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出版社于今年六月间出版的云南省初中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上,收有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两封信。第二封信,《语文》第一册根据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选》,说是写于1934年7月11日。在这以前,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一书,也说这封信是鲁迅在1934年写的。这些书所标的写信年份似乎不对。譬如这封信说“《明日》第四号亦已收到”,可是,早在1933年9月29日,鲁迅就收到山本初枝所寄赠的《明日》第五号了(见《鲁迅日记》,第944页)。如果这封信确写于1934年,那么就会使人发生怀疑:为什么《明日》第五号在第四号之前十个月就已收到呢?
从第二封信所谈的一些内容来看,也并不发生在1934年。如“他们现在制造了谣言,说我已经逃到青岛去了”,这就是指反动刊物《社会新闻》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7月3日出版)上的恶毒污蔑。它们说“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进而造谣攻击鲁迅“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赴青岛”去了。在《伪自由书•后记》里,鲁迅就把这谣言录下来示众。又如信中说“现在正收到增田君写来的信,和他自己画的庭院,书斋和孩子的画”,这就是指1933年7月11日收到的增田涉四日写、六日发的信。鲁迅在当天的回信中就说到增田所画的庭院和关于他的孩子“木实君的画像”(参看《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如果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这封信是写于1934年,那么,“现在制造了谣言”和“现在正收到……”等等,在时间上就存在着很大的破绽。
翻阅《鲁迅日记》,1934年7月11日以及这天前后若干日内,均无寄山本夫人信的记载。可是,在1933年7月12日的日记里,却分明写着“寄山本夫人信”。再看鲁迅署7月11日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信的结尾,写明写信时“已是半夜二时了”。这就是说,信是在11日的深夜,也就是12日的凌晨二时写,12日白天寄出的。
因此,我认为,《语文》第一册上所收的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第二信,写信时间应该是1933年7月11日。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暗杀(6月18日),并且据说鲁迅也被国民党特务列入准备捕杀的黑名单中,上海以及整个旧中国都是一片白色恐怖。所以,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到暗杀等等,对反动派表示了极大的蔑视。鲁迅在1933年7月11日所写的信中,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还有致鲁瑞、致曹聚仁、致增田涉三信,这三信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到或抨击当时反动派掀起的妖风恶浪。而且,在当时,日本正进一步法西斯化,在1933年初,杀害了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鲁迅曾代表“左联”电唁小林多喜二家属,斥责日本的“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所以,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到如果去日本,“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的话。
我想,如果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误差了一年,讲授或学习《语文》上的这一课时,时代背景就很难弄清楚。课文的内容也不容易理解。因此,把我自己的这种看法提出来,以供参考或讨论。
(原载《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7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