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亚洲周刊》2014.03.30

文/王国璋

大马政府没善用华裔资源，华裔只能体制外支援，导致在马航危机中无法处理好涉中国事务

　　马航危机发展至今扑朔迷离，局外人难窥全貌。不过该航班上逾半数为中国乘客，马航及马来西亚政府的危机应对却荒腔走板，尤其没处理好与中方家属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马方除资讯发布迟援，态度不佳外，在北京和吉隆坡两地与中方家属的语言沟通也很有问题，更不了街大中华区内的媒体生态，更借助“特使”及大量懂中文的志工协助才得以稍稳局面。马，中关系因此受损，应是预料中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月才刚率团官访马来西亚，两国经济关系尤其紧密。马来西亚是中国近年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五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若论经济关系，马来政治箐英对中国的猜忌犹在，骨子里亲美远胜亲中，两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也未决。无论如何，面对亚洲这崛起中的巨邻，马来西亚在各项国家机制上本应有所调整，强化与中国应对的能耐。遗憾的是，马航危机暴露它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持平而论，东亚区内近年来政经变化过于迅速，莫说东南亚诸国对中国的了解强差人意，中国政府与民间对东南亚邻邦的认识也还说不上透彻。不过马来西亚本该是个异数。环顾东盟诸国，它原本比新加坡更有条件扮演区内“中国通”的角色。其国内华裔社群，论人口总数虽不及印尼（七百万对八百万），论人口比例虽也不如新加坡（两成三对七成五），却拥有大中华区外由小学到大专最完备最蓬勃的中文教育体系。马华年轻一辈九成入读中文小学，中学阶段大多也没荒废中文科的学习，本土大专也不乏中文科系。此外更重要的，是它半世纪积累下来的四万留台人，数以千计的留中学子，以及当前在马求学的数以万计中国留学生。

　　马来西亚政府如果善用这些人力资源，将他们尽量纳为国家体制（如行政官僚体系）内的一员，则面对涉中事务，类似今日的慌乱局面想必可免。事实上，这类遗憾早已非头一遭。晚近最难堪的，莫如二零一一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来访，政府在布城首相署威风凛凛之仪仗队后布置的欢迎看版，竟出现“正式欢迎仪式，与他一起温家宝阁下的正式访问马来西亚”如此贻笑大方的中文词句。这显然是不谙中文的官员偷懒，利用谷歌翻译草草将马来欢迎词改译中文闹出的笑话。

　　新加坡官方也不乏类似笑话，不过性质稍有不同。二零零二年喧腾一时的案例，就是《新加坡旅游指南》中文版竟将Hungry Ghosts Festival（中元节）译作“匈牙利鬼节”，出错原因则是旅游局将翻译工作委外，迳交上海译者处理。如今新加坡政府干脆将中国资源直接引入体制内，让专才（如中国学者，中文主播）于本土“内化”后，纳为己用。

　　大马有完整中文教育体系，且半世纪积累约四万留台人，数以千计的留中学子，加上近年数以万计中国留学生，原有条件扮演东盟区内“中国通”的角色。

　　华裔公务员在马来西亚官僚体系内的比例，数十年来都不曾增加超过一成，华裔军警的比例更低。国家在私领域给非土著公民留下一小块园地，任其耕耘，却重重设限，将公领域尽量保留给土著。温家宝二零一一年访马后，两国相互承认大专学位的谈判加速，二零一二年马方宣布承认中国八百二十所大专院校学位，翌年又承认了台湾一百五十七所大专院校学位。原以为体制“解禁”，岂知公共服务局与教育部的学术鉴定局不同调，只承认极少数的两岸大学学位，换句话说，熟悉大中华区的华裔专才还是难以进入体制内。

　　马来西亚政府是否完全昧于现实？倒也不是。它开始尝试在马来学子为主体的国民学校内引入中文班，也尽心经营专为马来学子而设的玛拉（mara）院校系统内的中文科，更派学生宫费留华，惟迄今成效不彰。说到底，单凭每周寥寥数堂的中文课，精通中文本就不易；国民学校内学校中文的文化情境也不足，马来学子习英文的热情更始终远逾中文。国立大专普遍也未十分关注中国研究，首个专责研究机构——马来西亚大学的中国研究所迟至二零零三年年底才匆匆成立，资源与影响力都远逊新加坡的东亚研究所。

　　然而马，中交流日频，涉中事务益趋繁杂，体制内的干才不足，执政者只好往体制边陲或体制外的方向动脑筋。弹性做法之一，就是这回派出的“首相对中国事务特使”。黄家定无疑是老练政治人物，更娴熟涉中事务，去年两国因燕窝贸易摩擦时，就曾出马斡旋。其特使职务也非“体制外”，乃直属首相署，领高薪并享部长待遇的高位，但却也难谓“体制内”，因那本该是外交系统的职责。至于支援中方家属的华裔志工们，其实多是慈济人和马华公会动员来的人员。马华公会身为执政集团一员，遇此事也只能以体制外形式支援。

　　马航危机中虽也可见美国基于地缘政治角力的暧昧身影，中国的强势表现，却已昭示它在亚太区内的主导势头，马，中互动未来都只会更加频密。马来西亚是否该重新思考其华裔公民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