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娜拉。挪威作家易卜生在剧本《玩偶之家》所写的娜拉,不安于做丈夫的玩偶,后来离家出走。可是,冲出去问题就解决了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鲁迅在1923年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几句话是我们理解子君的一把钥匙。
子君的道路是回来,回到父亲的身边,在窒息人的气氛中死去。曹禺的《日出》中的陈白露,她的道路是堕落,在上层社会中鬼混,“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一直陷于泥潭中不能自拔,最后只好服安眠药自杀。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可见,社会上的“娜拉”,确乎在走着这么两条路。
鲁迅是同情娜拉,同情子君的。当有人说所见的易卜生的剧本,“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时,鲁迅曾加以批评。这反映出鲁迅对妇女解放的坚决支持,对让娜拉回家的论调表示义愤。但是,事情却相当复杂。由于《玩偶之家》的结尾捅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蜂窝,于是,“代表‘上流社会’的舆论和报纸对于这出戏的结尾提出了严重抗议。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圆’的结局”(《易卜生戏剧四种?译者序》)。结果怎样呢?“易卜生在剧本上演时就不得不给它换上一个圆满的结局,用伤感的收场代替了原来的那个富于戏剧性的结尾。”(《易卜生论》,第36页)可见,作者确乎被迫把出走的结尾更换了,在一定程度上向当时的某些戏院经理和偏见的世俗做了妥协。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也有人写不争气的“娜拉”。1926年5月出版的《现代评论》第3卷第76期上,有一篇名为《何必当初?》的小说,它的主人公张筠英不甘被辱,趁丈夫外出时留下“决绝的信”出走。可是,前门车站售票处挤得不得了,她望而生畏,不敢去挤。张筠英的思想比子君差得远,出走只是负气而已,因此面对困难(多么微不足道的困难呵!)只好气馁而归,趁丈夫还未回来,偷偷地把“决绝的信”烧掉;丈夫回家来,她便装作无事似的低声下气地殷勤侍候。作者只批评、暴露张筠英,言外之意是在证明,还是像娜拉开头那样,当丈夫的“小鸟儿”“小松鼠”“宝贝”为好;出走似乎是多此一举,自讨没趣。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不知是何居心!鲁迅对这一类心怀叵测者,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中愤慨地说: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词,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何必当初?》的作者写这么一个厚着脸皮跑了回来的“娜拉”,目的不是为了使企图走向社会、谋求自身解放的妇女气短么?它的主题思想和《玩偶之家》《伤逝》刚好相反。另外,娜拉是否就只有“堕落”和“回家”这两条路呢?那也不完全是这样的。鲁迅清楚地指出,说只有两条路,是“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如果中国的“娜拉”,“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就要另当别论了。事实上,“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除“堕落”和“回家”以外,也还有其他的路。像“死生一事付鸿毛”的女侠秋瑾,就是硬铮铮、响当当的人物,是冲出来的、义无反顾的“娜拉”或苏菲亚一类的人物。在五四时代,像白薇、丁玲等人,也是旧的伦理道德的叛逆者,是子君的同时代的人。她们从家庭出走以后,一直在寻求新的道路,始终不屈服于旧时代和“命运”的压力。这正如《伤逝》所写的,“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事实证明,在五四运动所开拓的新道路上,无数的子君们在跨出坚定的、豪迈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