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上半月,送挽联悼同班好友丁耀卿:“男儿死耳,恨壮志未酬,何日令威归华表。魂兮归去,知夜台难瞑,深更幽魄绕萱帏。”(《人物》,第185页)
17日,毕业大考开始(据《人物》,第185页)。
按:从1899年1月始业,到这时整整三年。
27日,矿路学堂毕业。毕业文凭上写着:“考得一等第三名。矿学捌分陆厘;地质学捌分柒厘;化学捌分柒厘;熔炼学捌分陆厘;格致学捌分柒厘;测算学捌分柒厘;绘图学捌分伍厘。”(见《南京》上的“执照”)
按:满分为十分。又,在“学业履历书”上,鲁迅说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即1901年10或11月)于本国南京官办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卒业”(1976年4、5期合刊《山东师院学报》,第95页),这可能是根据原定的卒业时间来填写。但因为国外技师未到而延期开学,所以,实际的毕业时间就拖后了。“履历书”和文凭所填的毕业时间不同可能和这有关。
又,鲁迅在矿路学堂读书的第二年,“总办是一个新党(即俞明震),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学堂里又设立—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应为《译书汇编》)(〈2〉,第296页)。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开始大量阅读新书刊,开拓了眼界。同时,课余又喜欢“阅读小说(笔记小说、西厢记等),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南京》,第25页)。在南京这几年,除1898年开始用“戛剑生”这别号以外,后来,还用过“戎马书生”这个别号和刻了一枚“文章误我”的图章。“文章误我”,也就是说写八股文、读经书那一套误我。这可以看出鲁迅对科举制度、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后来,他还说过,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戎马书生”,是说自己虽然是学生,但是,这是穿上军装,骑在马上的书生,是勇于战斗的。他当时经常骑马,“每天总要跑它一两点钟”(〈13〉,第38页),“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页);“又常跑到明故宫一带去。那时明故宫是满洲人驻防兵的驻所……汉人骑马到那里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骂投石的。鲁迅他们冒了这个危险去访问明故宫,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鲁迅的青年时代》,第99页)。
2月
2日,购买《天演论》一册,并即往水师学堂向周作人推荐,夜同阅《天演论》等至十二点才睡。(据《周作人日记》) 按:关于购读《天演论》一事,请参看1981年第8期《云南社会科学》上拙文:《关于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 20日,在赴日留学之前,回家探亲,并为出国做准备。(据《人物》,第187页)
3月
17日,从家乡回到南京,带来书籍多种,当中的《科学丛书》第一集10本,《日本新政考》2本,《和文汉读法》1本,准备带到日本去,以供参考。(据《人物》,第159、188页)
23日,周庆蕃为鲁迅出国留学饯行。(据《人物》,第189页)
24日,随俞明震总办乘“大贞丸”往上海。本日,胡韵仙有诗三章为鲁迅送行,说“回天责任在君流”,“劝君更展济世才”,对鲁迅寄予殷切的期望。(据《故家》,第296、297页和《人物》,第189页)
29日(据1902年3月28日《申报》)乘日船“神户丸”离上海往日本。
4月
4日,到达日本横滨。
7日,寄周作人信,告知“现住东京市麴町区平沙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人物》,第189页)。
鲁迅曾说:“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6〉,第557、558页)。(按:周启明在《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7页说:“鲁迅等人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误。请参看1980年第2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拙文:《鲁迅是哪个单位保送去日本留学的?》)这次往日本,同行的有张协和、伍崇学、顾琅、徐广铸、刘迺弼等人;鲁迅是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生奏奖五品顶戴的身份”(1978年2月出版的第一期《国外社会科学》,第65页)留日的。
按:陆师学堂有赏顶戴的规定。《江南陆师学堂招募章程》说:“第一年考列前茅者,议加赡银,并赏功牌、衣料。第二年亦前列者,请赏顶戴……”(转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第436页)至于鲁迅的“五品顶戴”,国内尚没有发现档案材料,但据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照,有一个1901年的毕业生,由于“共得满额分数柒成以上”,所以“赏予六品顶戴,填给贰等学照”(《南京》,73页)。鲁迅比这个学生只晚半年毕业,分数在满额分数八成以上,是矿路学堂一等第三名毕业生,所以,有一个“五品顶戴的身份”是可信的。
13日,把旅途的日记《扶桑记行》(现尚未发现)寄回。周作人说内容“颇可观览”,他和胡韵仙各抄录了一份(据《周作人日记》和《人物》,第190页);24日,周作人把该日记原稿寄回绍兴。
本月,入东京私立弘文学院。该院在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掌院(即院长)为嘉纳治五郎。他本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柔道家,儒者,抱着“即使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计,也应为清国尽力”的打算,创办了弘文学院,据说宗旨是“为清国学生教授日语及普通教育,以期培养成材”云云。鲁迅先读普通科(据《浙江潮》第1期和《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后入师范科(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弘文学院当时的作息时间为:“上午6时起床、6时半行礼、7时早餐、8时至12时自习、正午午餐、下午1时至5时上课、5时半至9时入浴、9时半行礼、10时熄灯”(1978年2月出版的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第67页)。
6月
8日,寄回上月拍的、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片三张:一张给周作人,另外两张托周作人分别送十八叔祖和祖父等。给周作人的那张,背后有题记:“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人物》,第190页)
28日,参加清国留学生会馆于锦辉馆召开的临时大会,听吴敬恒等演说内地情况(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会馆大事记》)。当时,吴稚晖“正和公使蔡钧大战,名驰学界”。这天,吴因被公使嗾人打伤而“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谈到这件事时,说当时认为吴是“排满的英勇的青年”,同时又认为吴的讲演有“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6〉,第558页)。
7月
10日,用白话给周作人写信(据《人物》,第190页)。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后期,即“东涂西抹喜作白话文”(寿洙邻的回忆,见《鲁迅在绍兴》之三,打印本,第6页)。在日本时,他可能就已自觉地练着用白话来写作了。
8月
7日,因日本把中国留学生吴敬恒、孙叔方驱逐出境,引起学界骚动,弘文学院自本日起停课一周(据197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第66页)。
10月
10日,寄周作人信并附诗二章。诗已佚。(据《人物》,第191页)
28日,学监大久保对鲁迅等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大吃了一惊……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6〉,第315页)。
按: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一贯“尊孔”,曾任日本汤岛孔庙执事(据1906年《教育世界》,第134期)。他在弘文学院提倡尊孔活动,规定10月28日“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等(据197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鲁迅的境界》)。
11月
参加浙江同乡会并摄影。
本年,鲁迅抱着革命的目的去日本留学。他和其他进步的留学生一样,“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6〉,第558页)。他特别反感那些整晚学跳舞,把地板跳得“咚咚咚地响得震天”的留学生,反感于那些不认真学习而热衷于关在房子里炖牛肉吃的人。他说:“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3〉,第187页)
1月8日,那拉氏等入京还宫。
2月8日,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于日本横滨,为半月刊。10日,梁创刊《新小说》于上海。
2月10日,中国留学生会成立于东京,与会者274人,公举清驻日公使蔡钧为会长。
4月8日,章炳麟等倡议的“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原定当天在东京举行,因日警阻止,会址改在横滨,孙中山等均参加。
6月22日,清政府拍电给日本外部,请饬清国留学生不得去辫发,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则无论官私,悉放逐出境。
7月29日,蔡钧令警察入使馆逮捕跪求之学生。这引起留学生公愤,拍电给外务部,“乞大臣代奏将蔡使撤回”,而蔡钧的电文则说:留学生“昼夜哄闹,破门碎窗,无礼已极,幸捕弹压”。
8月7日,日本政府把吴敬恒、孙叔方驱逐出国,二人于8月13日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