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灭亡我国家、民族的野心暴露无遗。1937年11月，上海陷落；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守，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处于最后关头。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奔向抗日战争的神圣岗位。1937年10月，云南派出四万余人的第60军，经长沙、武昌前往鲁南参加徐州大会战。高涨的抗战热潮，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不少人走出书斋，走出思想中的象牙之塔，意气风发地走上街头，走向农村，或投笔从戎，奔向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线，如张天虚、张子斋、李乔、孟田等。
云南文艺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于1938年5月1日成立了“文协”云南分会。而在这之前，戏剧界已经动员起来：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在街头演出抗日戏剧，金马剧社组织巡回剧团，前往滇西演出《打倒日本》《血洒卢沟桥》等话剧，救亡花灯团改组为农民救亡灯剧团，演出新花灯剧《茶山配》。同时，新的杂志也纷纷创刊，1937年有《南方》《文艺季刊》，1938年有《怒江》《晨暾》《战时知识》《新动向》《文化岗位》《战歌》和《警钟》等。它们都把动员群众抗战作为自己的神圣任务。《南方》主张“以‘抗日’为第一”，《晨暾》表示稿件要“能适应抗战需要为主”。1937年11月，《云南日报》发表有关“街头文艺”“战地剧团”“街头剧团”的文章以及《抗战时期的艺术运动》等，探讨文艺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各种刊物和报纸副刊，都不愧是屹立在云南文化战线上的堡垒。
文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昂扬精神，以文艺为武器来宣传抗日，张子斋、杨季生、杨亚宁等写了众多的“简论”和通俗文学，张天虚、李乔写了系列报告文学，马子华的小说《福地》和陈铨的短篇小说《蓝蚨蝶》陈铨短篇小说《蓝蚨蝶》，刊于1938年4月24日《云南日报》。陈铨四幕浪漫悲剧则为《蓝蝴蝶》，于1943年4月由青年书店出版。、独幕剧《自卫》都回荡着抗战风云，是“与抗战有关”的作品。诗歌更是鼓吹民族奋起的喇叭。彭桂萼在《抗战诗歌的性质及途径》中指出：“翻身搏斗的中华民族，需要奋亢的怒吼狂呼。”“新阶段的诗歌的灵魂，确系经了卢沟桥的醒炮的轰鸣才彻底昭苏。”他和柯仲平、罗铁鹰、雷溅波等吹奏起诗歌界抗日的强音。
总之，在抗战初期，云南文艺界是万众一心支持抗日战争，思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寒谷在《云南的刊物联合起来》中，建议三刊物不登与抗战步调（广义的）不相配合的文章。楚图南的《在抗战建国过程中的中国文艺》一文也说：“文艺不再是翱翔在天国的美妙的幻影，也不是个人享乐的陶醉的和催眠的歌声。现在它赤裸裸地和我们站立在地上，血淋淋地和我们在斗争。”这说明抗战形势和作家新的思想使创作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张天虚在《为争取彻底的解放而奋斗》一文里曾说，1938年，在汉口遇郭沫若，他在东京时的“沉郁苍老的面容，已换改成一副英俊的生气勃勃的脸相”，而以前在上海、东京的朋友，都变得年轻起来了。全国（包括云南）的文学工作者在抗战初期都共同感到抗战形势给他们带来了活力！
后来，沿海各地和众多的大城市相继失守，战争进入了持久战阶段，速胜论者产生了厌战情绪。同时，由于侵略者的诱降，国民党政府热衷于所谓的“和平谈判”，进行卖国活动；“战必败”的亡国论思想在国统区大为滋长。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昆明一度弥漫着颓废和追求享受的风气；对抗战漠不关心的诗词唱和，表现低级情调、色情内容的软性文学有所泛滥。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之后，有一部分作者回避火热的生活，沉湎于幻想的象牙之塔中，向往写风花雪月。歌吟小我的喜怒哀乐感情的倾向，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另外，不少作家虽有巨大的政治热情，但由于战争带来的生活不安定，加上对积累的素材来不及消化，又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构思和精雕细刻，因此颇有一部分作品比较粗疏草率，质量不高。这就使一些人对文艺为抗战服务的使命产生了疑虑。在梁实秋的《编者的话》发表以前，或者在被批判以后，这类似的认识、情绪在云南也有反映，例如1939年3月的《谈抗战诗》，就说抗战诗歌“没有好作品”，“我不承认诗能大众化”。当时为抗战服务的作品，缺点自然有，但是次要的，而且，文学工作者也正在逐步地加以克服。如针对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有人就强调写实文学；楚图南则主张题材的广泛性，说不要硬写战争、前线，如果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后方也有很有意义的题材，也可以起到为抗战服务的作用。彭桂萼在《配合通俗化运动与通讯员运动去展开抗战文艺的战斗》一文里，也有较全面的认识。他说：“抗战文艺，是应该反映前线，也反映后方，暴露黑暗，也歌颂光明，注重宣传性，也注重艺术性，顾及时代化，也顾及地方化。”应该说，从文艺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文艺完成其社会使命来看，在抗战中、后期，文学比之初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从整个倾向来看，在抗战时期，文艺与抗战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如果说1939年5月15日，昆明《中央日报•平明•编者话》还和梁实秋的《编者的话》持相同的态度，那么到1942年7月7日，该报副刊在《稿约》中的论调就正儿八经地列入“抗战文艺”的范畴之中。该报12月19日的社论《昆明文化的低潮》更旗帜鲜明地指出：“清算抗战八股”，“提倡反差不多主义”，“用意若在提倡抗战文化的艺术水准”，自然无可非议，“如果是在抹视抗战而去迎合一般人的生活享受上的低级趣味，那就是今天昆明文化低潮的出现的理论根据”。此外，刊物《荡寇志》规定稿件“必需配合着当前的民族抗战，必需具有激发性、批判性和建设性，否则恕不能用”；《扫荡报》则希望收到让我们嗅到火药味的与抗战有关的诗文。可见，文艺与抗战密不可分，几乎是人们的共识。
从创作实践来看，利用文艺来宣传抗战，虽然有人反对，有人又理解得过于片面、机械，但总的来说，是有利于抗战大业，也有利于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的。在抗日战争后期我国的文坛上，“一批短篇小说趋于深沉、厚实，大批长篇小说竞相涌现，创作质量又开始回升到战前三十年代的水平”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第37页。。连把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史说成是处于凋零期的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里也承认，从数量和质量来看，“与收获期的杰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云南新文学史上，抗战时期的文学，远比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貌，如彭桂萼、光未然、罗铁鹰的诗歌，楚图南、沈从文、张子斋的散文、杂文，李广田、白平阶、宣伯超的小说，徐嘉瑞的学术研究，都有颇高的成就。此外，费孝通的游记，陈铨的戏剧，都可说是成绩卓著。稍后，还有马子华的《滇南散记》，艺术成就超过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他的子民们》《沉重的脚》。可见，抗战时期的文学把云南现代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说明作家以自己的笔为抗战服务，对文学的成长也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