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日,中国留日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到会者千余人,马君武、邹容等演讲,当着清驻日公使蔡钧的面提倡反清排满。根据鲁迅当时对开会的热心,他可能参加了团拜。
10日,听嘉纳治五郎演讲。下午7至8时,嘉纳氏召集广东、浙江、江苏速成师范卒业生,讲演中国教育事业问题。他叫学生“善藏锋颖”,说“目前惟有忍耐之一法”,又说“振兴中国教育……固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之外”,否则,他就认为是“悻悻然出之以小丈夫之意气,而于时局终无所补”云云。这次讲演“规定在校诸生皆列席”(见第3册《游学译编》,第22、26、28页)。
2月
约于本月,参加在东京的绍兴同乡恳亲会,到会者共27人,并签名于《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之上。(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第204-212页)
3月
10日,开始从嘉纳治五郎学柔道(一种日本武术)。鲁迅“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第58页)。大约从这时起,他与许寿裳逐渐相熟,经常对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许寿掌:《我所认识的鲁迅》,第8页)。
按:嘉纳认为:“中国文武分途,体育不讲,流于文弱……非讲求体育不可。”(《游学译编》第3册,第32页)他本人是柔道家,于1903年3月在弘文学院内兴办了讲道馆牛込分场。在“讲道馆入门者名簿”的“牛込分场?明治36年3月10日”一栏里,就记有鲁迅以及许寿裳等三十一人是其第一批门生。(据197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第69、70页)又在报名簿中鲁迅的名字上写明为“清国……会稽县城内都昌坊口户主”,名字下面,则加盖了“存诚去伪”字样的印章。
20日前后(据197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鲁迅的境界》),剪辫并拍断发小照。鲁迅说他的剪辫“只为了方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6〉,第559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某些清国留学生的辫子特别厌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他们“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鲁迅讽刺地说他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另外,清政府要日本把剪辫的学生“放逐出境”。所以,鲁迅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辫,那是要冒风险的。
26日,弘文学院会计干事关顺一郎集学生部长等十余人,发布新定规则十二条,说“4月1日即须实行”(据第4期《湖北学生界》。第3期《浙江潮》说发布规则为3月25日)。规则规定:“除告退外,无论临时告假归国及夏假中归国者,每月须纳金六元半”;“洗濯一月三次,……自备之物宜由学生自理”;“患病者两周之内,医药金皆由学校支出,逾则学生自理”。留学生对这些规则有异议,一两天以后,提出修改意见:“临时告假归国者如议,夏假归国者不纳”;“洗濯一月四次,被单等亦宜洗”;“诊医以十四次为度,药费亦如之,逾则学生自理”(均见第3期《浙江潮》,第159页)。
28日,弘文当局毫不考虑学生的合理意见,宣称规则“坚不可改”,并威胁学生说“其退校如之何”。学生早已认为规则十二条“无一关于学课,不过为赚钱计耳”,今学校当局又出言无状,大愤,乃于次日(一说为当日)集体罢课、离校。(据第3期《浙江潮》和第4期《湖北学生界》)离校人数,上两刊说是52人,《鲁迅的境界》说是48人。《宏文学院沿革》的明治三十六年三月条目中,列举集体离校的学生名字,其中有鲁迅、许寿裳等。
按:据第4期《湖北学生界》和第1期《江苏》所载,集体离校者计“年半速成师范科八人,三年速成师范科十三人,浙江师范科十二人,本科五人,速成本科十四人”。(这里所列的学科为本科和师范科没有普通科)因此,《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说鲁迅当时学的是师范科,确乎是事实,不是笔误。至于师范科所学的,“为师范讲义:算术、博物、物理、化学、体操”,每周授业34时(据缪荃孙编著的《日游汇编》,第17页)。
29日,因学生大举离校,嘉纳治五郎复邀集学生代表开会(据第3期《浙江潮》)。鲁迅和许寿裳可能参加了这个会。鲁迅书信中所说的“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似即指此。
30日至4月1日之间,邹容、陈独秀、张继、王孝缜、翁浩五人因江南班监督姚文甫和钱某的妾有奸私,便“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子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3页)。鲁迅后来曾把自己剪辫和姚文甫的事综合进《呐喊?头发的故事》中,说:我剪掉了辫子,监督大怒,威胁“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个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1〉,第463页)
按:3月30日,缪荃孙“酉刻赴新桥上火车”,姚文甫还送到火车站(据《日游汇编》,第21页)。4月2日,鲁迅给周作人信中已讲到“监督姚某亦以私事被剪发逃去”(《人物》,第192页)。可见,姚被剪辫,应该发生在30日晚送火车回来以后至4月1日这段时间内。有人说这事发生在8月31日,现录于此以备参考。
4月
2日,寄周作人信,谈及“弘文散学事”和姚某被剪辫,并寄回《清议报》合订本八册和《新小说》《新民丛报》及断发照相等。
按:从所寄回的刊物来看,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大量阅读梁启超那一派的东西。当时,梁启超在留学生中影响比较大。这一方面因为梁的“笔锋常带情感”,有鼓动作用;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在办《民报》以前,对理论宣传工作重视不够,思想阵地大半还由康、梁所占有。
16日,上午10时,弘文学院全体学生开回院式大会。“先由总监督对嘉纳致抱歉之词,次嘉纳氏仍嘱学生演说”,即希望学生“致抱歉之词”,但“学生默然”,“总监督又嘱之学生,学生又默然”,于是嘉纳氏只好起来代表学院承认错误了事。这次学潮以鲁迅等的胜利而告终。(据第3期《浙江潮》,第165页)
18日,寄周作人信,告知弘文罢课离校事已结束,学生已经返院;又寄断发小照一张。(据《人物》,第193页)
27日,托胡韵仙转交周作人一信,阻其退学。(据《周作人日记》),1903年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年头。在弘文学院发生学潮期间,南京水师学堂、浙江大学堂都发生风潮甚至散学,胡韵仙(他于4月28日被学堂迫令退学,据《知堂回想录》,第111页)、周作人均准备退学。鲁迅不同意这种做法,加以劝阻。
约于本月,以断发小照赠许寿裳,后补以诗,即著名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6月
发表翻译的《哀尘》(即雨果的《芳汀的来历》)和编译的《斯巴达之魂》于《浙江潮》第5期(后者之下半发表于该刊第9期)。
7月
5日,开浙江夏季同乡会,“凡吾浙留东学生与在东游历绅士及横滨之浙商”均来参加(见第6期《浙江潮》)。鲁迅当时在东京,应该参加了这个会。
按:《浙江同乡会简章》规定:“凡开会前三日,由书记报告同人,不得无故不到……开会时由书记将会员姓名榜示会所”(第1期《浙江潮》)。因此,凡同乡会,鲁迅在东京时,如无特别原因,总该是到会的。下同,不再一一说明。
约于本月底,鲁迅回国探亲。
9月
7日,离家返日本。时周作人往南京,即同行。8日,到杭州,住杭州旅行社。9日,伍崇学来访,相约下午同往上海。10日,船抵上海,住伍的熟人张芝芳处一直到12日。13日,乘邮船往日本,约于18日到达东京。(据《人物》第193、194页和《故家》第351页)
约于本月(据“癸卯新秋”折算新历),作《〈月界旅行〉辨言》。
10月
3日,参加浙江特别同乡会,这会在上野三宜亭召开,“凡寓东京、横滨之同乡咸至焉”(第8期《浙江潮》)。会上公议对付高尔伊盗卖矿产之办法,决议致书国内和揭告日报加以反对。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所斥“为外人伥”之“浙绅某”,即指高尔伊。
10日,《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鈤》发表于《浙江潮》第8期。前者表现出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署名索子,后者是我国较早介绍镭(即鈤)的文字,署名自树。
本月,据日本井上勤译本重译的《月界旅行》(法国凡尔纳所作的科学幻想小说)一书,由东京进化社出版。井上勤译本凡28章,鲁迅“截长补短,得十四回”。
11月
约在本月(癸卯十月),东京的“浙学会”会员,商讨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想首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武装根据地,再逐渐扩大”。由于鲁迅有强烈的革命热情,许寿裳等便邀请他参加。他“欣然允诺,毫不犹豫,意志非常坚决”(《日本》,第55页)。
12月
6日,参加浙江冬季同乡大会,到会者共105人(据第10期《浙江潮》)。
8日,翻译的《地底旅行》(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前二回载于《浙江潮》第10期。全书后由南京启新书店于1906年出版。
约在本月,参加浙学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这时,“还没有‘光复会’之名,实则‘光复会’即肇始于此”。沈瓞民1904年的诗《柬豫才兼示师曾》中的“东亚风云起,吾曹效力时”,就是指他们参加筹组“光复会”、从事革命活动而言(据《日本》,第55页)。
本年,与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据《日本》,第29页)
约在本年,据说写了两首讽刺诗。一为批判我国在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的保皇派学生的宝塔诗,诗句上短下长,作宝塔形排列。该诗写这些保皇派学生“挺胸肚开步走”,很是趾高气扬,而所追求的乃是“哨官营官是我本分”,甘当清朝政府的爪牙。一是讽刺王惕斋的打油诗,当中有两句是“钦差唤过王爷叫,忙煞新桥独臂翁”。
按:王惕斋,名仁乾,浙江慈溪人。他住于东京新桥,一臂为马车碾断,自号“独臂翁”;热衷于为达官贵人送往迎来。例如1880年李筱圃往日本观光,1902年俞明震奉命率鲁迅等往日本留学,1903年缪荃孙、张謇等游日本,他都参加迎送、照料或派仆役到旅馆招呼。(据《日本》,第31、32页;1902年3月28日《申报》,《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第105页和《日游汇编》《癸卯东游日记》)
1月21日,留日学生欢迎汪监督大燮大会,公举汪为留学生会馆馆长。
1、2、3月,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分别创刊于日本。
4、5月,拒俄运动兴起。当时,沙俄不但不遵守《满洲撤兵条约》,反而增兵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4月28日,东京《时事新报》上刊登俄国代理公使的谈话,说“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于是,留学生于29日召开大会并讨论组织拒俄义勇队。30日,签名愿入义勇队者百三十余人,愿在本部任职者五十余人。后因为日警察出面干涉,于是解散义勇队的形式而保留其精神,于5月初易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5月,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全书两万余字,共七章,尖锐地揭露清朝统治者,并大力抨击了保皇党。
6月29日,上海《苏报》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光绪帝斥为“载湉小丑”。这是针对康有为说什么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而立论的。6月30日,章太炎被捕。7月1日,邹容到巡捕房投案。
7月19日,沈荩在北京被捕入狱,31日在狱中被残暴地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