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我们的四十年》韩师77、78级校友回忆录

许敦华

感念师恩

       当年我们就读的“汕头地区师范学校”是潮汕地区最高学府，这里汇聚了潮汕地区一批教学经验丰富很有名望的教师。他们有的是原师专时期留下来的，有的是汕头地区辖区内潮安、揭阳、汕头等县市调来的，如陈哨光、林仕松、林庆瑞、陈国梁、陈宗民、罗英风等等，他们都是当时潮汕地区教育界的知名教师。以这批老教师为领军人物的师资队伍，奠定了韩师优良的教学质量——在省内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的扎实根基。

       在教过我们的老师中，我最敬重的是陈哨光和张惠璋两位老师。

       第一次见到陈哨光老师的名字，大概是在1962年读初二的时候，有一天路过东门楼工人文化宫，看到城墙上一张海报，（当时社会上时兴讲古——说书），海报上写着《野火春风斗古城》，主讲人：陈哨光。因为《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我看过，印象比较深刻，当时还不知道陈哨光是韩江对岸地区师范学校的教师，直到1978年5月入学后，陈老师向我们介绍中文专业课程设置，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一米八几的个头，身材高大，古铜色的面庞，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讲话有条有理，不拖泥带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的印象。后来得知他是学校中文科（系）主任。早在1958年韩师办师专的时候，他已是师专的老师。刚开始，陈老师教我们《文选及习作》课，后来教《现代文学》课。他讲课几乎不用看讲稿，对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细节描写、语言风格等等，有声有色的给同学们描述，条缕清晰，没有多余字眼，根据他上课的讲话，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这种教学功夫没有长年积累博闻强记是学不来的。陈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甚至不讲情面，所以有些学生有点怕他。但他又是一位好老师，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悉心指点，呵护有加。1978年9月过完暑假开学后不久，我们第一次作文由教《文选及习作》课的陈哨光老师布置，题目自选，内容自定。当时我把暑假回原单位意溪竹器厂看望工友和师傅的见闻写成一篇散文“暑假漫笔”。后来作文发下来，陈老师给我打78分，并在作文后面写上一大段评语：“文章内容正确。语言相当流利通顺，比较生动活泼，很吸引人。最后结束时也含意深刻，加深了主题思想。这些优点说明你有较好的写作能力，希望继续努力，争取再提高一步。文章中写的内容具有从平凡的事物中看大好形势的特点，但如果再选择得精炼些，更典型些，那些主题思想的教育意义就会更大。”从这篇作文批改中，我感受到陈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评语中肯定优点，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提高意见，非常中肯，字字珠玑。试设想，如果陈老师对学生作文没有细看，是写不出这些评语的，要知道当时77级中文两个班共94名学生，近百篇作文批改要花费他多少时间和精力。我在高中的作文似乎老师没有这样详细地批改过，当时我心里想这或许就是中学和大学的区别。1979年班里同学推选我当学习委员，因学习上的原因，我和陈老师才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后来我发现陈老师是位很有个性的老师，别人眼里的孤傲，不容易亲近，甚至不近人情，其实是他骨子里做人做事的认真执着和随波逐流。我毕业留校参加工作后，陈老师还不时给我指点，关心我的工作生活甚至个人婚姻大事，让我念念不忘。

       2015年12月1日，陈老师仙逝，享年94岁。他一生清廉正直，追求进步（“文革”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生活勤俭朴素，对人对己要求严格，甚至近乎苛刻。知识分子的很多优点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韩师老前辈。       

       我要感谢的另一个老师是张惠璋老师，张老师是梅州客家人，解放前中山大学毕业，离休老教师。上世纪50年代末，韩师办师专时，他是中文科老师。张老师是我见过的一位非常儒雅的教师，面容清秀慈祥，走路不紧不慢，讲课慢条斯理，知识丰富而又谦谦君子。刚开始学生还以为他是老学究的作派，后来时间一长接触多了，同学们都认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很有长者风范的好老师。他教我们《中国古代文学》课，同学们学习上碰到不懂的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直到学生听懂为止。学习古文基本功是把古文翻译为现代白话文，许多同学原来都以为意译把一段古文能翻译为白话文就可以了，但张老师要求我们中文专业的学生要学会直译，咬文嚼字，古文中的每个字、词的词性、词义都要弄懂弄通，不能含糊，即使是“之乎者也”一类虚词也不能放过。凭着张老师教会我们这些学习方法，加上学习《古代汉语》课，同学们在后来的初中、高中语文课的古文教学中得益匪浅。

       大学（专）毕业后我留校第二年到图书馆工作。大学图书馆是学校办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师资、实验设备、图书资料），但是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图书馆是学校照顾老弱病残教职工的场所，所以说当时去图书馆工作之际面临周围的压力和工作挑战。上世纪80年代，张惠璋老师住在学校号称“中南海”的地方（顾名思义，当时“中南海”住着师专时期学校领导和老教师），我在图书馆上下班会经常碰到张老师，有时也会登门拜访。令我感动的是张老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在中大读书时。只记住三个人，一位是校长、以为是教务长、再一位就是图书馆长。他的话我听明白了，他是要我知道图书馆对大学生的学习是多么重要（不然为什么学生会记住图书馆长），希望自己再图书馆好好工作，更好地为师生服务。我记住张老师的话，按照大学图书馆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兢兢业业做好图书馆工作，我见证了学校图书馆从小型图书馆（中山纪念堂）到中小型图书馆（西区图书馆）再到大型图书馆（东区图书馆）的快速发展，为建设学校图书馆尽了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现在回想当年77、78级同学和老师的关系，那是一种摆脱了功利，回归师道尊严，感情纯粹真挚的师生关系。当年全国许多大学的老师普遍对77、78级学生很多好感，除了欣赏他们自觉刻苦学习之外，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传授知识老师的尊崇，这种自然的演绎和文化大革命知识荒芜的年代，学生受唆使随意揪斗迫害老师形成天壤之别，给了老师心灵极大的抚慰。教师倾心教，学生用功学，没有金钱、没有名利，甚至难得见一泡茶，一支烟，这是当年师生关系的写照，也是那个年代独有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