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尼采的学说正在日本风行。这股“尼采热”感染了鲁迅。他之所以赞同和提倡“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主张，主要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这种主张作为战斗武器，作为自己理解的革命道路，但很明显，这当中包含着鲁迅受尼采等人影响的因素在内。
尼采（1844—1900）在世时比较潦倒，默默无闻，但死后不久，声誉却与日俱增，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萧伯纳、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受过尼采的影响。日本作家想以尼采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振兴日本民族的思想武器。在我国，章太炎、郭沫若、茅盾以及高长虹、丘东平等，都曾深受尼采学说的影响。郭沫若在《匪徒颂》中，向尼采、达尔文、哥白尼这些“学说革命的匪徒们”大喊“万岁！万岁！万岁！”茅盾也说：“我那时所以对尼采有兴趣，是因为尼采用猛烈的笔触攻击传统思想。”《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33页。此外，高长虹喜欢写尼采式的诗歌，丘东平在1935年还说：“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转引自《沫若文集（8）》，第394页。
鲁迅到日本后，对尼采发生兴趣，这是事实。当时他“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鲁迅的故家》，第390页。。早在1907年，他在《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就以赞同的态度引用过尼采的一些话。1918年写的《狂人日记》《坟》《热风》和《华盖集》当中的某些文章，从思想内容到文字表达，都和尼采的著作有关系。我们试看下面的例子：
甲、“破坏者……他只能踏他的脚在贱民的嘴里以此而堵塞了他们的喉咙。”《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947年文通书店版，第100页。
“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180104致许寿裳》。
按：尼采之对“贱民”和鲁迅之对愚昧的同胞，语言上均有不敬之意。
乙、“许多有权势底人要讨好于人民，在他的铁骑之前，驾着一头小驴，一个知名的智者。”《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947年文通书店版，第109页。
“山羊……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一点比喻》。
按：两人立场不同。尼采指责权势者“讨好于人民”。鲁迅指责智识阶级中的某些人把被统治者领向屠场，为权势者做帮凶，“讨好”于权势者。但两人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很相似。
丙、“这古老的偶像崇拜者，仍然居住于我们的心中，他烧烤了我们的最优良者做成他的宴筵。”《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947年文通书店版，第243页。
“我现在发现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答有恒先生》。
“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灯下漫笔》。
按：尼采所说的“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最优良者”，是指超人；他恨超人受世俗的束缚，不能脱颖而出，不能为所欲为。鲁迅则责备“我自己”，揭露所谓中国文明的反动作用。但是，两人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多么相似！
正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刘半农曾送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联语，“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以反对”。自然，把鲁迅的思想简单地说成是“托尼学说”不一定合适，因为他的思想和托尔思泰、尼采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确乎说明鲁迅曾经受过尼采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不重视甚至抹杀这一影响，原因是尼采名声不好，所以怕承认这一关系，会影响鲁迅的高大形象；或者由于资料不全，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没有发现二者的关系。例如鲁迅曾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180820致许寿裳》。人们往往用这作例证，证明鲁迅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思想跃进了，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等等。鲁迅确乎受到这些情况的影响，但从《致许寿裳》中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这因为紧接着“毫不悲观”之后的是：“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180820致许寿裳》。从鲁迅对“思想颇变迁”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毫不悲观”，乃是从进化论和尼采思想出发来观察问题的结果。信中所说的“国之观念”云云，和尼采的国家观有关（当然也有区别）。《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认为：“只国家消灭了的地方，才开始有人，不是多余的人”；“国家……是一头伪善的狗”；“注视着国家消灭了的地方！你们没有看见那么（里）——那达到超人的彩虹和桥梁？”尼采把国家认为是束缚超人的“一切冷酷的怪物之中的最冷酷者”。鲁迅的看法自然和尼采的不完全相同，但他的“国之观念”也不是正确的看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观念不是无缘无故在房间里冥思苦想产生出来的。1918年，他曾翻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序言》的前三节，对尼采仍有浓郁的兴趣，他的“国之观念”云云，显然和尼采的影响有关。
除国家观以外，鲁迅在超人问题上、教会问题上，均和尼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狂人日记》的主人翁，《野草》中的《复仇》《墓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及杂文集中的不少杂感，都有超人的影子。尼采反对教会，他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等当中反复地说，教会“最虚伪”，“一个人要摸圣经，必须带上手套，才可以免得弄脏了他的手”；“上帝之唯一的可饶恕，就是上帝并不存在”，“‘上帝已经死了’！谋杀上帝的凶手，就是我们！”鲁迅也反对教会的扼杀真理，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说“教宗淫用其权威”。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统治着人间，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科学家就被视为“叛道”，遭受严重的迫害。鲁迅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反对上帝造人说，在《人之历史》中指出：“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
正由于思想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产生共鸣，所以鲁迅在早年就对尼采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赞扬他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说尼采“假察罗图斯德罗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今之世……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按：指主观认识摇摆不定、随大流），‘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按：怕出头，不敢率先提倡什么，唯唯诺诺）。……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鲁迅通过狂人所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大体上也就是“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的回响。冯至曾论及鲁迅和尼采，说这两个人“的确给他们那时代的伪善者和乡愿们的‘好世界’多留下了一些缺陷，……我看到社会上光怪陆离难以容忍的种种现象感到苦闷时，读几段他们的名言隽语，如饮甘醇……至于……消极方面，往往在我的兴奋中被忽略了”《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第78页。。
可见，鲁迅和尼采确乎有关系。他从尼采那里吸取的有消极的东西，但从社会效果来看，也存在着积极的一面。
一、鲁迅强调人的觉醒，强调“立人”，坚持对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尼采的哲学强调认识、发现“自我”，敢于斗争、敢于超越，充分体现人的权力意志。这一切，和超人学说的关系相当密切。鲁迅的主张，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在清末，内忧外患严重，人民没有觉醒。洋务派的坚船利炮政策在甲午海战中破了产，败于吨位、火炮均不如中国的日本海军。战败后，割地赔款，国家实力大大下降，连武器也不如人了。物质力量薄弱的人，扬长避短，更应该强调人的思想因素。所以，鲁迅的主张，乃是当时的战斗任务之一，有积极意义。
二、鲁迅在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上强调反帝反封建。尼采的学说，富于批判性；它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狡诈、偏伪来立论，碰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顽症。《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一书指出：“尼采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反对自由资产阶级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伪善的最早动因。”鲁迅强调的是尼采对社会流行的秩序、道德的叛逆性，针对的则是旧中国的种种丑恶现象，这在鲁迅身上，发生了类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用，具有尼采本人不可能有的进步性和革命性。
像鲁迅等对待尼采的态度这一类现象，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清朝末年以及在五四运动的时候，青年们急迫地学习西方的种种理论，由于一时划不清界限，很有点“兼收并蓄”的味道。他们学习进化论、天赋人权论、马克思主义时，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也发生了兴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鲁迅受到尼采思想的一些影响并不奇怪，而其原因大致是下面两点：一、面对“风雨如磐暗故园”的现实，特别是在筹办的《新生》夭折以后，鲁迅感到寂寞、苦闷、彷徨，这时，尼采的学说提供了一条似是而非的出路，容易引起鲁迅的兴趣，使他产生好感。二、尼采的著作有虚假的反抗性和某种艺术性，它通过诡辩的手法所散布出来的反动思想不太容易识破，使鲁迅对它的思想内容产生了某些误解。《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一书说：“尼采哲学中的奇言怪论和尖锐批评、虚假的反抗性和否定精神往往使这些人惊异。尼采仿佛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现实的某些丑恶方面，引起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假仁假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假民主的抗议和愤慨。”“他常常把话说得自相矛盾，玩弄矛盾的双重性质……借以造成言之成理，可以信服的幻觉。……在警句里面作者思想的发挥并不按照三段论法依次进行……这就为读者提供了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原话的广阔天地。”鲁迅也说过相类似的话：尼采的文章“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理解”；“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章，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应该说，鲁迅本人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
反动的尼采对鲁迅产生好的影响，这如同在社会观上反动的《天演论》会对鲁迅产生好的影响一样，因为它“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的狂人并不等于尼采的超人。他不是原封不动地把尼采的思想搬过来，而是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来吸取。因此，对鲁迅曾受尼采影响这一面不敢正视，固然不对，但是，如果对这一面过分夸大，甚至说从往日本留学起到五四运动前后止，鲁迅是什么尼采主义者，这也是不正确的。
譬如说，鲁迅在前期笃信进化论。尼采呢，似乎也相信进化论，他“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别说超人”，认为生物的发展由虫豸而猿猴，由猿猴而人，而超人；人类既然可以杀害禽兽，超人自然就可以凌辱一般的人。他故意歪曲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主张人当中的强者压迫和杀害弱者合乎发展规律。尼采对进化论只是歪曲并加以利用，并不真正地相信。他不无得意地嘲讽说：“超人”这个词，“差不多处处被完全无智地误解……别的博学的笨牛，又因为这个字而揣想我是达尔文主义者”《看哪这人》，文通书局1950年版，第47页。。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和尼采有严格的区分，不容混淆。
又譬如说，在国家问题上，尼采站在超人的立场，从权力意志论出发（国外有学者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曾由其妹妹做了改动，可能和尼采的原意不符。但是，《权力意志论》的基本主张，实在是《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超人学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尼采的原意，从整体来说是一致的），认为国家的法律等保护庸众，不利于超人。陈铨在《从叔本华到尼采》中指出：“假如有一种新的国家组织，超人能够独裁，这一种国家，是力量意志的象征，尼采也没有理由不接受。”不错，尼采对德国的批判确实很尖锐。也许有人会说，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罗斯的“批判”一样，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车氏说俄罗斯是“可怜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这讲的是事实。尼采呢，说德国人是“足根（跟）上无力，不能行走的种族”，是“猪群”《看哪这人》，文通书局1950年版，第117、73页。这乃是破口谩骂了。
在国家问题上，鲁迅从进化论出发（社会、国家必须不断进步），“以人类为着眼点”（不是个人为所欲为，而是为了群众的精神解放）的认识和尼采并不一样。至于对“超人”的看法，鲁迅和尼采也不完全相同。他说尼采所希望的是“几近神明之超人”；又说“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即在英哲”。“几近神明”“苟不能然”，表明鲁迅对尼采的“超人”看法有所保留；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则直说“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了。尼采谈论他的“超人”时趾高气扬，得意忘形，而鲁迅前期在著作中接触到类乎超人的人的时候，大都带有严肃的自我解剖精神和具有深厚的现实感：这是尼采所缺乏的。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固然和尼采的学说有所接近，但同时也保持距离，有所批判。早在1907年，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拜伦时，曾经拿拜伦和尼采来做比较，说尼采“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此则以恶为弱者之冤谥”。这里的“此”指拜伦创作中的魔鬼卢希飞勒，也就是代表拜伦。可见，一个站在强的，即反动统治者的那一边；一个站在弱的，即被压迫者这里。尼采歌颂强者对弱者的压迫，以强者为是，以弱者为非；拜伦则歌颂弱者对强者的抗争，以强者的压迫为非，以弱者的图强和抗争为是。很明显，鲁迅赞同拜伦的思想而反对尼采的主张。1918年，鲁迅还否定了尼采的“见车要翻了，推它一下”的主张，认为人们应该互助而不应该落井下石。
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前期的某些主张，不管在表面上和尼采的主张怎样相似，也不管鲁迅在有些时候主观上对尼采做了若干推崇，但二人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阶级立场上有根本的区别。
尼采的祖先据说是波兰的贵族，他从小就以出身而自豪。他出生在德国，当时那里的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展，工业无产阶级也逐渐成长了起来；在尼采出生的那一年，德意志就有几千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捣毁机器。资产阶级本来和封建贵族有尖锐的矛盾，可是，当新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害怕工人阶级像害怕烈火一样的资产阶级，就赶紧回过头来和封建贵族联合，共同来压迫正在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当尼采年轻的时候，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已逐渐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化，表现得更为反动。但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在当时还不够强大，还没有强大得能满足尼采的愿望。他希望出现更强大的超人，说：“我是为现在还不存在的一种人写作，为世界的主人写作。”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超人哲学、种族主义等，无不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是未来的“世界的统治者”的学说，他认为：“伟大的政治、世界的统治已经不远；它的原则尚付缺如。”《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2页。这几句话，把他的哲学思想的归宿表达得十分明确。
从这样的阶级立场出发，尼采歌颂超人、诬蔑“贱氓”的实质，就是要反对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他毫不隐讳地说：“上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到处都是庸碌之辈成群结队，图谋当主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2页。“如果奴隶阶层懂得了把自己的生存情况看作不公道的，因而采取措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历史的奴隶报仇雪恨的话，那么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阶层更为可怕的了。”转录自《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第154页。尼采死去之后，他的学说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不但为后来的法西斯打开大门，而且尼采本人也被法西斯分子当作宝贝。希特勒1933年在纽伦堡国社党大会闭幕时曾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意见。”鲁迅在引了希特勒这些演说词以后指出：“这话说得很透彻。不然，我们哪里有牛肉吃，有马骑呢？人对人也是这样。”《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这就画龙点睛地指出希特勒想当统治世界、残酷地屠杀人民群众的超人的用意。墨索里尼也说他从头到尾读破了尼采的著作，并且受到很大的感动云云。
也许有人会责问说：难道尼采不是对资产阶级统治者进行攻击吗，怎么能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呢？不错，从表面上看，尼采攻击过统治者，说：“我离弃了统治者，当我看见他们现在所谓的统治：同贱氓交易和购买权力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时会在有些问题上妥协，为的是不让矛盾激化，以便能更有效地统治下去。对这点，尼采却认为是“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衰退，它们竟不可宽恕地容忍群众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要求”，说这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第157页。。可见，这一类的不满和攻击，乃是由于资产阶级未能用反革命的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缘故。
鲁迅和尼采完全不同。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是绅士阶级的贰臣。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站在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的立场上去寻找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大道，他按照自己的思想，即从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来理解尼采的学说，而不是按照尼采的本意来接受的。因此，两人的出发点很不一样。
其次，鲁迅对待群众的态度也和尼采极不相同。
尼采一贯以超人自居，抱着蔑视群众的贵族主义观点。他把革命群众叫作“庸众”，甚至恶毒地把他们称为“畜群”“贱氓”等，横加诬蔑。他主张超人统治一切，应该让超人的感情无边泛滥，不受任何理智束缚。因此，他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恨之入骨。
尼采认为，超人与人，个性与集体完全对立，他主张牺牲广大群众以换取一两个“天才”的出世。这种反动观点使他表现出极端的狂妄自大，说什么他写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超过人类和时代六千尺”，又说什么“人们对于我不闻不知，这已说明了我的工作之伟大，与我同时人的渺小，其间有着巨壑鸿沟”。他深有阿Q式的自尊自负精神，在《看哪这人》里说：“HV斯太因博士坦然地怨言说，他不理解我的查拉斯图拉的一个字，我对他说这是当然的：懂得那本书中的六句话……将使一个人高迈特出超于现代人类之上。”他从超人的“优越感”出发，在短诗《松与雷》中说：“我今高于兽和人。我发言时无人应。”这就既可以看出尼采是如何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孤独的。但是，这种高出于兽和人的超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读者摸不着边际，感到“渺茫”得很。尼采的眼睛生在额头上，自我陶醉地把《看哪这人》的一些标题写为“我为何如此智慧”“我为何如此明澈”，等等；他吹嘘《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给我的同时人以空前伟大的赠礼”，它的“声音响彻了千古……是一种永不涸竭的泉水，没有桶放下去，不能满汲着黄金和珍宝上来。”这真是极端狂妄的“超人”梦呓！
尼采对妇女的看法也极端反动，他曾经借查拉斯图拉的口说过：“你要走向妇女们去么？别忘记了你的鞭子！”他认为妇女解放是“永久的女性之世界中的无政府主义”。正因为这样，尼采对《娜拉》的作者易卜生十分反感，骂他为“典型的老女人”。
有人为尼采辩解，说他并不蔑视群众，“根本不敌视人民”。这似乎有某种根据，因为《看哪这人》里有这样的话：“我仍然对于一切人富于爱情，我甚至于充满了对于最卑微者的恻隐：在这之中，是没有丝毫的傲慢或侮蔑的。”可是，这是怎样的爱情和恻隐呢？他说过：“正如我们不能责怪猛禽捕食羔羊一样。要是有人责怪这些猛禽，说他们不讲正义。那它们完全有权答复：‘我们丝毫不仇恨羔羊，我们甚至很喜爱羔羊：天下再也没有比羔羊的肉更鲜美可口了。’”转录自《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第130页。这就是他爱一切人的实质。其实，蔑视群众，乃是他的哲学观的必然结果。因为他认为人类生来就不平等：超人、反动统治者永远得天独厚、高高在上，而人民群众则应该永远被轻视和蹂躏。他说：“我不愿意与这些平等之说教者混同。因为正义对我说‘人类是不平等的’。人类也不当平等！否则我对于超人的爱是什么呢？”他这种人类不该平等的思想，归根到底是“富人对穷人永远没有错”，也就是说，他彻头彻尾站在百万富翁的立场上来看问题。
也有人为尼采的妇女观辩解，说什么“尼采并不是看不起女子，事实上他尊敬崇拜女人，但是一位女人不安其位，一心一意要想变成男性，尼采就看不起她了”《从叔本华到尼采》，第144页。。这就是说，如果妇女甘心当奴隶，他是“看得起的”，如果不安其位，像娜拉那样要求什么独立、平等，她就要被看不起了。尼采说“妇女必须服从”，因为她“天性浅薄”。正因此，鲁迅认为尼采“是咒诅女人的名人”。
鲁迅和尼采在这些问题上有根本性的区别。他相信进化论，是强调发展的观点，希望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勇于上进。他认为人类应该发展到更完满、更完善的地步，将来应该出现像《狂人日记》中提到的“真的人”。这“真的人”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反对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自己是决不吃人的。这种“真的人”并“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和尼采的超人学说相反，鲁迅始终面向人民大众，为被剥削、被奴役得“不堪命矣”的“民”来请命。他所希望于杰出的个人的，是能受常人所不能受的苦难，能作常人所不能作的战斗；希望这些杰出的人能发热、发光、发声，唤醒沉睡的国人，共同来创造强大的新中国。因此，在《药》里面，他对华老栓的愚昧迷信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痛苦；在《明天》和《祝福》当中，对单四嫂和祥林嫂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不安。那由于生活的重压和辛酸而脸上刻下了很深皱纹的闰土，是如何地引起了鲁迅心情的激荡；而阿Q，鲁迅密切地注视着他的道路，哀怜于他的不幸而愤怒于他的不争。可见，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群众，特别是广大的贫苦农民，是如何地吸引了鲁迅的注意。在这里，鲁迅和尼采的超人学说格格不入——他是从被侮辱被损害的劳苦群众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的，他是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的。
当然，在1927年以前，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前，鲁迅对群众的看法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他清楚地看到群众身上的缺点，却不很清楚他们身上有着伟大的革命潜力；在对待群众的缺点上，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确地认识到哪些是群众自身的弱点，哪些是受统治阶级毒害的结果。这些认识的局限性，有时使鲁迅流露出某些悲观的情绪。但是，在实践中，他坚决打击那些“无赖之尤”，批判群众中的守旧习惯和愚昧思想，而这些“无赖之尤”或者就是反动派，或者就是反动派的帮凶，这些守旧习惯等在实质上只有利于反动派的统治而不利于人民群众的自我解放，所以鲁迅的打击和批判是为革命扫除绊脚石。
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鲁迅和尼采的分歧也十分明显。他同情妇女的悲惨命运，在《我之节烈观》中，对野蛮的封建道德做了全面的攻击，为千年含冤受屈的妇女说了话；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由衷地关怀妇女的解放，认为妇女应该争取经济的独立；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则表现了对封建僵尸的刻骨憎恨和对妇女从封建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由衷喜悦。
总之，鲁迅和尼采的道路根本不同。随着思想的发展，他扬弃了进化论思想和个性解放主张，彻底地批判了尼采的反动性，说：“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最终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尼采呢，他终其一生，把自己的权力意志论、超人学说等缚在反动派的历史破车上，为百万富翁唱赞歌，企图抵抗工人阶级领导的解放斗争的磅礴大潮。因此，从基本倾向来看，鲁迅和尼采有本质的区别。
（原载《鲁迅研究文丛》1980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