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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学副刊、期刊、丛刊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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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纸的文学副刊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报纸几乎都有文学副刊或以文学为重要内容的副刊,如《个旧曙光报》的《熔炉》副刊,昭通《东声间日报》的《东声》和《笔垒》,《腾越日报》的《边声》;在昆明,《益世报》有《烽火圈中》副刊,《暹华日报》(曾改名《侨光报》)有《火炬》,《中南报》(三日刊)有《夜光》《南风》《中南文艺》,《云南晚报》有《夜莺》,《观察报》有《小观察》《新希望》《昆明湖》。这些副刊,或出版的期数比较少,或影响不大,或因资料残缺,以下不再一一评介。下面着重介绍《民国日报》等五种报纸的副刊。

  (一)云南《民国日报》的副刊。该报创刊于1930年4月6日,为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抗日战争以前,它的副刊有《杜鹃》《大观》《云南民国日报副刊》《副刊》。抗战胜利后,该报于1946年4月改名《民意日报》,有副刊《人生》《文艺》等。

  抗战爆发后,《民国日报》的《副刊》继续刊出;1937年12月13日发刊的《号角》,强调来稿的“朴实无华”“简劲有力”,认为“要有最明晰的最坚强的民族意识注入在里面,方切合战时的需要”。1938年2月15日,《号角》出新第一期,但编辑方针并无大的变化。1939年元旦,重出《大观》副刊,《〈大观〉的再生》一文说,《大观》要“做时代的号角……高唱着‘铁马金戈’,高唱着民族复兴,歌颂反抗,歌颂战斗!”4月10日,《大观》改版为《驼铃》。以后,又发刊《文艺》(周刊)、《煦光》和《西南前哨》。

  在这些副刊中,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驼铃》,它一直出至1940年年中,共出版约400期。从创刊至第105期,由马子华编辑,以后各期由周辂编辑。在创刊号上,有人撰文说:“骆驼是最能任重致远的动物,必要的时候它不惜为它所服役的主人牺牲;它的工作很苦,在漫漫长途中,只有它颈下的铃子是它的慰音?”这大体可以用来说明副刊以“驼铃”命名的含义。

  《驼铃》的主要作者有张天虚、杨东明、李乔、施蛰存、沈从文、朱枋等。该副刊曾对“抗战时期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批评与谩骂”等问题进行探讨,其中对《“文协”与“同业公会”》《前进病》等文章也进行过讨论或批判。

  《驼铃》为文艺副刊,登载1500字以内的短文。编者要求来稿“言之有物”“与抗战有关”“修辞立其诚”。它刊登的较重要的理论文章、创作和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有:施蛰存的《客座臆谈》,周正仪的《抗战文艺与写实文艺》,马子华的《小说基本教学大纲》,秋帆的《文艺批评讲话》,远夷的《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杨启虞、蒋敬之的《生产建设与文艺》,欧小牧的长诗《黄天荡》,丁东的《西南联大壁报巡礼》和朱枋的《“文协”与“同业公会”》《前进病》等。

  (二)《云南日报》的副刊《南风》。该报创刊于1935年5月4日,为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一开始即有《南风》。1941—1942年间,又先后增加副刊《读者园地》和《文化堡垒》。1947年10月10日,该报更名为《平民日报》,有副刊《驼峰》《大观》《每周文艺》。

  在上述副刊中,《南风》是贯彻始终的,在云南文艺界有颇大的影响。在抗战期间,它曾办成周刊、日刊或双日刊,篇幅也不一致。它一贯重视文艺稿件。编者先后为杨季生、唐登岷、张子斋、宣伯超、李何林等。

  在抗战之初,“《南风》三分之二的篇幅,充满了抗战的呼声”。它刊登了大量抨击日本侵略者,激励民气的简论、诗歌和地方戏剧等,在征稿启事中特别指明“旧瓶装新酒之‘弹词’、‘大鼓’词亦所欢迎”。因为用这些艺术形式来宣传新思想易于为群众所接受。1940年7月22日,《南风》刊出《殒灭和希望》,宣告因报社经费困难而停止副刊的出版。1944年5月7日,《南风》新一号见报,以后断断续续,但一直出至1949年11月末。

  这个副刊,给人突出的印象首先是重视杂文并积极宣传鲁迅精神。《南风第一声》即强调文风的泼辣。不久,又根据鲁迅、瞿秋白的观点来组织杂文稿件并就杂文的有关问题和《民国日报》的一批作者展开争论。这种精神,在《云南日报》的所有副刊中,也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八年中,它们发表《关于杂文》《鲁迅式杂文的时代意义》《洗去喷在鲁迅身上的狗血》《先驱者鲁迅》《颂歌——记一个人》等文。在每年鲁迅的忌日,它们大都刊出诗文或组织特辑以纪念鲁迅。

  其次,对重大问题积极地组织讨论。如1937年11月,讨论街头文艺和把话剧搬到街头去的有关问题;12月至翌年1月,讨论话剧用语问题。这都很紧密地配合抗战的新形势,关注着文艺如何更好地为当时的任务出力等。对《昆明杂记》过火地批判和“抗战时期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的讨论,均发端于《民国日报》,随后《云南日报》的《南风》也介入,且在批判李长之时也流露出地方宗派倾向,虽然在程度上不如《民国日报》陷入那么深。

  

第三,重视批评不正确的文艺观点。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编者的话》,对抗战文学表现出若干偏见。在这前后,“与抗战无关”论在昆明也有所表现。例如在文化人和大学生中,有一些人看不起抗战文学,认为文学是永久的,抗战只是短期的事,永久性的文学不必迁就短期的抗战等。《南风》先后发表了《〈略谈抗战文学〉质疑》《抗战与文学》《谈谈“抗战八股”》《杂谈“与抗战无关”》《“抗战诗”论》等,批判不合时宜的文艺观点。1940年,有人说“全文坛占满了公式化的抗战文章”,并把这斥之为“前进病”,《南风》也刊发了批判这种论调的文章。

  此外,《南风》发表了不少有较高质量的创作、评论和比较重要的文学史料。从创作来说,小说有陈铨的《蓝蚨蝶》;诗歌的优秀之作则有《大家听》《出征记》《我是放出了一星燃烧世界的火种》《恋战场》《山滚动了》等。文学理论、评论和其他重要文章有:《文艺工作者怎样充实和武装自己》《昆明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昆明的笔垒》《有关修筑滇缅公路的征文》《我们怎样开筑滇缅路特辑》《记叶紫》《给贫病作家的一封慰问信》《怀巴金先生》等,它们或者作了理论的阐发,或者是较好的散文,或者保留了珍贵的史料,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字。

  (三)《中央日报》(昆明版)的副刊《平明》及其他。《中央日报》于1939年5月15日发行昆明版,一开始即有《平明》副刊。1940年10月16日,改出综合性质的《中央副刊》。1941年,有副刊《人生》《文艺》《语文》等。1942年,出副刊《文丛》;同年7月7日,复出《中央副刊》,其任务是给予青年“精神上的训练和陶冶”,“知识上的启示和充实”,并把“反映抗战之文艺创作及漫画木刻”列为征稿内容之一。1944年有《星期增刊》,5月14日,该增刊出革新号,由王了一编辑至年末,5月16日,出《文林周刊》。日本投降后,该报有副刊《新天地》《艺文》《妇女文艺》《新垦》等。

  《平明》副刊的“编者话”说:“我们并不需要个个人都喊口号,或者写点抗战故事,因为口号不寄托在实际的东西上面就变成空洞的名词。”还说该副刊的目标是“忠实于自己的笔,写出自己要说的话”。1939年7月7日,《平明》有编者所撰的《七七两周年》,文章反对“许多人”的“杜撰……许多抗战的小说或戏剧,以沽名赢利”。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和梁实秋《编者的话》中的意见完全一致。

  《平明》是文学副刊。在1939年5月18日刊登《启事》,说拟征求“地方性的文艺”“文艺情报”“战区服务的通讯”“边区生活描写”等,但实际上,它的地方特色并不显著。到1940年下半年,该刊不再单独选稿,而是“将投来稿件转寄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室……重庆发表以后本副刊再行转载”。

  在抗战时期,《平明》等副刊的主要作者有沈从文、赵萝蕤、卢静、朱自清、黎舒里、李霖灿、王了一、李广田、闻一多、马尔俄、马子华等。沈从文的散文,王了一的杂感(《棕榈轩詹言》),闻一多的专论以及马子华的《布鞋》,白平阶的《神女》,卢静的《呜咽的扬子江》等,都是较有特色的作品。由于《平明》等副刊的作者文化层次都比较高,所以稿件的艺术质量一般地说就比较好。

  (四)《正义报》的副刊《大千》。《正义报》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以民办报纸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它是由地方财团支持的,其正刊的政治态度和《民国日报》《云南日报》相接近。

  《正义报》的副刊,基本上只有《大千》一种(抗战胜利后,则有《文艺》《影与剧》等)。它是以文艺为中心的副刊,编者杨东明(吴闵)在《大千四年》中曾说:该刊“‘四开’出过,‘八开’出过,‘十六开’也出过”。1945年5月31日,《大千》出了末期后停刊,8月2日复刊,“稿约”中说:“各种稿件均需现实性较强,与抗战有关,不收毫无‘正义’感言之无物的作品。”在5月末停刊前,杨东明写了《告别读者——并谈我与〈大千〉的始终》,说副刊中“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但这些涓涓细流,也许会助长了长江大河的水位吧?诚然《大千》刊出的许多作品,是青年的习作,有些人也许会嫌幼稚……谁能否认成功不是从幼稚起步?”

  八年间,在《大千》上发表文章较多的作者为李乔、包白痕、罗铁鹰、林士诒、白浪、常枫、海涛、溅波等。它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云南的青年,好多还是刚开始的执笔者。这说明《大千》确乎有“作为文艺青年自己写作的园地”的意图。在写作园地上,幼稚就说不上是什么大的缺点了。并且,上面也有不少较好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如李乔的关于民族地区的系列通讯,又如《人民的鲁迅》《边疆文艺工作的路标》(均为论文)、《如果真爱聂耳》(杂文)和关于《海滨夜歌》《无花果》《诗论集》《后方的岗卫》以及《孔雀胆》演出的评介、后记等。

  (五)《扫荡报》的副刊。《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1931年创刊于南昌。昆明版《扫荡报》于1943年11月1日开始出版,有副刊《现代文艺》《戏剧•电影》,但主要的副刊为《扫荡副刊》(综合性质)。1945年11月12日,该报易名为《和平日报》,所出副刊为《鸽铃》。

  《现代文艺》的《一点希望——致读者》(1943年11月6日)强调刊登与抗战有关的诗文,“让我们也嗅些火药气息”。《扫荡副刊》刊登的《作者•编者•读者》(1944年6月9日)一文说:“文艺是反映现实(人生),指导现实(人生)的,每为一文,必求其有社会意义,无病呻吟的,不要,风花雪月的,不要,自然,也并非天天都板着死面目。”同时,编者又宣告对投稿者一视同仁,但对无名作者有所倾斜:“‘名字’对读者比较‘面熟’而并无深刻内容者,不登。无名作者们的稿子,只要有内容而技巧就算‘还差一把火’也登。”

  《扫荡报》副刊旗帜鲜明,编辑态度较为严肃。它没有刊发意气用事、无原则地论争的文稿;对援助贫病作家的运动,副刊极力呼吁,认真投入。

  该报副刊发表的重要创作有话剧《梦的微笑》,诗歌《心•开会》《我的歌是眼泪和朝霞》,杂文《借镜与忌镜》,理论、评介《昆明文化界今日的课题》《后方的岗卫序》《海滨夜歌自序》和“孔雀胆公演特辑”等。

  在抗战期间,云南报纸的文学副刊,不再只是刊发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是反映人民的抗战激情、民族的义愤和生活的严峻。它们所刊载的文章,一般都比较简短,约在1000字左右,类乎手执匕首、投枪的轻骑兵;简论、通讯、杂感、短诗是常见的文学体裁。它们起到了文学为抗战服务的作用,而且在不少的征稿启事中,就指明来稿应和抗战有关。我们现在翻阅那些发黄变黑的报纸,在副刊中,还可以感受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民的叹息、呻吟、挣扎、奋起和战斗的呐喊。

  这些副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政治态度上和正刊有区别。虽然这些大报,都是国民党党办、官办的,或者以地方财团、军队等为后台,因而在政治上是“右倾”的。但是,副刊的编者,如张子斋、吕剑、马子华、周辂、杨季生、李何林、王了一、杨东明、韩北屏等,或是中共党员,或是进步的学者、文艺工作者。所以,就连《中央日报》也刊发了不少有进步倾向的文章,例如《棕榈轩詹言》就以“文词犀利,痛斥时弊”而获得好评。《扫荡报》的副刊,则以“你扫荡你的,我扫荡我的”为特色,保持自己的独立倾向。宋云彬在《沈雁冰》一文中曾说:抗战期间,“昆明《扫荡报》总编辑高紫榆,副刊编辑吕剑,都是前进青年,所以昆明《扫荡报》作风和各地的《扫荡报》不同”。对正刊如何评论,这不属我们的研讨范围,至于他对副刊评价,那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各报的副刊,在培养文学青年上也有成绩。云南的文学青年,绝大多数都首先在副刊上露面。《云南日报》的副刊,组织过有关修筑滇缅公路的征文;《中央日报》的副刊,强调面向青年;《正义报》则有意为文艺青年提供写作园地。当然,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一工作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沈从文在《五四节谈谈报纸副刊》《怎样办好一份报纸》中,曾强调副刊应为培养青年作家一事出力,说如果报刊“出版一年半载,发现三五个有希望的作者,发表几篇有价值作品,不失其为‘成功’”;他进而指出云南报纸的副刊在这方面重视不够。从有希望的作者不多、成长不快这一角度来看,这一批评也是有根据的。

  如果说,对一般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提出有计划地、从战略的高度来培养文学青年,是太高要求的话,那么,要求编者在组织讨论或论争时,做到有序地、对事不对人地开展,则是理所当然的事。编辑完全可以把好这个关。譬如说,对出格的人身攻击和对人不对事的来稿,可以进行必要的删改,也可以不采用。总之,应让讨论或论争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要旁生枝蔓。可是,报上的有些文章,竟会发出“催泪瓦斯”的威胁(1939年9月12日《民国日报》)和多次出现“把火力集中到攻击个人身上去”(1939年4月25日《云南日报•一封读者的信》批评论争中的这种偏向)的现象,往往使矛盾复杂化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讨论的深入,最终是不欢而散。这一点,确乎反映出某些副刊编辑工作中所存在的弱点。

       二、文学期刊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一书,所收云南的刊物,仅《战国策》一种。它是综合性的文化刊物,因“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而收入的。抗战时期,各方面的困难比较大,云南的文学期刊不多,特别是因经费支绌和人员流动等原因,刊物很难定期出版,寿命一般也不长。加上岁月流逝,书刊资料散失,有些刊物如《黎明》(李何林等编辑)、《微波》(江新苇编辑)、《金碧旬刊》(罗铁鹰编辑)等,或严重残缺,或尚未发现。这里仅根据现存资料,对《文艺季刊》等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刊物或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加以介绍。

  (一)《文艺季刊》。创刊于1937年11月,李寒谷主编,特约编辑为杨光洁、周辂。后来,李因病回丽江,杨投笔从戎,自第三期起由周一人负责(刊物上仍署主编人李寒谷、周辂)。

  该刊之目的,“是在希望把外边朋友的稿子拉到云南来,把云南作家的稿子,介绍到外边去,使文艺上,作一种沟通对流,而把云南文艺界弄得活跃些”(《第一期编后》);主编者还说刊物要作“祖国的喇叭”“枪筒里的弹篁”(《献诗》)。

  它刊登了直接服务于抗战的大量通讯、诗歌(曾设“抗敌诗歌”栏目)和《抗战诗歌的特质及途径》等论文。它的另一特色则是发表了《劫》《变》《耳朵》《贩烟土的一群》《石碑山的火》等乡土文学性质的小说。

  《文艺季刊》的作者有沈从文、徐梦麟、彭桂萼、马子华、李长之、施蛰存、萧乾、李乔等。在第三期上,还发表了工人迎风(周寿明)的生活实录《开炉》。据统计,它共发表小说10篇,论著9篇,杂文5篇,散文6篇,通讯7篇,剧本1种和诗歌33首。它在云南文艺界有较大的影响。

  该刊每期得到省教育厅的补助费30元。后因物价暴涨,纸币贬值,这点补助费已无济于事;1939年7月出了第四期后就无法继续了。

  (二)专县的刊物。除各地旅省学会出版的《腾冲旅省学会会刊》《丽江旅省学会会刊》《大盈江》《新缅宁》《堂琅》《建学》等以外,在专县上则有《怒江》《怒江旬刊》《晨暾》《警钟》等。它们均刊登文艺稿件。其中影响最大,以文艺稿件为主的是《晨暾》和《警钟》。

  李生庄编辑的《晨暾》,是腾越简易师范学校出版的综合性杂志。该刊说,需要火与热的文字和“斗争、愤怒、斫杀、钢的意志、铁的事实”,强调内容要“不悖于时代精神,并能适应抗战需要为主”。

  《晨暾》创刊于1938年5月1日,共发行5期。第二、三两期分别出版于该年的11月和12月;第四、五两期为合刊,于1939年12月出版。该刊登载了较多的文学作品,为繁荣云南特别是边地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中重要的文章有徐嘉瑞的《中国民众文学概论》《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墓碑》《东方的火把举起来了》;白平阶的《没有刊出的新闻》《路工》《蛮荒》;此外,还有李生庄、彭桂萼、李根源、李芷谷、刘尧民、彭桂蕊等人的作品。

  《晨暾》还保留了一批文化史料,如介绍1937年10月《雷雨》在腾冲演出的情况,关于地方出版物如《腾越日报》《抗敌月刊》《怒江》的介绍及其他有关边地的文史资料。

  《晨暾》为专县办刊提供了经验。它很重视面向当地的实际,还专门设置了“边地问题研究”栏目;在第三期的《编后记》中还指出:“为切合于特殊立场计,我们宁肯偏于实际问题:因为必须如此才足以见出本刊之特色。”该刊由于内容丰富,具有地区性特点,颇受欢迎,例如创刊号“分寄昆明、缅甸、暹罗、星加坡,不几天通通卖完了”。

  《警钟》季刊于1938年12月创刊,由缅宁(今临沧)警钟社出版。该社的社务主任为邱振声,编辑主任为彭桂萼。创刊号共58页,约6万余字,由彭桂萼主编,虞际唐、彭述先为编辑。从编辑方针、栏目设置来看,明显地受到《晨暾》的启发。据《编辑室播音》说,《警钟》的作者“多在缅宁,编辑则在双江(按:彭桂萼当时在省立双江简易师范任教),而印刷又在腾冲(按:托腾越简师校长李生庄交华光印社印刷)”。《警钟》共出版6期,从第二期起,出版时间分别为:1939年秋,1940年春,1940年夏,1941年10月,1945年春。第五、六两期,是在昆明印刷的,彭耀秋有《未爆发的火种——送〈警钟〉季刊至昆明付印有感写此》。

  《警钟》为着重文艺的综合性刊物,欢迎各种文体的作品,但内容以“有关抗战及边地者为最需要”。《我们的警钟》一文说:在抗战大业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警钟》则是“以出知识的姿态出现于抗战建国的场面上”。它所载的重要文章有《风暴中的号角》《我怎样走向诗歌之路》《绿云下的汀旗》《认识边疆表现边疆》《赠澜沧江畔的歌者》等。此外,还有艾芜、朱自清、沈从文、郭沫若、李广田等的书简。

  警钟社还打算出“警钟丛书”10册,结果只出了4册,即彭桂萼的《边塞的军笳》《怒山的风啸》和罗铁鹰的《海滨夜歌》《诗论集》。

  (三)《文化岗位》。这是“文协”云南分会主编的刊物,1938年7月13日创刊,1940年2月出了第二卷第二期后停刊。

  该刊重视联系云南的抗战实际,发表过《加强团结加强我们后方的文艺建设工作》《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与云南文艺》《发展边疆文艺工作的提议》《展开地方文艺运动!动员地方文艺壮丁!》《文抗会是怎样成立的》等重要文章。其次,“文协”分会重视文艺青年培养工作,这一方针也体现在《文化岗位》当中。该刊曾组织“九月文艺竞赛”,目的就在于造就文艺的新军。

  (四)《战歌》。救亡诗歌社编辑,实际编辑者为徐嘉瑞、罗铁鹰、雷溅波三人,罗铁鹰出力尤多。《战歌》挂靠在“文协”云南分会,徐嘉瑞等三人均为分会的成员。但是,分会只是挂名,具体工作均由罗铁鹰等独立负责。

  《战歌》为“抗战诗歌刊物”,欢迎“与抗战有关之诗,歌,小调,歌谣,鼓词,剧诗,歌剧以及有关诗歌之论文,批评,介绍翻译等”。它于1938年8月创刊,共出版9期。第一卷第二期内含“九一八特辑”,第一卷第六期为“通俗诗歌专号”。

  《战歌》的作者,除省内的以外,还包括茅盾、汪铭竹、锡金、征军、蒲风、陶行知等,还有延安、晋察冀边区的作者,覆盖了全国各地。茅盾把这个刊物誉之为“闪耀在西南天角的诗星”。《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七期上《诗刊一束》一文也说《战歌》是“一个非常充实的诗刊,一个全国集中性的诗刊”。

  除刊物外,救亡诗歌社还出版“战歌丛书”,已经出版的诗歌集子有《战火》《原野之歌》《无声的炸弹》《澜沧江畔的歌》和《火之歌》。

  (五)《诗与散文》。创刊于1940年8月1日,由天野社发行,编辑为龙显球、刘光武、王燕南等。初始为月刊,以后有时隔月,有时半年才出一期,有时甚至隔年,基本上无固定的出版时间。1946年6月4日曾出8开2版的《诗人节特刊》。所见末期为1946年10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五期。1950年8月1日复刊,刊名改为《诗歌与散文》,由普梅夫主编。

  《诗与散文》在开始阶段只登载“诗歌,散文及其理论”,后来也刊登其他作品,如巴金的小说《文淑》,杨光洁的抗战悲喜剧《海阔天空》和欧小牧的历史小说《捉月》等。

  《诗与散文》存在时间较长,作者的面相当广。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九期的刊名由闻一多题签。它刊载的重要作品有高寒的《悲剧及其他》《流矢之歌》,寒谷的《撕包谷》《倮火山》,杨百达的《史迪威》,落繁的《聂耳颂歌》等。它曾设“学习园地”栏目,发表过“速写习作”“散文习作”,有意于培养文学青年,只是没能坚持下去。

  (六)《文聚》。1942年2月16日,为打破“皖南事变”后“昆明的文坛太沉寂”的局面,西南联大文聚社创办了纯文艺刊物《文聚》,由林元、马尔俄编辑。创刊号标明为半月刊,以后就不再标出,其出版间隔一般在两个月左右。1943年12月8日第二卷第一期出版后停刊;1945年元旦复刊,6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为末期。林元在《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中说:(1945年11月4日)“我和马尔俄办《独立周报》(4开本)时,便成为该报副刊,刊头仍沿用期刊‘文聚’二字的字体。”另外,文聚社还有编辑“文聚丛书”的计划,含小说5本,散文3本,诗2本,但只出版了3册,即卞之琳译的《〈亨利第三〉与〈旗手〉》,穆旦的《探险队》和沈从文的《长河》。

  《文聚》宣称为纯文艺刊物,言外之意是不过问政治。其实,这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当然,编者也不满意抗战前期某些作品的口号化、概念化的倾向,有意在艺术上加以追求。完全脱离政治自然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如刊物上的长诗《我怀念你呀,莫斯科》和副刊上的《招魂》等都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正如林元所说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为《文聚》执笔者,除西南联大的师生外,还有校外和省外(含解放区)的作者,如楚图南、何其芳、杨刚、袁水拍等。该刊所登载的重要作品,有沈从文的小说《王嫂》《秋》(《长河》第二章),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日边随笔》,辛代的《红豆》,以及诗歌《赞美》(穆旦)、《滇缅公路》(杜运燮)、《十四行六首》(冯至)等。《文聚》和《战歌》,是云南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刊物。

       三、文学丛刊

  期刊和丛刊,有下列两点区别:期刊要定期出版,或半月,或一月、两月、一季出一期,丛刊的出版时间或视集稿等情况而定,比较宽松;期刊要向内政部申请,领取杂志登记证,同时,还要逐期由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审批,领取许可印行的凭证,丛刊则不必经过内政部。

  但是,这些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不少期刊,出版并不能定期,而有些丛刊的出版周期则颇有规律,如《孩子们》就基本上是一月或两月出一集。李公朴说:以后“打算改为正式的期刊”——我们在这里就以丛刊看待了。

  (一)枫林文艺丛刊。以刊登诗和散文为主,由邱晓崧、魏荒弩编辑,枫社出版。1943年5月17日,枫社在给昆明市市长的呈文中说,他们拟出《枫叶文艺》(月刊)。据回忆,“枫叶”二字,“是由唐人杜牧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所想起的……最后终以‘枫叶’比较单薄,独木也难蔚为大观,还是‘枫林’较为丰富……”。

  枫林丛刊共出6辑。1943年出版4辑,即《辽阔的歌》《生活与苦杯》《云的童话》《浪子谣》;1944年所出的两辑为《灯及希望》《致波多莱尔》汪铭竹《波多莱尔》(1944)。。后因负责人前去重庆筹备“诗文学社”和出版诗文学丛刊,枫林文艺丛刊就没再继续出版。

  枫林文艺丛刊的思想内容,进步倾向很明显。《辽阔的歌》缅怀那“遥远的北方/穿着草鞋/站在山顶沉思的歌者”,诗人“向黑色的世界/呵呵的狂笑”;《不知名的花朵》礼赞“红岩嘴上的那一枝花……是多么严肃、美丽和亲切”;《什么是“生活”?》鼓舞青年人的战斗热情,希望活得“像骆驼”“像海燕”“像苍鹰”。正因为如此,他们被攻击、威胁,寄来的恐吓信在“后面画了一个骷髅、两根交叉的骨头和一把鲜血淋漓的刀子”。该丛刊的艺术质量也较高,总是努力把思想、倾向性融化在形象中。谷风(牛汉)的《长剑,留给我们》就以其气魄之雄浑和诗句的刚健有力而获得人们的好评。在当时的文学丛刊中,枫林文艺丛刊的影响颇为广泛。

  (二)《孩子们》。这是32开本的儿童读物,由夏风主编,王吟青发行,北门书屋印行。

   在1944年9月22日出版的《孩子们》第一集中,李公朴在《写给贤明的家长和教师》一文里说:孩子们面对“内容单独的课本和贫乏的学校生活”,便企图从课外阅读中得到充实,但市面上不好的武侠小说之类,给孩子们的是“荒唐的故事、怪诞的思想和封建的毒素”。因此,他们决心编辑儿童读物,为的是“使孩子们在优良的课外读物中发现课本以外的新天地”。

  该丛刊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大孩子写给小孩子看的,题材新颖美丽,含意深而文体通俗……还有一部分是小孩子写给小孩子看的,题材纯洁天真,生气蓬勃。”[杨光洁:《介绍(孩子们)》]编者的态度严肃认真,力求稿件“内容的多样性,进步性,现实性和健康性”,因而颇受欢迎,如第一集曾于1945年4月再版。丛刊上夏风的《先生和学生》,包白痕的《春天》,光未然的《我的第一个师父》等都是较好的作品。丛刊设有《小辞典》栏目,对“民主”“法西斯”“寄生虫”“奴隶”“军阀”等加以解释,在叙述、说明文字中也透露出丛刊的倾向性。另外在第二至第四集中,还积极响应援助贫病作家运动,发起并组织募捐。

  《孩子们》第六集出版于1945年5月。该丛刊共出版8集,但后2集未见。

  (三)白鸥文丛。白鸥出版社编辑(具体负责者为王运生、赵汉章),缪光宇发行,大中印刷厂印刷,共出版两辑。

  第一辑题名《人的工匠》(用彭燕郊的散文题为辑名),于1943年11月1日由人文书店编辑部出版,除翻译外,收入诗歌(姚奔的《当我沉默的时候》等)、小说(周正仪的《未婚妻的消息》、刘北汜的《昏暗里》、予林的《宝绿皇帝》、石镔的《王教头》)、戏剧(海莱的《春夜》)和散文。

  第二辑为《未完的梦》(用卢飞白——笔名张冬宇的散文题为辑名),于1944年3月23日出版,近5万字。收入郭风的《开窗的人》,姚奔的《爱》,刘北汜的《尘烟》和刘澍德颇有特色的小说《被遗忘的人》等。

  据说,第三辑已编好,有中篇《晚餐》和《消长》,但未能出版。

  (四)民主文艺丛刊。该丛刊之一是《文艺的民主问题》,以群、光未然任主编,由北门出版社于1945年3月31日出版。两位主编分处昆明、重庆两地。光未然主持昆明的座谈会,出席者有楚图南、李何林、杨东明、赵沨、吕剑、李公朴等,就民主运动与文艺运动的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会记录即以《文艺的民主问题》为题发表。闻一多因病没有出席,但他事后补述了看法,也纳入座谈会记录刊出。以群则在重庆主持座谈会,出席者有茅盾、胡风、沙汀、艾芜、臧克家、何其芳等,座谈记录即以《今日文艺工作者的切身问题》为题发表。该丛刊主要是结合现实,从理论的角度谈文艺工作者怎样实践民主运动的任务(尚钺即以此为题写了论文)的有关问题。此外,还刊登了楚图南的散文《记杨保堃》;诗歌有何其芳的《神兵的故事》,张帆的《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还登载了光未然的《评〈云岭牧歌〉》和《我怎样整理〈阿细的先鸡〉》等。上述理论文章或创作,都努力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这一点,和其他文学丛刊有所不同。据说,民主文艺丛刊还有一辑名为《艺术与人民》,但未见。

  抗战时期云南出版的文学丛刊还有《云南生活》(高原文丛之一),于1944年2月1日出版。刊载有光未然的《镇魂曲》和整理的《阿细的先鸡》;华山(光未然)的《云南生活——地方色彩和地方性格》,强调文学工作者要着重描写云南的现实生活,还说云南青年的特点是朴素、诚恳、热情内蕴并富于坚持性。但“忠实而缺少机警,诚恳而缺少辩才,缺少组织性和计划性……表现为散漫和迟缓”。除高原文丛外,还有新地文丛(1943年6 月13日出版)和缅云师范辅导丛刊,后者所刊除《后方的岗卫》外,不属纯文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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