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36年9月所写的《死》这篇文章里，曾说他被欧洲的肺病专家誉之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这个专家甚至说，患了鲁迅这么严重的病，“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些话，使鲁迅的朋友们，如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落了泪，可是，鲁迅却说“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指肺病专家）的宣告”，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虽死也决不宽恕一个敌人。这里，表现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对疾病、对生死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和对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关于鲁迅的病，好些鲁迅年谱都有所记述，为的是学习鲁迅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如有的年谱说：在1913年，“鲁迅在袁世凯黑暗统治下，心情郁闷，健康情况时有不佳。一、二、三、五、八、十、十一、十二月均曾染恙，牙病、胃病、咳嗽时有发作”。又如说：在1918年，“由于工作与生活十分紧张，在七月、九月、十一月发病数次”，这些地方就给人一种琐碎的感觉，而且，在1918年内，所列的患病月份也有遗漏。查《鲁迅日记》，该年除7、9、11这3月曾发病外，1、5、8、10这4个月，也有发病服药的记载，如1月30日，“胃大痛”；10月7日至11日，因病请假。我的意见不是说要把患病的月、日都一一列出，而是说，这样写，不容易全面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同时，也没有很大的必要。因为鲁迅在随便哪一年，大约总会生一些病，至少在1912年以后（1922年除外），我们可以从日记中看到，齿痛、胃痛、感冒、咳嗽这一类的病，总是年年都有的，不必详细地记述（我所看到的鲁迅年谱也没有这样记）。我想，列举病状与否，可以考虑两条：甲、有助于表现鲁迅的革命精神，有助于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反动派的迫害；乙、是大病，对鲁迅有较大影响的。符合这两条或其中的一条，就取，就详；不符合这些条件，就舍，或只加以略述。像1913年10月1日的情况，有些年谱只引了鲁迅在日记中写的“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而没有把前面的“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一并录入。我认为，把这病状列上，对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表现鲁迅关怀国家民族的爱国主义胸怀是有帮助的。又如鲁迅在1923年与周作人决裂以后那场病，自10月1日“大发热”以后，病情严重，到4日晚才“始食米汁、鱼汤”，到11月8日才“废粥进食，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据不完全统计，鲁迅还写了文章1篇，给学生讲课15次，写信20封，接见来访者16人次，上图书馆3次，为看屋而外出9次，并坚持到教育部上班。这是多么感动人的事情，充分体现出“先哲的精神”，不愧为“后生的楷范”《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些比较大型的年谱没有提及这场病，应该说是较大的遗漏。至于大病，鲁迅在1936年9月3日给鲁瑞的信中说过：“所生的病……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鲁迅书信集（下）?1249致母亲》。这里所说的时间是二三十年，上限应是1906年了；次数是4次。鲁迅在1936年8月28日给杨霁云的信则说：“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鲁迅书信集（下）?1247致杨霁云》。这里所说的次数则是5次。除了鲁迅给鲁瑞信中所说的4次以外，另外一次，在我所看到的关于鲁迅的传记、年谱等都还没有提及过。我的看法，这一次应该是1909年的事。在这年的7月3日至7日，鲁迅在日本东京骏河台西红梅町杏云堂医院住院；此外，7月份和8月份还各“外诊一次”参见游学生监督处编的《官报》第33、34期。，病情大概是不轻的。在鲁迅一生中，这是见诸文字的因病而住院的唯一的一次（因逃难而住医院除外）。周遐寿在《鲁迅的故家》中说：“鲁迅在中国时常有胃病……可是在东京这病却没有了，别的毛病也没有生过，大概感冒风寒总是有的……”（第382页）——这多半是因为年代久远，记不清的缘故吧。

　　鲁迅的一生，经常抱病工作、战斗，甚至因为替青年校对文稿、修改文章而至于吐血，但是，为着造就大群新的战士，为着革命，鲁迅很乐意这样做。他说过：“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两地书》，第290页。就以1909年这次患病来说吧，由于周作人等“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于是在1909年这场病后不久辍学回国，这充分反映出鲁迅乐于助人的精神。

（原载《鲁迅研究》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