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活跃在云南话剧界并作出较大成绩者，除前面各节已评介的以外，还有马金良、沙鸥、孙毓棠、李朴园、龙显球、李昌庆、杨光洁、范启新、陈豫源、王秉心等。特别是后三人，和云南话剧界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范启新（1915—1990），生于昆明，笔名有火传薪等。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他即从事话剧活动；后又往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就读，1943年毕业。1935—1936年，他参加“金马剧社”“野草剧社”，曾任金马剧社的干事和金马巡回剧团团长。1943年，任“原野剧社”“民众剧社”的总干事。1938年3月他被选为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滇分会理事；1944年9月被选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理事。
范启新主要从事话剧创作和导演活动。他写于抗战时期的剧本，有《避难者》《谁之罪》《风狂海啸》《锄奸记》（三幕剧）、《人之初》（根据法国巴若来的原著改编）、《补衣人》等。《风狂海啸》《锄奸记》两剧，是为“教育部征求抗战剧本”而作，于1940年3月分别获备取第一名和备取第二名。他导演过的话剧有《避难者》《姊妹花》《古城的怒吼》《长夜行》《家》《人之初》《喜临门》《北京人》等。
此外，范启新还从事戏剧评介和戏剧理论的研究，所写的较重要的文章有《云南演剧的用语问题》《“象征主义”与〈九一八以来〉》《云南戏剧运动述评》等。他所撰的《剧场艺术概论》，已在1944年的《扫荡报》上选载，但似乎并未完稿。
范启新和云南抗战时期的话剧界关系密切，他的演出实践（导演）、创作成果、理论研究均有较大的成绩，只可惜没有加以总结和收集，未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巩固下来。
陈豫源（1911—1955），别号季云，原籍云南，出生于北京。1934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1935年（一说为1936年）回到昆明，负责筹办云南省立昆华剧院，筹备省立昆华艺术师范，并任云南省教育厅艺术教育专员。1938年初，他受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总会之托，筹备滇分会，于3月18日被选为该分会理事。1939年1月，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理事。他还是金马剧社的名誉指导员和省教育厅戏剧乐歌巡回教育队一队的队长。1940年11月，巡回教育队一队二队合并，仍由他任队长。他曾率领该队前往曲靖、宣威、会泽、昭通等地开展巡教工作。他还任戏剧杂志《戏友》旬刊的发行人，并主编《云南日报》副刊《艺术评论》和《正义报》副刊《影与剧》。
陈豫源所写的有关话剧运动和话剧理论的文章，较重要的有《抗战时期的艺术运动》《本省戏剧界抗敌分会成立感言》《艰苦奋斗的金马剧社》等。他更多的活动，是从事戏剧教育（任省艺术师范学校戏剧电影科的负责人）和话剧导演。八年间，他导演过的话剧有《烙痕》《反正》《曙光》《战歌》《雷雨》《前夜》《黎明》等。
陈豫源的话剧创作，有独幕剧《邻患》《我们的国旗》《战地鸳鸯》《抽水马桶》和儿童剧《海葬》（又名《一群小俘虏》）等。《抽水马桶》据说曾得到曹禺的好评，1939年7月由省立昆华艺术师范校友会公演。此外，他还有京剧剧本《黑龙潭》，由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印刷，云社发行。书前的《赘言》说，剧中所写的薛尔望，除根据历史记载外，还杂以虚构，用以加强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剧情的穿插。写作的动机，一面是表扬“薛氏全家的忠烈”；另一面则为了温故而知新，“凛惕历史的悲剧”。该剧唱词流畅、优美，但戏剧冲突不够集中、突出；曾由教育厅实验剧场公演。
王秉心（1905—1973），云南易门人，又名王旦东。他曾在上海、北平两地求学和工作，1935年（一说1936年）回昆，任云南省教育厅艺术专员。抗战前期、中期，他的工作任务基本上和陈豫源相一致。
王秉心导演过《烙痕》《反正》《曙光》《夜光杯》《黑地狱》《复活》等话剧，并带领戏剧乐歌巡教队去各专县演出。同时还写过一些重要的文章，如《从动员乡土艺术说到花灯剧》《从本省话剧运动说到灯剧运动》《一年来云南戏剧工作的检讨》等。1942年，昆明戏剧界（由王秉心领衔）请求有关当局饬令缓演《野玫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秉心筹组的“救亡花灯队”（后改名为“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和《茶山杀敌》的写作和演出。抗战开始以后，他深入市镇、农村宣传抗日。他从《五里亭送郎出征》《新十二属小调》等受群众欢迎一事得到启发，萌生出用旧的戏剧形式来为抗战服务的想法。他认为，花灯是云南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兼有旧戏，话剧，山歌，小调，弹词，花鼓等六种之长”。这六种艺术形式所能表演的题材，花灯都能表现。为此，他组织了救亡灯剧团，并于1938年5月1日，在昆明公演了新花灯剧《茶山杀敌》。该剧又名《茶山配》，描写安徽省一个茶区的红枪会勇士装扮成妇女，用计谋杀死侵略者的故事。它通过青年男女在茶山的笑闹，衬托出日军的狠毒、残忍。该剧以后还在县区多次演出，获得了成功，“有了十八场的满座，观众中大学教授至僧尼使月，各层民众都有”（《从本省话剧运动说到灯剧运动》）。演出时，“舞台上的色彩、光景和音乐是观众最感兴趣的部分，显出了很大的魅力”（《南方》第一卷第八期《看了〈茶山配〉》一文），被誉为“通俗化的宝贵收获” 见1938年5月15日《云南日报》所载亚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