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2014年10月17日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法国学者梯若尔（Jean Tirole），打破了自1999年以来，由美国人垄断此奖的局面，他凭敏锐的直觉、洞察力及适时的反应，将「博弈理论」（game theory）应用于产业组织研究，从中突显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而形成市场垄断的现象，并提醒各国政府该如何规范，在此一意义上，他站在消费者的一边，获奖的意义尤其重大。

　　早在1988年，梯若尔就出版了《产业组织的原理》（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一书，可归纳为三大要点：其一是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其二是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其三是引入“博弈理论”，质疑“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的可行性，并指出大企业可投过非市场的安排，如合谋、内部整合、组织结构调整等手段，避开监管。

        规管依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各地在电讯、电力、铁路、煤气、水资源等产业引入竞争，从国有化变成私有化，从垄断走向竞争，乃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有见及此，梯若尔在2000年与拉封（Jean-Jacques Laffont）合著《电讯竞争》（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一书，提出电讯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管问题，乃相关政策制定最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梯若尔尝言：世界需要竞争，因此需要学术框架对竞争进行分析。然而，他的论述并非独创，只是因应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深化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监管大企业，以避免他们的权利过于膨胀；这一点很重要，早在1776年，亚当史斯密（Adam Smith）就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中批判寡头垄断：同业聚会，即使是娱乐联谊的聚会，最终必以密谋结束。

　　这就难怪在梯若尔获奖后，《卫报》（The Guardian）财经编辑拉利艾略特（Larry Elliott）即时撰文，题为《何以梯若尔的工作在谷歌世代至关重要》（Why Jean Tirole’s work matters in the Age of Google）,指出梯若尔获奖有三大意义：其一，这世界有许多与世人息息相关的垄断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都私有化了；其二，近年来一些部门的规模和权利不断扩大，并使公众承受了更大的风险，银行业乃最佳佐证，比如因果四大银行已控制了英国高街（UK High Street）；其三，亦是最重要的一点，当前市场权利正遭受一些科技巨头所控制。

　　他特别指出：谷歌公司现任执行长施密特（Eric Schmit）的权力，堪与数十年前的是有巨头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相提并论；科技巨头亚马逊（Amazon）已成为众多书商心目中的大患。

        民生根本

　　欧盟委员会从2010年11月开始对谷歌进行反垄断调查，亦曾对欧洲银行的市场滥用行为施予巨额罚款，钱副主席阿尔穆尼亚（Joaquin Almunia）在获悉梯若尔获奖后公开道贺：“梯若尔是最犀利的经济学理论家……他的研究一直处于经济分析的中心，包括纵向协议、兼并、网络型产业竞争，为我们在运用竞争政策工具上奠定了基础。”

　　梯若尔并非书房里的经济学家，有评论指他的著作关乎民生，因而最“接地气”，2002年，他出版了《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Financial Crises, Liquid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一书，在国际金融界反响甚大，该书从最基本的假设出发，从而考量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尤其是深入分析借贷双方的关系对流动性的影响及其风险，强调市场一且失灵，足以形成国际金融危机。

　　他并不激进，也不是直接抨击市场滥用手段，只是投过多向的分析，想监管机构提出相关建议；他相信这世界不存在经济分所的万应灵丹，也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法，他只是分析某些行业根深蒂固的体制，从而总结并归纳出监管的理据—这一点很重要，也正好关乎全球民生的根本。

        串谋与勾结

　　梯若尔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实至名归，2008年同一奖项的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亦撰写了一篇“迟来的文章”，题为《梯若尔与运算傻劲的胜利》(Jean Tirole and the Triumph of Calculated Silliness),当中提到梯若尔及其倡导的“新产业组织”（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指出在此以“运算的傻劲”之前，经济学家对“寡头垄断”（oligopoly）可谓一筹莫展，并无任何普通的应用模式。

　　克鲁格曼认为“新产业组织”模式的出现，有助于述说关于“寡头垄断”的形式过程，而梯若尔并不光光是大谈理论，而是透过长时间的运筹与推论，从而令监管机构有据可依；克鲁格曼写道：从他的经验可以告诉读者，那是对不公平的竞争有效限制，使监管机构得以重获自由。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梯若尔已开始关注及研究经济组织中的“串谋”或“同谋”（conspiracy）问题，“串谋”与“勾结”乃所有的组织普遍存在的现象，早已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注视，但并无对策，而两者无疑会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竞争，结果就是整个社会所须面对的损失。

        积极策略

　　因此，梯若尔致力于研究此一范畴，提出该如何在制度设计中解决此等存在于社会的老问题，尤其值得加以肯定。

　　此外，梯若尔亦提出了防范“串谋”或“同谋”的基本原理：为了避免“串谋”或“同谋”有损于整个组织的运作效率，就一般组织而言，委托人可以设计一连串新机制（或契约），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使得代理人的受益超越他参与串谋的受益，从而抵销代理人参与串谋，那是一种有效降低“同谋”的积极策略。

　　然而，研究“串谋”或“同谋”亦存在理论上的困难，一般而言，在法律上，这种新机制或旁支的契约未必合法，因而很难纳入到契约理论的框架。由此可见，梯若尔长期致力于分析如何驯服寡头垄断，的确需要克鲁格曼所说的“傻劲”，那才可以改变企业监管的模式。（撰文：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