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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南联大小说作者群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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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作者,是组成云南小说园地的一支重要队伍。除李广田、沈从文、冯至、陈铨等著名作家外,还有林抡元(林元)、汪曾祺、方龄贵(辛代)、王铁臣(田堃)、刘北汜、卢福庠(卢静)、刘兆吉、蔡汉荣(马尔俄)、李金锡等一批新人,可谓群星闪烁。

  李广田的小说,已在第二节中论及,这里不再复述。沈从文出版的《主妇集》《长河》,写于抗战以前或来云南之前(《长河》到昆明以后曾重写),这里略而不论。他的小说,和云南关系比较密切的是《王嫂》《乡城》《动静》,前两篇比较受人重视。

  《乡城》着重批评抗战宣传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一个由青年组成的服务团下乡宣传抗日,但张贴的红绿标语却用“美术字,歪歪斜斜,不大认识”;而代出征军人家属写的信,满纸学生腔,如“我忠勇的健儿,时代轮子转动了,帝国主义末日已到,历史的决定因素不可逃避”,连县长也不大看得懂。此外,又没有“收信人军队番号,也不知驻防地点”。作者深为慨叹,在文后的“附记”中说:“‘下乡宣传’,这件事自然很好。可是宣传并不只是靠‘热情’,还需要知识……想教育乡下人,得先跟乡下人学学……”

  《王嫂》的主人翁是一个善良的女仆,她信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格言。小说写她乐天知命的性格,颇为生动。但是,主人翁心中也自有悲痛:女儿因生孩子而死去,儿子在敌机轰炸时险遭不幸。尽管她白天“只是微笑”,“到晚上,却悄悄的买了些香纸,拿到北门外去烧化。她想起死去的女儿……躲在自己房中去哭了好一会”。从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王嫂比之《乡城》中的王老太太更为生动、真实和完整。

  沈从文作为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在云南期间,小说却写得比较少。但是,他对文学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陈纪滢在《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中所说的:  “从文到哪里,总有一批学生或倾慕他的青年男女作家围绕他。”例如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刘北汜、卢静、方龄贵等年轻人,就深受他的影响。

  冯至在1942至1943年间,写了历史小说《楚国的亡臣》(即《伍子胥》),部分章节发表于桂林《明日文艺》。它原拟由文聚社出版,但未果;后收入“文学丛刊”,于1946年出版。在以前的构思中,冯至赋予主人公浪漫的色彩。但是,随着作者思想的变化,主人公也变成“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的人”,从书中所写的许多琐事,可以联想到“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发挥了历史小说古为今用的战斗效果。

  陈铨以话剧创作著称,但他的小说也不少。在昆明期间,他有短篇小说《蓝蚨蝶》《夜阑》和《花瓶》。小说《蓝蚨蝶》和话剧《蓝蝴蝶》均写到蓝蝴蝶在坟间飞翔;《花瓶》则是“《野玫瑰》的前身”。陈铨的作品,不论采用何种文学形式,均为作者表达思想的工具。他还有长篇小说《狂飚》,脱稿于1941年3月,“是在昆明一气写成的”。全书共37章,时间起于1919年“五四”前后,终于1937年无锡陷落和南京大屠杀之后不久。小说着重写薛立群、王慧英、李国刚、黄翠心之间的感情纠葛,分别以薛、王两人为中心,组成了两组三角恋爱的关系。从第32章开始,描写重心转向抗日斗争,贯穿着日军疯狂的侵略行径和血腥屠杀的罪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坚贞不屈。作品以“天已经在明了,你看,东方已经起了一道曙光”结束,富有寓意。

  小说指出,“感情像一阵狂飚”,这感情指个人主义的感情;又说,抗日战争是“震摇宇宙的狂飚”,这是指民族主义的狂飙。前者以薛立群、黄翠心为代表,后者以李国刚及其父李铁崖为代表。李铁崖是清末的革命党,到抗战发生时,他已经组织起四万人的游击队;李国刚则任空军“大鹏队”的副队长,后在空战中牺牲。战争使薛、黄二人觉醒。黄翠心认识到“自己完全沉溺在个人生活中间”是不对的,准备为民族解放而“牺牲一切”;薛立群为了家仇国恨而投入民族主义的狂飙,“托人带口信给铁崖,要加入游击队工作”。作者认为,“从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转变到现阶段的民族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狂飚》就是通过对两组三角恋爱的描写和薛、王、李三家在19年动荡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发展,特别是通过薛立群的人生轨迹,为这种认识进行艺术图解。

  西南联大年轻一代的作者,因为是大学生(有些已毕业留校任教了),所以就多反映大学生的生活,如林元的《王孙》《大学生》,卢静的《骑士录》,刘北汜的《青色的雾》和刘兆吉的《木乃伊》等。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对大学生的不健康思想、消极现象采取批判态度。王孙为光宗耀祖而读书,纨绔子弟张德华吹嘘什么“大学时期的唯一需要便是恋爱”;周稚菊是“学而优则贾”,沉迷于跳舞、美色。卢静说像周某这类人,成天“陶醉,陶醉,除了陶醉,人们不再需要什么。谁管它明天这世界会不会毁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木乃伊》主人公居静开头因对抗战沉默而被人称为“木乃伊”,但他乖巧得很,转眼就改弦易辙,取别号为“战鼓”,并抄录《救亡日报》的消息,出《战鼓摘录》,因而视听一新,被视为激进分子。

  更有甚者,战鼓在《新生》半月刊上发表的诗文,“都是炸弹、头颅、血花、死呀、冲锋呀、民族观念、国家意识呀,全是惊人的时髦字句所组成”。因此,他被推为刊物的总编辑并建议把刊物易名为《战鼓》半月刊。他的文章,不仅字句时髦,而且“用标点符号的方法也有些特别,惯用惊叹号,好像他的诗文,都是声泪俱下,哭喊着写成的,十句中就有八句用惊叹号,而且轻易不单用,往往每句末尾都是缀上三个”。于是,居静就成为大忙人:“不但是战鼓半月刊的总编辑,又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抗日血报文艺栏的特约撰稿者。”他一面叫忙死了,一面又说:“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一般人仍在大梦沉沉,伤心!伤心!我决意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忙着干出头露面的事,结果“月考交了白卷,分数当然是零”。这位以战鼓为别号者大发感慨,说:“现在还读死书,考试,这完全是自私……我再不愿和这些‘木乃伊’为伍了。”

  这个人物形象,处处都使我们联想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颇具代表性。茅盾在评论《华威先生》时曾说:“抉摘那些隐伏在红润的皮肤下的毒痈”,乃是“深入生活的核心”的体现,这“标志着抗战文艺摆脱了初期的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局面而向现实主义深入了”《我走过的道路》(下),第48、49页。。这些话,我们也可以借来评价《木乃伊》。

  辛代的《无题》,田堃的《雨中》,林元的《哥弟》和汪曾祺的《复仇》《落魄》,则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的小说。《雨中》把花妞一家和小佩一家对比起来写,表现贫富的悬殊。《哥弟》所写的大淼一家和黄伯伯一家,都善良、正直、勤劳,人物都是正面形象。大淼抽着了当兵的签,应征后,未婚妻眼睛忧郁,脸上像笼上一层淡雾。《复仇》则写“宝剑客人”为父复仇的故事,和日本菊池宽的《复仇的话》有相似之处。但是,从主题来看,《复仇》要比《复仇的话》更为深广。菊池宽所写的仇人(已经失明)是自杀,因为复仇者不忍心下手;而汪曾祺所写的仇人,则是长年累月“匍匐着,一手錾子,一手铁锤”,开凿着悬崖绝壁的僧人。复仇者深深地被感动了,“他的剑落回鞘里”;拾起锤錾,和仇人一起继续开凿——为了更远大的目标而捐弃私仇。读者可能会引申开去:难道我们不应为了抗日的千秋大业而团结起来吗?

  这批年轻人的笔自然也关注着抗日战争。如辛代的《纪翻译》,揭露汉奸和鞭挞侵略者;马尔俄的《炉边的故事》,写人民在敌人的奸杀、轰炸下的觉醒。马尔俄还有《飓风》,它和卢静的《夜莺曲》都是写国际友人对我国抗战的支持。《飓风》写英国飓风型飞机飞行员劳伦斯和弗特烈在认识上有分歧,英国飞行员和美国飞行员之间有矛盾。后来通过一次空战,消沉者开始奋发,矛盾也得到了缓解。《夜莺曲》写的是美籍华裔奈尔,在滇西战场上轰炸日寇时,这位曾击落14架敌机的英雄不幸被炮火击中,“一缕喷泉从他的嘴里涌出来,这是血。他已呕完了他最后的一口血了,像那晚上不住啼唱的夜莺”。这两篇在题材上别开生面。卢静的《夜莺曲》文字洗练、优美,透出浓郁的诗的气氛,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飓风》则重视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其变化发展,写得真实可信。

  西南联大的小说作者群,老一辈的在思想上、艺术上比较成熟或基本定型了;新一代的作者,则在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但同时也体现出起点高、视野阔、方法多种多样和艺术性较强的特点。他们比较深入生活实际并从多方面获得艺术滋养。譬如说,他们一般都学习过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传统有所了解,当中不少人还能阅读英文,从外国文学中得到启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前面谈及的《复仇》,就体现了这种借鉴和创造的辩证关系。此外,以创作方法来说,林元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卢静的《夜莺曲》渗入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汪曾祺则有多方面的尝试,如《落魄》是现实主义的,《复仇》就有浪漫主义的因素,而《待车》则采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待车》写一个人在等火车时的思维活动,“人物”无名无姓。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云自东方来,自西方来,南方来,北方来,云自四方来。云要向四方散去。”“将晚的车子堆砌的影子太多了,是的,将晚的车子堆积的烟灰太多了。风和太阳把两边的树绿尽向车上倾泼,弄得车里车外淋淋漓漓。因此,车拼着命跑。”这里没有故事情节,打乱了时空顺序,文字只是随着意识而自由地流动。汪曾祺说:“我不排斥现代主义”“我二十岁时发表作品就受西方意识流的影响,受英国伍尔芙的影响”。

  西南联大的小说作者,仅以年轻的一辈来说,当时就使人有异军突起之感,后来,他们还有更大的发展。刘北汜、林元、马尔俄分别编就了短篇小说集《阴湿》《大牛》《飓风》,虽然后来未能出版,但已可以看出他们创作的势头。卢静的《夜莺曲》获得好评,后扩充为中篇,于1948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田堃在抗战胜利后,由新丰出版公司出版了中篇小说《死的徘徊》;至于汪曾祺,一直在笔耕上用力甚勤,成为撰写短篇小说和散文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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