向衰退，从长远看更多是出于国内原因，而非国际原因。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7-2009年金融危机前后，美国霸权鼎盛持续了不到20年。在此期间，该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很多领域都占主导地位。 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是美国最狂妄的一次行动，当时美国不仅希望改造阿富汗（两年前入侵）和伊拉克，还妄图改造整个中东地区。

美国高估了军事力量对根本性政治变革的作用，也低估了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全球金融的影响力。 十年结束时，美国军队卷入两场反暴动战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也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加剧了不平等。

当时的单极化状况在历史上较为罕见，从那以后，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等世界中心力量崛起，美国不再一家独霸，世界恢复到正常的多极化状态。阿富汗最终可能无法对地缘政治产生较大影响。美国1975年从越南撤军，算是打了一次屈辱的败仗，但在十几年内，它又迅速重拾世界主导地位。如今美国与越南合作，遏制中国扩张，仍然拥有很多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经济和文化优势。

美国国际地位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国内。 美国社会严重两极分化，民众几乎在任何一件事上都难以达成共识。这种分化起初源于税收和堕胎等传统政策问题，随后又演变成更加激烈的文化认同斗争。我在30年前发现，部分群体认为自己被精英阶层边缘化，要求得到社会承认，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致命缺陷。通常情况下，面对全球疫情这样强大的外部威胁，国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 但新冠疫情危机反而加深了美国的分裂，人们都把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以及现在的疫苗接种看作政治手段，而非公共卫生措施。

从体育运动到红蓝两派的消费品牌，这种分化已经蔓延到生活各个方面。后民权时代公民以多种族民主国家为荣的认同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1619年与1776年之争——也就是争论美国到底是建立在奴隶制还是为自由而战的基础上。这种分化延伸出两面不同的事实，一方认为2020年11月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公平的选举之一，另一方认为这是一场大型欺诈，选出来的是非法总统。

（“美国是1776年还是1619年建国的？”是近年来凸显美国社会分歧的关键争论。“1619项目”是《纽约时报》在2019年8月发起的一个“重塑美国历史”项目。该项目认为美国真正成立的年份是1619年，那年，美洲大陆上迎来第一批非洲奴隶，建立了奴隶制。这一项目核心目的是纠正被以白人为中心的历史观所扭曲的历史。但这一项目遭到很多批评，比如特朗普在任时就表示“1619项目”侮辱美国历史，向孩子们讲授“批判种族理论”相当于“虐待儿童”。他还宣布要成立一个名为“1776委员会”的机构予以对抗，1776年是《独立宣言》签署的年份。——编者注）

在整个冷战期间乃至到21世纪初，美国精英阶层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共识，即在全球政治中维持领导地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残酷战争似乎无休无止，导致许多美国人不仅对中东等困难地区感到不满，也普遍对参与国际事务感到厌恶。

两极分化直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人采取了强硬立场，并谴责民主党人低估了普京，让俄罗斯“重振旗鼓”。前总统特朗普公开拥抱普京，扭转局势。而如今大约有半数的共和党人认为，相比于俄罗斯，民主党人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的威胁更大。电视新闻主播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是保守派人士，他曾前往布达佩斯祝贺匈牙利的独裁总理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an）上任；“拥有自由”（右翼标语，即对抗左翼）比捍卫民主价值观更重要。

对于中国，美国精英阶层有更明显的共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将中国视为对民主价值观的威胁。但这一共识仅让美国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如果台湾遭到中国（大陆）的直接攻击，那么对美国外交政策而言，台湾将是一个比阿富汗更大的考验。美国是否愿意为了台湾的独立而牺牲自己的儿女？同样，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是否愿意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些严肃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如果进行一场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辩论，这场辩论可能会从国家利益如何影响党派之争的角度进行。

两极分化已经降低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而这远不及未来此类考验所带来的威胁。这种影响取决于外交政策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说的“软实力”，即美国机构和社会对全球人民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目前已大大衰减：人们很难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近年来运作良好，也鲜有人同意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美国政治的党派部落主义和职能失调。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标志是能够在选举后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但在1月6日，美国却惊人地没能做到这一点。

执政七个月以来，拜登政府最大的政策失败就是未能充分准备好应对阿富汗的迅速崩溃。从阿富汗撤军非常不合时宜，其背后的考量也不一定明智，但这个决定也许以后看来会是正确的。拜登表示，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将来带来的更大挑战，因此撤军是相当必要的。希望他是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专注于镇压中东地区的暴动，未能成功将“重心”转向亚洲。拜登政府需要将资源和决策者的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与盟友联手对抗地缘政治对手。

美国不可能恢复其早期的霸权地位，也不应该有这个念想。 美国只能寄希望于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维持民主价值友好的世界秩序。能否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取决于美国短期内在喀布尔的行动，而取决于其国民能否重拾民族认同和共识。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是该研究所在莫斯巴赫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