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3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这是有关《新青年》的信。在五四落潮期,《新青年》同人于1920年已发生明显的分化。胡适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主张把《新青年》从上海“移回北京编辑”等等。鲁迅针对胡适要《新青年》“不谈政治”这一主张,指出:“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11〉,第371页)这时,胡适已开始和研究系接近。鲁迅知道“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因此主张“索性任它分裂”(录自《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第10页)。
按:《Soviet Russia》(义即《苏俄》)是在纽约用英文出版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从第8卷起,即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上面译载了《苏俄》周报上的大量文章。
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大会,鲁迅对该会的活动很支持。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它的《宣言》由周作人于1920年11月28日起草(据《周作人日记》),“郑振铎说,……经鲁迅看过……据说,当时北洋政府有所谓文官法,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社团;鲁迅……因此不便参加文学研究会”[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65页]。
12日,“午后往高师校讲”。这是鲁迅第一次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改为高等师范大学)讲课,兼任该校讲师,讲授小说史。
本月,作小说《故乡》,写“我”回到久别的故乡,看到农村破产、人民穷困的凄凉情景。鲁迅塑造了闰土这一典型形象,表现出他对农民的生活困顿和精神麻木的深重关切、悲愤。小说在最后说:“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对未来寄托以希望。
2月
8日,获大总统授予的四等嘉禾章;同时被授章的还有虞铭新等共19人,章分二、三、四等三种。
本月,校《嵇康集》和借《青琐高议》。3月14日,抄讫《青琐高议》,3月和10月,一再校阅《嵇康集》。
3月
29日,周作人因患肋膜炎住医院,直至5月31日止;6月2日,即往西山碧云寺休养,到9月21日才回家。在住院以前,1月份即开始大病。鲁迅在1月3日的信中说周作人“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11〉,第371页)。同时,周沛也因下痢住院二十多天。这就加重了鲁迅的家务负担和经济负担,使得经济状况十分困顿。在本年,鲁迅曾向义兴局、大同号举债四百元,并向齐寿山、许寿裳、宋紫佩等借钱数百元(见3月29日、4月1日、8月6日和10日的《日记》等),总数已在千元以上。
4月
11日,“晚得伏园信,附沈雁冰,郑振铎笺”。这是鲁迅和沈雁冰之间的联系的开始。
5月
4日,“取《工人绥惠略夫》译稿钱百廿”。这是在《日记》中记下来的第一笔稿费。在这以前发表在《新青年》上面的文章,是尽义务,没有稿酬的。
6月
3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因薪水无下落,赴西长安街总统府请愿,卫兵把马叙伦等十余人打伤。这一件事,鲁迅于1922年6月写进小说《端午节》中:“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1〉,第535页)
10月
3日,“傅增湘之父寿辰,其徒敛钱制屏,与一元”。这类事多次发生,如1923年5月10日,“有人醵泉为秦汾制屏幛,给以一元”。同年9月10日,“彭允彝之父作生日,有人集资,出一元”。鲁迅在《狗?猫?鼠》中说:“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2〉,第235页)他认为“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11〉,第269页)。这还是指一般的交往而言,如果是像“有人”等那样,对傅增湘、秦汾、彭允彝这些权贵巴结,鲁迅就十分反感和憎恶了。
12日,北京《晨报附刊》(即原第7版)正式创刊,独立出一页四开小张,附《晨报》分送。“附刊”这名称是鲁迅定的。(据《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12页和孙伏园的《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
按:从这时起至1924年止,鲁迅和《晨报附刊》有较深的关系。
24日,“下午往午门索薪水”。当时,教育部欠薪很厉害,到10月,才发到5月份的俸钱。当时在北洋政府任职的中下级官吏,被称之为“灾官”,地位和“灾民”相近似,所以鲁迅也只好和同事们一起去索薪水了。
11月
4日,“上午得胡愈之信”。胡告诉鲁迅,爱罗先珂最满意自己写的《鱼的悲哀》,可以先行翻译。本月10日,鲁迅即把《鱼的悲哀》译出。(据《〈鱼的悲哀〉译者附记》)
12日,“夜往教育部会议”。14日,按照公同集议,参加教育部员司的集体“暂行停止办公,以冀长官之反省”(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第90页),从速解决部员之俸薪积欠问题。
12月
4日,中篇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附刊》上连载(至1922年2月12日载毕)。它是鲁迅的代表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已用世界的主要语种来翻译,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发表之初,即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如沈雁冰只看到第四章,就认为《阿Q正传》“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法国的罗曼?罗兰极大地肯定小说的艺术魅力,说阿Q的形象在读后“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小说塑造了阿Q这个典型。通过对阿Q命运的描绘,反映了我国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所遭受的剥削、压迫、毒害和摧残,反映“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鞭挞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小说反映了农民由于悲惨的处境而必然会起来革命的趋向。当有人认为阿Q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这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时,鲁迅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的成因》)
鲁迅把阿Q的活动放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幕布面前来展开,是要在艺术形象中对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进行总结,对这一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作尖锐的批判。阿Q的被杀,说明辛亥革命的夭折和失败,证明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国必须有一场新的革命风暴。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
18日,鲁迅参加签署的《教部员司之请薪呈文》发表于《北京日报》。这是给大总统的呈文,“为最后之呼吁”(见《鲁迅研究文丛》第3辑第467页和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第90页)。
本年的著译计:小说2篇,杂文29篇,书信23封,翻译24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167封,发信142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76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24人)。
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提倡文学要为人生,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发起人为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和周作人等12人,所出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
1月,《学衡》杂志创刊于南京。它提倡文言,反对白话,攻击白话文为“句必盈尺,字或累万”,提倡“国学”,反对新文化,攻击新文化动运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
4月,广州非常国会制定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当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于5月5日就任,并发表就职和对外宣言。
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在上海后在嘉兴召开,出席者为毛泽东、董必武等;5日结束。当时陈独秀在广东,没有参加大会,但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仍被选为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7月中旬,创造社在日本成立。初期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即反对“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后期提倡革命文学。发起人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所出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刊》等。
8月5日,《女神》由泰东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集。
12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会谈了五天。马林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对中国革命问题提出建议,孙中山表示赞同。
10月27日,严复(1854年生)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