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1月3日
文/亚洲周刊程方、丁雪真
二零一五年的尾声，中国与以色列的紧密关系上升到历史的最高峰，以色列政府拍了一部视频《谢谢，上海》，感谢上海在二战期间接待了来自欧洲两万名被纳粹德国压迫的犹太难民。以色列理工学院与李嘉诚合作，在广东汕头落户。以色列暗中出售给中国的先进武器与技术，也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扰。中国民间兴起“犹太热”，前往以色列的留学生与移民越来越多。
二零一五年尾声之际，国际舞台上有一个越来越受各方瞩目的现象——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正上升至历史的最高峰，或明或暗地，发展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超越了过去国际关系格局的限制。自许为“上帝选民”、被视为智商最高、拥有全球诺贝尔奖逾五分之一的犹太民族，共一千八百万人分布全球（其中以色列约八百万），而它强大的竞争力，正与经济上崛起、达十四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良性互动，也在各自的发展中，投下了重大的变量。
二零一五年，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以色列政府特别拍了视频《谢谢，上海》(Thank you，Shanghai)，谢谢上海人民在二战期间，接待了来自欧洲起码两万名被纳粹德国压迫的犹太难民，感念当时中国人张开怀抱接纳犹太人，从三十年代到二战胜利，犹太人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感情和生命的避风港。七十多年后，以色列政府表达感恩，向上海市民致敬。
这部片子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多钟，但背后却是一段东西方历史的感人故事。一九三九年，在纳粹党于德国发动“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全面镇压犹太人之后，全球都没有国家发出签证给德国与奥地利惶恐的犹太人，但在维也纳的中华民国领事何凤山却发出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签证给这些落难的犹太人，让他们可以投奔上海，避免了以后被送往煤气室的命运。因而这些签证，被犹太人称为“生命签证”。
描述二战期间上海庇护超过二万五千名犹太人事迹的纪录片《犹太人在上海》(Survival in Shanghai)，也于 十二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首映仪式。上海广播电视台历时八个月，辗转德国、奥地利、美国和以色列等国，采访了近四十位犹太难民，完成了这部感人的影片。
同样在二零一五年，著名犹太裔科学家、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当年参与发展的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Israel Institue of Technology），宣布在中国落户，与香港富商李嘉诚合作，在李嘉诚的故乡汕头，成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邀请了以色列的诺贝尔化学得主谢赫特曼（Dan Schechtman）担任副校长，计划在尖端的高新科技与生命科技领域，为中国培养人才。
最近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引来北京的抗议，但在军事世界中，近年北京却在以色列的暗中支持下，获得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有些甚至是源自美国，而华盛顿对此都大为恼火，几度阻扰，但中国的军事发展，背后都有以色列的影子，已经成为国际军事世界的公开秘密。
留学以色列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二零一五年，中国共有两百五十多人在以色列修读博士，大多研究以色列在科技前沿的最新发展，连同在硕士与大学部本科生，共有五百多人，而中国的大学，从山东大学到河南大学，都设有犹太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也有希伯来文的研究，深入了解这个在全球举足轻重的民族。
中国的民间社会也出现了一股“犹太热”，兴起了向犹太人学习的风气。在图书市场上，充斥着“犹太人的智慧”、“犹太人如何发财”、“犹太经典的启示”等畅销书。犹太人和犹太文化，俨然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灵感。
这都因为在过去十几年间，很多中国人赫然发现，犹太民族在神州大地，可以追溯到汉朝，超过千年历史，而河南省开封更曾经出现一个犹太人小区，早在一一六三年，就有犹太会堂的兴建，更有史学家推测，进入中国的犹太人，就是犹太历史中“消失的十支派”的后裔。明朝时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就曾记载与来自开封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安田见面的故事，才第一次晓得开封还保留犹太人的血脉。
赛珍珠写开封犹太人
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作家、一九三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Buck），除了她描写中国农村的巨著《大地》（The Great Earth）以外，也在一九四八年写了一本专门描述开封犹太人后裔在中国被同化的故事《牡丹》(Peony)，为开封犹太人的传奇，作出了文学的脚注。
事实上，千年历史的开封犹太人，和清代统治中国两百六十多年的满人，最后都被汉族与儒家文化所同化，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文字与语言，而只有一些礼仪与生活上的遗痕。开封犹太人甚至后来被误为回族，由于他们戴上蓝帽，被称为“蓝帽回回”。
但今天开封犹太人的后裔，已经设法恢复他们失去的文化传统。他们很多人到以色列去，开始学习希伯来文和犹太的“塔木德”（Talmud）传统，找回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也成为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最新桥梁。
估计目前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达三万五千人，在全国八百万人口中，占很小的比率。 而从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民工，在以色列往往做一些底层危险和肮脏的工作，但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在当地落户，成为专业人士，在以色列发挥重要的力量。
但犹太人和中国关系中，却有一群独特的“中国派”，他们都是当年在中国避难的犹太人后裔，或是就在中国出生。如以色列海军的中将马伦（Eliezer Marom），外公是中国人，母亲是中犹混血儿，在上海长大，父亲是德国犹太人。他曾是以色列海军的灵魂人物，而由于他的中国背景，也被戏称为Chiney。
美前财长上海难民岁月
另外一位来自上海的犹太政治人物，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塔尔(Werner Michael Blumenthal)，他童年时就是上海战火纷飞的岁月，生活艰困，他为面包店派送面包，赚取一小块面包作为酬劳。他后来到了美国，成为卡特总统内阁的重要人物，并参与美中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曾在七八十年代重返上海，追溯自己的童年，感慨不已。
七十多年前，上海、天津、哈尔滨对犹太难民的庇护，让两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患难时荣辱与共，而那段黑暗时代建立起的深厚情谊，为如今蓬勃发展的中以关系早打下了牢固基础。
虽然以色列从一九五零年起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两国却因种种原因，直到一九九二年才正式建交。这是因为北京长期以来强调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在联合国以及全球战略上，重视与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友好关系，也因此对以色列表现冷漠，但其实两国骨子里的亲密关系，早在建交以前就暗渡陈仓地进行。
事实上，犹太人在全球权力版图的重要影响力，令中国当局无法忽视。犹太人的名字确实真真切切写在世界金融史上，比如索罗斯、雷曼兄弟、高盛家族，再比如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还有一连串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格林斯潘和伯恩斯等。
犹太人对于世界金融的影响已经巨大到无可撼动的时候，犹太人的企业精神悄然又延伸至互联网领域。这一次，只用了不到三十年。互联网诞生以来，一直到如今的Web 2.0、Web 3.0时代，牢牢把住这个时代命脉的，都是犹太人。这包括脸书Facebook之父扎克伯格、谷歌联合创始人及母公司Alphabet首席执行官佩奇、前微软首席执行官鲍尔默、甲骨文老板埃里森、戴尔创始人戴尔、英特尔缔造者葛洛夫……
以色列的高科技，吸引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U盘、心血管支架、滴灌技术……这么多高新技术竟然来自这么小一个国家。”本科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葛国栋回想起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会时偶然进到以色列国家馆参观的感受，语气里满是惊讶和震撼。葛国栋现在在以色列本．古理安大学攻读硕士，专业是污水处理，这是以色列又一项世界领先的技术。
在那次世博之旅以前，葛国栋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去以色列读书。同很多中国人一样，他对以色列的了解大多来自国内媒体的报道。那些报道中最常出现的是战地记者，背后是骚乱现场或废墟硝烟。
二零一零年，世博会在中国上海举办。主题为“创新让生活更美好”的以色列国家馆，展出了水科技、太阳能以及人造卫星等诸多高新技术，其中还有一颗嵌有微型摄像机的胶囊，只需将其吞服即可通过体内拍照来进行体检。
在彭博社（Bloomberg ）二零一五年创新指数排名里，以色列的综合评定在全球超过两百个国家和地区里排在第五位。这个人口仅八百万的蕞尔小国排名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在研发、高等教育和研究人员方面表现优异，研发水平更是位列全球第二位。事实上，制作这份排名的彭博社，创办者迈克尔．布隆伯格（彭博）本身也是犹太人。
在彭博社这份榜单中，中国排在第二十二位，在制造工业、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方面的排名均比较靠后，但在高科技公司和专利两项指标中则表现优异，分列第二、第三位。此外，新加坡综评位列第八，香港位列第三十四。
历史上，由于西方主流社会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犹太人长期以来在欧洲被排挤、受到歧视，他们不被允许拥有不动产，他们不得不四处迁移，从事当时社会中最边缘的工作。他们只能从事金融与贸易，甚至成为莎士比亚笔下《威利斯商人》的奸商。
多灾多难磨炼出犹太人坚毅的民族性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建国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包括以色列所有邻国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在内的七个阿拉伯国家共同对其宣战。六十七年里，以色列打了七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不计其数。每一次“停火”的背后不仅仅是“开火”，还有“死亡”和“流离失所”。
和平在这里是脆弱而又有时限的，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不会开战，就像没有人知道耶路撒冷的哭墙何时会流泪。于是以色列人努力让自己变得看上去更强大，好像只有科技、军事一般的硬实力才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在诸多榜单中都位居前列。在美国军事网站Global Firepower的二零一五年世界各国军事实力排名中，以色列位居第十一位。二零一四年，武器出口总额列世界第八位。
从一九四八年到二零一二年，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各项援助总价值已超过二千三百亿美元。以色列更是二战以来累计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一直以来，美国的军事援助都是支撑以色列军费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各国军费开支统计，二零一四年以色列军费开支为一百五十九亿美元。而单单二零一四年美国为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就超过三十亿美元，约占当年以色列军费开支的一成九。
以色列是除美国以外拥有F-16战斗机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还参与研发美国第五代战斗机F-35闪电Ⅱ。以色列本身的军事研发实力也不容低估。从名扬世界的沙漠之鹰手枪、乌齐冲锋枪等轻武器，到后来与中国颇有渊源的怪蛇三空空导弹、哈比无人机等重武器，以色列在几十年内迅速晋升为军工大国，在导弹、无人机和航天器等尖端领域有着显著的技术优势。
二零一三年底，以色列国防部负责防务出口事务的官员迈耶．沙利特（Meir Shalit）被迫辞职，原因是美国发现原本被以色列出售给法国的一套应用敏感技术的电子系统却被法国转卖给了中国。这款由以色列Ricor公司生产的低温微型冷却器常用于多种武器装备的光电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于红外制导导弹的光电系统。这并不是华盛顿第一次因为以色列对华军售而震怒。
二零零五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的阿莫斯．亚隆（Amos Yaron）的辞职也是迫于美方的压力。二零零四年，美国对于以色列同意为十年前出售给中国的哈比无人机检修升级非常不满，称哈比无人机使用了美国技术，要求以方扣留这批无人机，而以色列方面则坚称哈比完全为以色列独立研发，双方各执一词，以美关系一度出现降温。最终以色列国防部高官辞职，以方决定不对哈比无人机进行升级，将其原样送还中国。
曲线救中国
中以之间的武器交易与军事合作由来已久。虽然美国一直从中阻挠，要求以色列限制向中国出售国防武器装备和军民两用的技术，但在中国大陆一些军事爱好者眼中，以色列人总能想出办法曲线“救”中国。慢慢地，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多新面世的国产先进武器上不时浮现出以色列技术的身影，有关中以武器交易的秘闻也开始渐渐被津津乐道。
危机感源于对失去的恐惧。初到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葛国栋曾经问身边的犹太朋友，为什么看上去明明很安定的以色列却总有一种紧张的空气弥而不散？他得到的答案言简意赅——“因为以色列是随时可能亡国的，只要输掉一场战争，以色列就会亡国。”在以色列的时间越久，葛国栋就愈加理解那种从小养成的、时刻处于当下的紧张状态。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在葛国栋刚到以色列后不久，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骤然打破前一天达成的延长停火二十四小时的协议，呼啸着落入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随后，防空警报响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炮火再度炸碎平静。
贝尔谢巴是距离葛国栋就读的本．古瑞安大学最近的城市。冲突再现后，葛国栋所在实验室的几位师兄被军方抽调、派往前线。人生第一次，这个来自中国的九十后感受到战争离自己如此之近，“可能今天还跟你一起做实验的人，明天他上前线就死了”。
犹太人比中国人懂得生活
虽然危机感让以色列人看上去“时刻准备着”，但这并不是说，特拉维夫的街头充斥着慌乱，以色列人无暇生活、不会微笑。相反，谨守安息日律法的犹太人比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懂得如何生活。于他们而言，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在每个星期五的日落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日落降临，他们会放下工作、回归家庭，剥离尘世的喧嚣与躁动，在宁静中沉思、自省。
曾留学以色列的王鲁婴时常怀念起以色列的生活。说起犹太人的生活态度，她讲了一个犹太好友的故事。好友的父母离异多年，她父亲一直一个人住在一套普通的公寓套间里。王鲁婴第一次受邀做客的时候，见到公寓里摆放了两架三角钢琴，颇为惊讶。那间公寓的面积并不大，塞下两架大钢琴后，原本还算宽敞的房间已略显逼仄。她询问了原因，她说回答让她感动又难忘，“因为一架钢琴会孤独”。
说起当时的一幕，如今已做上晚间档新闻节目主编、又曾获首届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的资深媒体人不自觉提高了嗓音，嘴角含笑，眼睛泛着泪光。那位好友的母亲曾经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彼时正在攻读数学博士。
外国人在以色列的安全感
二零零七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英语和希伯来语专业的王鲁婴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做交换生。回忆起在以色列的生活，她说，在一套完善的规则下、沿着可预测的轨迹良好运作的以色列社会，带给她的是足够的安全感。有序和安定，是大多数初到以色列的外国人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
越来越多像葛国栋、王鲁婴一样的中国学生来到以色列留学的背后，是建立在多领域合作基础上的越来越成熟的中以关系。随着中以经贸的相互依赖加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以色列工作。
孟娇娇是《以色列时报》中文网站活跃的博主，经常写文章分享在以色列的学习生活见闻。虽然上课第一天就碰上火箭弹袭击，慌慌张张跟随同学跑了第一次防空洞，但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熟记每栋楼的防空洞位置，听到“铁穹”警报就熟练地前往防空洞躲避。
这个出生在山西大同的九十后女孩现在谈起火箭弹的威胁，就像聊家常一样轻描淡写，好像丝毫无碍她喜欢上这个国家。她刚刚在巴伊兰大学读完MBA，毕业后决定留在以色列，在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工作，负责开拓中国市场。
中以之间经贸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才缺口。对于孟娇娇来说，进入以色列公司工作是鱼和熊掌的兼得之选，既能够继续留在自己喜欢的这片土地上，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两个市场或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作用。孟娇娇说：“现在很多以色列公司都想进入中国市场，对它们来说，非常需要中国员工。”虽然最近以色列的局势又变得紧张，但她似乎很乐观，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从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方面得到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前已经成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二零一四年中以双边贸易继续保持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达一百零八点八亿美元，占以色列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点五。在贸易结构上，中以双边贸易正在经历一场从以食品、钻石、化工等传统产品贸易往高科技、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等方向的转变。此外，双边服务贸易也发展良好，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咨询等领域。
以色列大学生选修中文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整个犹太世界也兴起了一股“中文热”。或者是看到了背后蕴藏的巨大商机，或者是痴迷上异域悠久的中华文化，很多以色列大学生选择主修中文。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始建于一九九五年。在那之后一直到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东亚学系曾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小的规模。零三、零四年是分水岭。整个东亚学系、特别是中文专业的学生数量大量增加，以至于东亚学系的招生几乎连续十年在特拉维夫大学所有学系的排名中都高居不下，最高峰时学生人数接近八百人。
从建系伊始任教至今的张平教授谈起以色列的“中文热”，语气里止不住透着一股欣慰和骄傲，“中文专业最热的年份，一年级新生的人数曾经到过接近两百。这在以色列是不可思议的数字”。虽然最近两年，以色列国内人文学科的招生整体出现了下滑，学生的报考兴趣转向理工科、商科等专业，但是即便处于招生低谷，中文专业新生今年仍有八十多人，相较于其它语种来说，这依然是个不小的数字。在张平教授看来，整个以色列社会的中文学习热潮并没有消退。
快速发展的中以经贸交流带来巨大的人才需求，使得经济原因成为大多数学生报考中文专业的主要着眼点。由于就业形势良好，在以色列学习中文的学生绝大部分一毕业就很快投入到中以贸易中来，然而这也一定程度上给张平教授带来了一个快乐的烦恼——整个东亚学系虽然本科生人数很多，但愿意潜心学术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却相对较少。
除了经贸，文化是推动两个民族交流的另一个动因。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平如今已是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的终身教授。一九八五年，留校攻读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张平正好赶上中国大学里的第一届希伯来语班在北京大学开班，阴差阳错下，本来打算做印度文学方向研究的他没有选择梵语或印地语作为第二外语，反而选了希伯来语。如今回忆起来，他说后来研究方向转到希伯来语、犹太文学这里肯定算是机缘巧合，因为他自己也解释不了，当时为什么会做那个决定。
但他真正转去做犹太传统与儒家传统的对话和比较研究，却是在读博期间受到犹太教当代著名拉比阿丁．施坦泽兹的邀请，翻译完《阿伯特——犹太智慧书》之后。阿丁．施坦泽兹曾于一九八八年获以色列最高荣誉——以色列奖，也是中以建交后第一位访华介绍犹太文化的拉比。
在张平教授看来，犹太传统和儒家传统在面对世界时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一致的——“怎么”，而不是希腊人所问的“什么”。我们最初问的不是“这个世界是什么”，而是“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对于知识分子，这种犹太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有着玄妙而独特的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他们用另一种绵远留长的方式推动两个文化、两个民族之间的相知与相交。
傅有德现在是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同好友张平一样，两人均为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傅有德高中毕业时文革还没结束，特定的时代背景让那一代人无可选择地被赋予了不同于今的历史责任感。
一九七七年，在工厂工作五年后的傅有德“幸运地”赶上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那一年他二十一岁，同他一同奔赴考场的是积攒了十年的应考生，他们文化水平各异，有的高中毕业、有的初中毕业、有的只上过小学。
在文革期间的大喇叭里，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话语模式同美帝国主义一样，固定而一成不变，与之相关联的只有对霸权的想象，甚至二战屠犹的历史也少有人提。傅有德真正开始了解犹太文化是从一九九二年到牛津大学攻读希伯来语的研究生开始的。逐渐了解犹太教，才发现这个同样悠久的文化与儒家、儒学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他发现，近现代犹太教的改革与转变，与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有着诸多共同点；而对于中国人，犹太人那里有太多值得借鉴学习的东西。
犹太与中国改革之比较
他把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犹太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改革派、正统派、保守派等派别与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前后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国粹主义等派别进行模拟。在一个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犹太人和中国人如此相似地产生了大体一致的不同派别。
虽然犹太教由于改革分化成不同的教派，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归属到了某个教派中，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己的传统，同时又揉进了西方现代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尤其是科学的态度和精神，成功地把这些传统的与现代的、民族的与普世的东西都比较好地、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在傅有德教授看来，这是对他启示最大的一点。
在开始做犹太研究之前，傅有德已经在西方哲学研究事业上有所成就，第一本着作《巴克莱哲学研究》备受学界好评、入选人民出版社的“哲学史家文库”系列丛书。回忆起当初放弃蒸蒸日上的巴克莱哲学研究事业，转到犹太哲学与儒家哲学的比较研究上，他说希望从犹太教的近代发展中汲取经验，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与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初想到拍摄这么一部《谢谢，上海》短片的是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柏安伦。当时他正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参观。纪念馆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六十二号，于二零零七年被恢复成一九二八年作为犹太会堂的样子。那是他第一次去到那座纪念馆，心里却浮现出一个格外清晰的念头：“庆祝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一定不能忘却当年发生在上海那段历史，我们要向过去致敬。”
八月二十七日，在短暂的闭馆修缮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当天，《谢谢，上海》在纪念馆首次进行播放。这部时长七十七秒的短片拍摄过程历时四个月，有上百位犹太人参与拍摄，其中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海友好城市海法市市长尤纳．亚哈夫、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约翰．奥曼等。
感激中国人伸出援手
短片中每一个出现的人物，无论年纪、职业，都高举着以汉语、希伯来语或英语写着“谢谢”的标牌，感激中国人在那段无比黑暗的时期里向犹太人伸出援手，致敬两国人民在艰难境况下所建立起的深厚情谊。短片最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语简洁而真挚：“我们永远感谢你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谢谢！”
柏安伦说：“我们制作这部短片，是希望中国乃至全世界有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我们诚挚的感激之情。我们真诚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短片，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谈到中以关系的未来发展，柏安伦表示：“中以两国经济优势互补，未来一定会在更多领域展开合作。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两国友谊之上的，而这正是中以关系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