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5日,参加教育部全体人员摄影。
11日,收到刻印的《百喻经》三十册,即分赠诸友人和同事。该书收佛教寓言故事九十八则,名为“百喻”,“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鲁迅对这书很关心,7月20日,曾“以高丽本《百喻经》校刻本一过”,1926年,当王品青对《百喻经》加以校点,“除去教诫,独留寓言”而以原名《痴华鬘》(“痴人的花冠”)印行时,鲁迅曾为之写《〈痴华鬘〉题记》。
同日,“收拾历来所购石印名人手书及石刻小册,属工汇订之,共得三十本也”。
按:汇订,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保管、翻检;另一方面也是一次小结。从本年起,鲁迅即大力搜求古砖、造象、墓志的拓本和瓦当文字等等,后来辑成《汉画象目录》《六朝造象目录》《六朝墓志目录》《唐造象目录》(均未出版)和《俟堂专文杂集》(1960年出版)等。
2月
23日,“受五等嘉禾章”。
按:嘉禾章分九等。鲁迅大约是因“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而被授勋的。他当时是荐任官,据1912年的《新官制》的第六条,“初受嘉禾章……荐任官自七等起累官(?)俱得递进至三等”。我只看到鲁迅受五等、四等(1921年2月8日)嘉禾章的记录,不了解何时曾受七等、六等嘉禾章。这可能是有些史料没有看到,也可能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并没有完全按《新官制》的规定办事。3月
17日,“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
按:本日,国务卿徐世昌代表袁世凯祀孔,鲁迅因职务关系,被派任执事。所谓执事,就是每届春秋二祭,“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1〉,第249页)。以后,从1917年至1924年,鲁迅均于祭孔时被派任执事,但他一贯“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对孔子是“颇近于不敬”(《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
6月
17日,“下午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这是章太炎为鲁迅而写的大条幅,内容为:“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据1956年第19期《文艺报》上所刊影印件)章所书文字,见《庄子?天运》。
19日,收周作人所寄《会稽郡故书杂集》二十册。该书于2月间付刻,由陈师曾写书衣,用周作人名义出版,但实由鲁迅辑录;当时共印一百部(据《人物》,第41页)。
7月
23日,被授予上士职称。(据7月27日《周作人日记》)
按:袁世凯于1914年7月28日公布“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为卿、大夫、士三级,每级分上、中、下共九等。鲁迅就是根据“文官官秩令”被授为上士的。
8月
3日,汤化龙派遣教育部部员29人参加官办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和伍博纯他们的半官方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不同),鲁迅也包括在内。(据《北京》,第63页)
6日,“晚冀育堂招饮于泰丰楼,同席十人”。这次招饮的情况,冀育堂后来曾说:“我在山西政法学校当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到北京见了他,他对我说:‘你还是办政法学校,造就公侯伯子男吧!’这正是洪宪在酝酿的时候。”(1959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反动政治的厌恶。
按:据《日记》,在酝酿洪宪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相见只这一次。
19日,“午后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开预备会议,讨论有关筹备该会成立的具体工作。(据《北京》,第63页)
9月
1日,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
按:《四库全书》原藏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共收书3470种,79018卷,36304册;后移北京。1914年1月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文津阁书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久不至,询以德律风,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后经交涉,允移交教育部。1915年8月30日教育部曾致函内务部云:“兹派佥事周树人,主事戴克让于9月1日午后二时前赴贵部商定一切手续,即希查照为荷。”鲁迅办《四库全书》移交手续至10月12日始毕。(据《北京》,第56、57页)
同日,被任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据第3年第10期《教育公报》:《本部行政纪要丁编》和《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
6日,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宣武门大街京师通俗图书馆召开)。先由会长梁善济代表教育总长汤化龙致训词,然后推选该会干事并讨论、修正、通过该会议事细则等(据1977年第5期《山东师院学报》,第75页)。
按:通俗教育研究会是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而创办的,会长由教育部次长兼任,内分三股,即:小说股、戏曲股、讲演股。鲁迅对该会分派的工作用消极应付办法来对待。
15日,“午后往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一次会”。
按:自此以后至年底,鲁迅召开小说股股员会共11次(有一次因人少未开成)。
10月
10日,主持小说股第七次例会。会上,有人传达会长袁希涛的指示,“要小说股‘编译妇孺皆晓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而文词情节又能引人入胜。鲁迅以没有必要的参考书为理由”(1977年第5期《山东师院学报》,第75页)加以抵制。
按:袁希涛的指示,基本上是贯彻10月8日的通俗教育研究大会上教育总长张一麟所作的“训词”。张的“训词”,载1915年的第23期《京师教育报》。
12月
27日,绍兴的鲁迅家里和隔壁梁家“因筑墙”而打起官司来了,此事闹到1916年6月20日才结束(据《周作人日记》)。
按:《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第79页说,梁家的闹开来,是“为了一条狭窄得只容一身的小夹弄和一口井”。
本年的著述有: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已印成)、《〈大乡寺弥勒重阁碑〉校记》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170封,发信151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19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45人)。
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共分5号,并诱骗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5月9日,袁除对第5号(即“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作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表示“容日后协商”外,全部同意。
6月2日,王金发以“迭犯内乱罪”被袁世凯的走狗枪杀于杭州。
8月14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杨度(此人后来转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严复、刘师培等筹组“筹安会”,为袁的复辟效劳。23日,“筹安会”宣告成立,杨度任会长。
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易名为《新青年》)创刊于上海。
10月28日,在袁世凯的操纵和威迫下,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部“国民代表”均“赞成”君主制。
12月11日,“国民代表大会”向袁世凯上“总推戴书”。12日,袁接受“推戴书”,承受帝位。31日,他下令1916年改称“洪宪”元年,准备正式就任“中华帝国”的皇帝。
12月19日,蔡锷从北京经日本回到昆明。25日,云南独立,声讨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