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1日晚，刘文典教授应云南大学文史系之约，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两小时的讲演，讲题为《关于鲁迅》。这在听众中，在当地文化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在20天不到的时间里，据所见，昆明的报纸就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批评所发表的文章为：《刘文典谈鲁迅》《听刘文典讲〈关于鲁迅〉》《论废话一堆》《矛与盾》《鲁迅•“国宝”•坤伶》《与无论什么人》《献给刘文典先生》《斥刘文典的〈关于鲁迅〉》《鲁迅底〈药〉及〈中国小说史略〉》《呜呼，“国宝”！》《关于刘文典教授的〈关于鲁迅〉》《铜像显圣》《杂想一篇》《警惕刘文典嘴里的毒液》《刘文典为什么要讲〈关于鲁迅〉》《话说刘教授》《谈鲁迅的思想生活与创作》《庄子教授升天坠地记》《论吃死人的人》《如此“学者”》《给国宝给苍蝇们！》《关于也谈〈关于鲁迅〉》《鲁迅与刘叔雅》《世象杂收》《谈空前与绝后》《人咬狗》《杂谈百家争鸣》《与刘叔雅先生论鲁迅》《也谈〈关于鲁迅〉》。《恶战捧踢者》《总击顽固份子的文化传声筒》《三字经——关于刘文典教授讲〈关于鲁迅〉》《揭穿学术扒手苍蝇教授之类的真面目》《敬质观察报副刊编者》。
刘文典教授的讲演记录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根据报上的介绍和有关文章的引述，他之所以被批评甚至被批判，是由于下列的原因。
一、刘认为鲁迅的小说“有不少的疵点”（7月12日《大观晚报》），具体地说就是：甲、“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7月14日《正义报》）乙、鲁迅的小说多“写绍兴的景物风俗”，“地方色彩太浓”，这就有局限性，不能在“任何时、地皆能存在它的价值”（7月20日《观察报》）。
二、认为《中国小说史略》有缺点。“要研究小说是要懂佛理……鲁迅不懂佛学，更不懂印度学术，所以他把中国的小说源流并说不清楚。”（7月14日《正义报》）
三、认为鲁迅只是“‘斗士’而不是‘思想家’”（7月12日《大观晚报》）。刘说，甲、鲁迅“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7月14日《正义报》）；乙、“说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革命绝对不能成功，太悲观，眼光不远大”（7月20日《观察报》）；丙、刘认为鲁迅的思想只有继承而无创新，说“中国人的思想，自古以来都是‘左’的，从来没有‘右’的思想，鲁迅的思想也是继承中国的传统，所以，是‘左’的”（7月12日《大观晚报》）。
四、刘并不佩服“斗士”，说“斗士”的“以牙还牙”，就是人被狗咬了，就要反咬狗一口那样可笑（参见7月18日《观察报》）。他认为“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7月20日《观察报》）；“鲁迅许多时间都耗在……无意义的笔战中”（7月12日《大观晚报》）。
五、说鲁迅的人品、性格有缺点，如说什么：甲、私德不好，“兄弟如水火不相容，肉骨关系不应该如此”（7月20日《观察报》）；乙、说“鲁迅对世人是抱着仇恨的态度”（7月18日《观察报》），“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人生态度更是太过于小气和偏狭”（7月12日《大观晚报》），是“海派”，等等。
上述讲演内容当然不对，对这些进行批判完全必要。虽然，批判时有些话说过火了，如譬之为“脏污残废的老乞丐”（7月19日《观察报》），斥之为“嘴里的毒液”（7月20日《观察报》），是“鞭尸”（7月22日《正义报》），甚至为了把刘搞臭而揭其老底，用快板的形式嘲讽道：“歌功颂德，低眉卖笑，喷云吐雾敲烟斗。”（这是指刘曾代卢汉撰写蒋介石60生辰的祝寿文和吸鸦片等，见7月22日《观察报》）但是，把这些揭露、批判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则完全可以理解。早在1949年4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到7月，正在向江南、西北挺进；昆明已处于和平解放的前夜。当时，进步的文化界对鲁迅的态度，和对解放军的态度相一致。7月25日《正义报》上《关于也谈〈关于鲁迅〉》一文就指出：“善与恶的斗争已到了焦点的时候，一切进步的，向上的都应该统一起来，在鲁迅先生这一作为新文学的旗帜下面，彻底粉碎消灭那些丑恶的东西！”同时，在这些批判文章中，这些过火的话只是个别的，从整体来说，论争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不少文章的作者，说话注意分寸，如认为刘的讲演对鲁迅是“有褒有贬”（7月12日《大观晚报》）；虽然有错误，但也“有为同学带来丰富的营养”（7月20日《观察报》）这一面：“刘教授是以鲁迅的同事及朋友的身份来演说的，主观上也许并无恶意”（7月18日《观察报》）吧。
刘文典教授在被批判后，觉得很受委屈，他反复对比较接近的学生说：“我很佩服鲁迅，怎么可能攻击他呢！”这辩解不能说完全不对，因为他在讲演时确乎对鲁迅做了某些肯定，为鲁迅做了某些辩护，如说鲁迅是武松，围攻鲁迅的则是“荡寇志中实行车轮战术的人”（7月12日《大观晚报》）；针对有人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人的著作一事，刘认为这“系存心攻击”，同时，说自己“佩服鲁迅写的小说”，当说到鲁迅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中提及他曾被蒋介石关押时，刘认为这是鲁迅对自己的“嘉奖”（见7月12日《大观晚报》）——这就有借鲁迅以自重的意思在内。
但是，刘文典教授在云南这段时间，思想确乎比较颓唐、落后，对新事物缺乏学习的热情，他沉迷于云南的大烟和火腿，被人们称之为“二云（指云烟云腿）居士”（见《知堂回想录》，第494页）。他对鲁迅的认识相当陈旧，他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和20年代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对鲁迅的认识差不多。时代发展了，还抱着老一套来谈鲁迅，这就落后了一大截，像“桃花源”里的世外之人一样，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刘教授自然是《淮南鸿烈》的专家，可是一说到鲁迅，就显得牛头不对马嘴。1983年11月8日，原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当天讲演会的主持者方国瑜教授还连声地说，刘讲了很多令人“哄堂大笑”的“外行话”；闹了大笑话。例如说鲁迅对革命的悲观这类和事实不符的话，或者是重述周作人等的错误观点，或者是仅仅根据《呐喊•自序》所说的铁屋子云云作为立论的根据。其实，鲁迅答应写稿，就说明他对打破铁屋子抱着希望。至于“海派”云云，乃是对鲁迅的攻击；闻一多教授就承认骂过鲁迅为海派，20世纪40年代，他在昆明做了自我批评，说鲁迅对，自己错了。刘当时躲在小天地里，和时代隔绝了，对这些情况可能是一无所知的。
刘当时出来谈鲁迅，主观上可能并无恶意，但言语之间，抬高自己、表现自己的意思很明显。他以“国宝”自居，自视甚高。在讲演中，他标榜自己在五四运动时，和马寅初、刘半农一起担负警戒北京大学的工作，被称为“北大的守门犬”；刘说鲁迅认为“中国的革命绝对不能成功”，这“太悲观，眼光不远大”（7月20日《观察报》），同时“义正词严地道：‘目前北方的情形不就证明鲁迅的话完全错了吗？’这一下可把鲁迅显得多么顽固反动而刘教授自己却前进得飞上天去了”（7月18日《观察报》）。他这次讲演，确乎有说明自己在政治上对革命有认识，在学术思想上有自己的一套的用意在内，当时就有人指出刘“想藉此而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达到红起来的目的”（7月20日《正义报》）。刘后来曾针对自己的思想弱点说过：“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满，这是我最大的毛病。”（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4辑，第87页）
对刘的错误观点，也有少数人赞赏，甚至比刘走得更远：如攻击《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抄袭、盗版”；说鲁迅“抄袭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之童话者固亦不少”（7月17日《正义报》）；并企图挑起“一场恶战”（7月22日《正义报》）。但是，这种企图没有得逞，论争基本上是一边倒的。
这次从《关于鲁迅》所引起的论争，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对刘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似应给予某种诱导和期待。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引起作者们更多的注意。新中国成立前夕，据说，有人安排刘到美国去，甚至连飞机票也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刘文典教授拒绝出国，准备留在解放的土地上。这种决定，从他站出来讲“关于鲁迅”，可能已表现出若干征兆的吧。
（原载《鲁迅研究》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